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与“小说界革命”之关系略论

吴趼人是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期为数不多的与梁启超有过直接交往的新小说家.他是<新小说>杂志中后期的总撰述员,在创作思想方面与新小说社的理论倡导有着许多吻合之处,尽管深入一层来看不过是貌合神离.他所主持的前期<月月小说>,秉承了<新小说>的办刊宗旨和体例.在创作实践方面,他所创作的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理想小说、社会小说等,都是晚清时期这些小说类型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体现着"小说界革命"的创作实绩.吴趼人与新小说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充当了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     

吴趼人小说创作与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离合关系——以《恨海》为例

吴趼人是晚清著名小说家,也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坚定追随者,然而最后他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了维新派小说理论的对立面。以吴趼人的《恨海》为例,揭示吴趼人在创作上悖离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原因及其结果。     

吴趼人小说创作论

吴趼人为《李伯元传》曰：“君之才何必以小说传哉，而竞以小说传，君之不幸，小说界之大幸也。”，吾于趼人亦云，吴趼人不仅以其丰硕的创作实绩名于晚清文坛，而且以其小说理论与梁启超等人合力指导和推动了小说界革命。其历史小说，社会小说，写情小说与笑话小说理论皆对晚清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将分别论述之。     

论吴趼人的小报生涯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虽然吴趼人认为小报生涯妨碍了他的进步,但是实际上办小报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吴趼人的小报生涯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娴熟的写作技巧,并使他及时了解时代动向,顺风而动,投入"小说界革命"的潮流。在晚清众多的报人兼小说家中,吴趼人极富于代表性。     

论吴趼人的历史小说创作

本文对吴趼人的三篇历史小说--<痛史>、<两晋演义>和<云南野乘>的创作与发表过程作了梳理,阐述了近代历史小说在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对传统历史小说"实录"原则的突破与补充.     

关于吴趼人的小说理论

吴趼人是晚清著名的小说家,也是著名的小说理论家。关于他的小说创作,论著甚多,而关于他的小说理论,则论者很少,似乎只有阿英、黄霖等(注)不多的几位专家学者曾为文进行过评述。其实,吴趼人的小说理论,同他的小说创作一样,也是应当予以注意的。笔者因此而为此文,想就吴趼人的小说理论,在阿英、黄霖等先生论述的基     

百年吴趼人小说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的吴趼人小说研究经历了20世纪前20年的滥觞期，20—40年代的学术奠基期，50—70年代的泛政治化与狭隘化时期及80年代以来的复苏与发展期，积淀下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迄今为止的吴趼人小说研究之整体水平还不高，这一研究现状与吴趼人作为晚清首屈一指的小说大家的地位很不相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梁鼎芬形象溯源

梁鼎芬是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重点影射的对象之一。小说中对梁鼎芬弹劾权臣、让妻与友以及性格特征的刻画都是在现实基础上的演绎。历史本相中的梁鼎芬被塑造成小说中梁鼎芬形象，是吴趼人顺应社会小说创作风气、追求小说真实性的需要，同时也受个人感情、人际矛盾和政治立场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无形中制约了小说的文学价值和道德期许。     

叙述自限与干预的失衡: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以吴趼人小说为例

在那些大量运用限制叙事的吴趼人小说文本中,由于叙述者开始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权力实行自我限制,加上一部分小说文本的叙述者的身份开始人物化、个性化,导致叙述者权威性不同程度上的削弱;于是,苦恼而不安分的吴趼人小说叙述者又纷纷自己显身,大量采用干预手段来加强叙述的可靠性.这一中国近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是晚清社会文化与文学转型期出现的小说创作的表征之一,亦是晚清新小说鲜明的叙事特征.     

上海世博会的近代创意与文学构思

本文追溯中国近代以来世博观念的转捩过程，清理上海办博的创意脉络，并着重对梁启超涉及上海世博会的小说创作成因、影响与变奏轨迹进行追踪整理。据此揭示梁启超有关世博的文学构想与圣路易斯世博会之关系，吴趼人《新石头记》受梁任公的影响，陆士谔《新中国》并未预言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事实。除学术价值之外，更具有强烈的服务现实的意义。     

杜严“睚眦”考，反证多隐匿——与丁启阵先生商榷

丁启阵先生在<杜甫、严武"睚眦"考辨>一文中引用了大量杜诗来证明杜甫、严武之间发生过"睚眦",然而对于所引杜诗如<哭严仆射归榇>等分析多不够客观,尚需重新解读;且最能说明杜甫、严武之间关系深厚的<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和<诸将五首>其五,丁文却都没有全篇引用并加以解析,难免有隐匿反证之嫌.     

