数学文化传播的利玛窦模式及其影响

中国近代数学文化传播的"利玛窦模式"的主要内涵包括:把传播数学文化作为一种工具为传播天主教义服务;在上层社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范围内广交朋友并传播数学;将西方数学名著翻译成中文,使国人更好地了解西方的数学思想;重视数学概念的中文译名,创造了许多措辞达意的数学术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科学名词.利玛窦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演绎数学理论和数学计算技术,"利玛窦模式"也为欧洲输送了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成就.     

利玛窦中文著译语言研究综述

"西儒"利玛窦,作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桥梁式的人物,是明清之际较早进入中国的来华传教士。在其传教过程中,鉴于中国文人阶层"多关注书面语而少直接面谈"[1]29的学术习惯,为了适应文化环境和更好地传教,利玛窦与当时儒士合作著译了大量作品,其中囊括了科学、人文、宗教等领域。后世对其人及著译作品的关注和研究也是历久不衰。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源对1996年到2015年间关于利玛窦其人的研究作整体爬梳,并对其著译语言研究就语音、词汇、语法以及对翻译学领域的贡献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以呈现其发展轨迹、研究现状和有待深挖的空白点。     

利玛窦僧服改儒服事件研究初探

本文对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穿着的服装由僧服改为儒服这一事件从最初的传教活动与策略的转变、"改服"始末及"改服"事件的原因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总结出这一事件的进步意义。     

以《天主实义》为例——看利玛窦对儒学的阐释

利玛窦把天主教原理同中国儒家经典联系起来,用天主教教义附会、补充、论证儒家思想,对儒家经典进行新的诠释,这在《天主实义》中有具体的体现。文章主要论述利玛窦对儒学的阐释及其文化内涵,侧重于上帝即天主、天地崇拜以及对"天"的错误阐释三个方面。     

天主教和儒家孝论的冲突与对话——以《天主实义》为中心的考察

明末,围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语而展开的争论,使儒家和天主教孝论的区别得以凸显.为调和儒家和天主教关于"孝"的观念,利玛窦附会儒家文化,用儒家的"孝"来比附人与上帝的关系.在这一比附中,人与神之间的无限距离这一神学维度隐匿不见.儒耶孝论的冲突中,另外一个问题得以凸显,那就是天主教重视个体救赎与儒家重视维系血缘亲情之间的冲突.尽管争论中存在诸多冲突与误解,但在解释学看来,不可否认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关于艾儒略《职方外纪》相关问题的研究评述

艾儒略《职方外纪》是继利玛窦《万国图志》后最早系统介绍世界人文地理的著作。历来关于《职方外纪》的研究基本围绕"书名、作者和‘增补’问题"、"地名、地理知识和航线"、"各大文明及‘世界奇迹’"和评价等问题展开。其对中国近代化的价值还包括:全球一体:预示海洋时代的到来;文明气象:初现中西会通的端倪。     

郎世宁:中西融合的清廷意大利画家

明朝万历九年(1581年),当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携带传教所用的圣母像、耶稣像来华,将西方"文艺复兴"绘画风格传人中国.一百多年后,在利玛窦的故乡,又来了一位传教士,并且成为中国宫廷画家,他就是意大利米兰人郎世宁.     

利玛窦、章潢、熊明遇与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

南昌地区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较早、成效较好的地区之一,这与利玛窦、章潢、熊明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利玛窦在南昌三年,最早将西方文化传入南昌,开阔了南昌人的视野,也使西学开始在南昌等地传播开来。章潢是南昌籍人士中,直接与利玛窦交往,受到利玛窦的影响,接受并传播西学的第一人。他在《图书编》一书中为利玛窦介绍过来的西方地理学作宣传。而熊明遇则是在外省受到爱好西学的其他传教士和士大夫的影响,而成为西学的启蒙者,并对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产生影响的人。他的代表作《格致草》就是一部介绍西方格致之学的著作。     

利玛窦对儒家本原思想之批判及其矛盾——以《天主实义》为例

利玛窦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儒家思想中作为本原的“太极”或“气”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他论证了“天主”的超越性和真原性。得出这一结论时,利玛窦主要使用和发挥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与基督教的创世观念。但是亚里士多德实体理论存在唯物唯心之间的矛盾,而创世观念也存在矛盾,这使利玛窦在批判儒家本原思想时也陷入了矛盾。     

利玛窦与坤舆万国全图

提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我们都知道他来中国后通过翻译《几何原本》给我国传入了流行于欧洲近两千年的欧氏几何。其实，利玛窦不仅在中国传入了几何，而且也传入了其他一些科技知识，比如说关于地图的知识。1602年，利玛窦和李之藻(1565-1630年)在北京共同绘制了一幅大型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数数中华文化的闪光点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作"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专题演讲时,阐述了中华文化的三大优点。不喜远征中国人不会举一国之力去攻打远方的国家。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在中国传教30年。欧洲人曾反复问他,当时强大的中国会不会攻打欧洲?利玛窦回     

利玛窦:塑造理想中国

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在罗马首次出版,从此,耶稣会士的中国信息开始源源不断流向西方。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把一个物产丰饶,犹如"天堂"的中国介绍给欧洲;利玛窦和他的弟兄们,则将一个文化的中国展现在西方人面前。这个中国对了欧洲的胃口,"东西方初恋般美好的时代"逐渐展开。     

我国近代地理学与地理教育之肇端——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与地理新知识东传的回溯及其思考

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传入了世界地图,随之东渐的地理新知识有:地圆学说;水晶球体系的宇宙学理论;经纬度及其测量;五大气候带的划分;五大洲的新天下观;地图科学绘制法;世界地理新知识;外国地名的译定等。利玛窦带进的地理新知识猛烈地冲击了中国当时的知识界,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可惜这种影响很快就归于沉寂,随后又逐渐被淹没在"礼失求野"、"西学东源"的论调之中。但它终究为晚清中国地理学走上近代科学化的道路和近代地理教育的兴起,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译介学下探析利玛窦的译介活动与文化身份建构

<正>利玛窦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翻译和著述了不少作品,他虽非第一个进入中国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却是最有历史影响力的一个。1582年,利玛窦来到澳门,开始学习汉语。1602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使中国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之后,利玛窦到过韶关、南昌、南京等地,     

利玛窦两次易服及其内在的文化意义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新时代。其中,利玛窦的易服,一直被视为耶稣会士中国传教史中的重要事件。利玛窦易服至少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由修道服改穿僧服,第二次是由僧服改穿儒服。在易服问题上利玛窦并非首创,在日本和印度早有先例,也就是说在社会情境颇为类似的整个远东,耶稣会的易服行为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耶稣会内部在易服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曾引起过许多激烈的争论,直至利玛窦死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利玛窦两次易服的文化意义是一致的,本质上都在于自我调整。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传播

利玛窦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既传播了西方文化,也向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端州时期,奠定基础;南方活动,扩大影响;觐见皇帝,进贡方物;北京十年,大展才华。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关系密切。     

万里东来来相印证--《天儒印》研究

明清之际,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做了大量的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适应、沟通工作,虽然这主要是出于传教的目的,但实际上对于异质文化间的交往是有启迪意义的.作为此类著作的代表,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都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但方济各会利安当的<天儒印>还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一部典型的适应儒家的著作,它从基督教教理的角度出发,对<四书>中有关"天"、"诚"等范畴作了全面的阐释.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对今天的跨文化交流,颇具借鉴意义.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中国形象——纪念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四百周年

本文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和方法,考察《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塑造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既是西方社会总体想象的产物,又是利玛窦个人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时的真实印象。它受制于欧洲社会文化语境和读者期待视野,“为我所用”的立场显而易见。但由于采用的实录的方式,这一中国形象又具有某些真实成份。这一形象塑的双重特征,体现出“异国形象”塑造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利玛窦中止翻译《几何原本》再析

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只完成了前六卷,之所以如此,有人认为是利玛窦不懂立体几何,无法进行后面的翻译工作。此观点通过分析利玛窦当年在罗马学院的学习经历,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利玛窦和徐光启之所以没有继续后面的工作,实属无奈。     

《几何原本》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意义

明万历34年(公元1606年)秋天,在北京的一所宫殿式房子里,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与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正在合作翻译一本欧洲古典数学名著,这就是古希腊文明时代大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本书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于第二年春天译成前6卷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次翻译西方科学专著,它标志着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开端。不仅如此,这件事还给此后中国数学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得了解《几何原本》究竟是怎样一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