从叙事学的行动元模式看窦娥之冤——兼评苏力先生的“冤案”观

从叙事学关于行动元模式看,在窦娥悲剧诸种因素中,窦娥冤死的"冤头"只能是判处窦娥死刑的楚州太守桃杌,这是<窦娥冤>运用脸谱化的基本手法,通过桃杌声称"告状来的要金银"的"言"而省略他收受金银的"行",又通过桃杌在审判中偏袒张驴儿的写意性叙述等,体现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倾向.因此,认为桃杌是"清廉但平庸"的官吏,对"取证技术局限"和"法官的智识局限"是窦娥冤死的"冤主",都不是切合作品实际的.     

澳籍华裔学者柳存仁先生近年《西游记》研究述评

崇敬胡适先生的澳籍华裔学者柳存仁先生,虽然名义上仍坚持吴承恩作《西游记》的看法,但他面对《西》书结构和文本的"全真味",面对宋元明全真教史中的大量资料,多层次全方位地证明了《西》书从构思、演衍到撰稿,均与全真教有关联,从而提出《西》书有一个全真教古本,确是近年《西》书研究中的一大创获.它实际是对"吴作"说的致命一击.     

从武梁祠“梁寡高行”画像石看两汉文化视野下的贞节观

历史故事是汉画中常见的题材,学界多有探讨,其中列女的故事题材也非常常见。武梁祠后壁及左壁的第一层装饰带含有七幅叙事性画像,均基于《列女传》中的描述。位于第一幅的便是"梁寡高行"故事画像石。本文对梁寡高行故事中的贞节这一观念在两汉的发展情况做了详细的论述,对社会贞节观的社会践行现实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结合时代背景及武梁祠设计者的思想面貌对梁寡高行画像的选择和其所要承载的功能做出了具体的论述。     

从《吴问》论重税先亡看孙武的民本思想

临沂银雀山汉简《吴问》记载了孙武根据晋国六卿自定地亩的大小,收取赋税的轻重,预言其败亡先后,劝谏吴王厚爱其民的史事,表现了孙武以民为本的军事思想。这与孙武后来谏阻吴王“民劳,未可”,暂时不要攻楚入郢和六年后“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的做法,以及《孙子兵法》中提出的“惟民是保”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孙武在军事上以民为本的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雄辩滔滔,时有新见 实事求是,立论公允——评吴代芳教授新著《古典文学论辩集》

吴代芳教授新著《古典文学论辩集》主要有三个特点和优点:一、雄辩滔滔,时有新见;二、实事求是,立论公允;三、视角含有审美,笔端常带感情,有着"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     

"楚尾吴头"考辨——兼论楚、吴关系

春秋时楚、吴两国的交界之地,古今习称“吴头楚尾“或“楚尾吴头“.考据楚国和吴国的历史发展和楚、吴关系的史实,春秋后期的“楚尾吴头“大致可泛指今安徽及至江西东北部的长江下游上段地区.最早使用“吴头楚尾“一词者,大概是北宋的江西籍文士.宋代以来,“吴头楚尾“或“楚尾吴头“乃成为常用的史地名词,但并非确切的史地概念.至今,出版辞典中这两词的条目,几乎皆据宋人的主流说法而解释为指今江西北部或江西省境.今人称“吴头楚尾“或“楚尾吴头“,就大大泛指了,不仅较辞典界定的历史地理概念宽泛得多,也较史实涉及的地域宽泛得多.在楚、吴地域文化研究中,若不对之考求由来、辨析正误而笼统言之,则不仅有悖史实,而且会影响到对楚、吴两国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及其成就的正确认识,导致楚文化和吴文化的研究陷入误区.     

"古学复兴"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把清代学术思想的“繁荣”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比勘,进而将清代看作是中国的“古学复兴时代”。对此,许多学者认为梁氏是从清代学术变迁的层面来比附西方的“文艺复兴”,只看到了二者表层的相似性。这自有其道理。但梁氏在进行这一比附的同时,进一步把握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的共性。此种共性就是梁氏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津津乐道的“科学精神”。     

六朝文化世族的形成及其对江南文化的影响

六朝时期,由于江南地区政局相对稳定,经济长足发展,南北文化交融,促使社会发展水平总体提高,涌现出一批以儒学为宗的文化世族,主要有以吴郡陆氏、顾氏、张氏为代表的吴姓大族;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侨姓大族;以吴兴沈氏为代表的由“武力强宗”转化而来的文化士族。这些文化世族各具独特的家学门风,在经学、玄学、史学、文学、艺术诸领域多有建树,对丰富江南文化的内涵,提升其学术品位,促进中华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赞美与悲悯:茅盾、吴组缃小说人物塑造之比较

茅盾和吴组缃都是社会剖析派的代表作家,但他们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茅盾对他的“民族资本家”系列和“时代女性”系列显现了赞美的主流态度,却影响了主题与人物的一致性,成为茅盾巨大艺术成就中的遗憾。吴组缃对他的“失业店伙”系列和“乡村女性”系列则表达了深切的悲悯,成为他作品中的作家、主题、和人物彼此之间的和谐与完整的自然成份,较为完美地体现了作者的含蓄深邃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