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韩愈排佛及其与僧人交往的诗文

韩愈排佛,主要是利用《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之辨"理论在佛教的宗教层面上反对佛教,很少涉及到佛教的义学即心、性等理论方面。韩愈与僧人交往并作序、赋、诗相赠的行为,不会影响其作为中唐时代排佛最猛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韩愈排佛却在生活层面上与僧人交往的这种矛盾性是在佛教从宗教和哲学两个层面上影响传统中国的背景下,伴随着佛教本土化和华夏文明逐步容纳吸收佛教的进程中展开的。韩愈作为这个进程中感受冲击剧烈,表现也极为活跃的宋代理学兴起之前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引起的争议也就更多。     

佛、道的对立与统一——简析《红楼梦》的宗教文化

佛教和道教一直以来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红楼梦》就体现出了佛教的“空无”观念和道教的“崇阴”思想,佛与道建构了《红楼梦》的整个宗教文化。我们通过对《红楼梦》具体情节中所蕴涵的宗教文化的简要分析,揭示出佛、道的对立与统一使小说所表现的宗教思想文化远远超越了其各自所能表达的范畴,也体现了作者最终的宗教导向意义所在。     

儒学的正统化与宗教神学化

孔子是一个伦理本位主义者,所以当他创立儒家学派时,便对古代的宗教与礼乐文化传统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造,即将祀神祭祖的宗教礼乐变为施行伦理教化的手段,从而建立起以伦理本位主义为中心内容的儒家礼乐文化传统。孔子尊崇古代文化的传统,也尊重社会普遍的信仰,所以他虽不言“怪、力、乱、神”,却并不否认宗教。因此他所主张的礼乐教化思想实质上即是以传统文化(《诗》、《书》、《礼》、《乐》)为基础,以宗教礼乐为形式,而以伦理教化为内容的人文之学。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一个精深广博的思想体系,它包容了古代的宗教文化,但并没有让宗教文化代替它。也就     

试论儒家礼刑观对西夏刑事法律制度的影响

作为中华法系在中古时期的典型代表，西夏法律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西夏刑事法律制度借鉴了儒家“德礼为刑罚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礼刑观，在罪名设置上严惩“十恶”及其他有损伦理纲常的犯罪，并通过限定亲属犯罪来维护家族伦理关系。在刑罚的适用上，强调“明德、慎刑”试图通过恰当的教化使民众服从；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亦遵循儒家一贯的“士庶有别”的等级观念制定特权法。西夏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吸收借鉴以“礼”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与自身法律文化相融合，从而成为中国法制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论《伍子胥变文》中的儒佛交融

《伍子胥变文》在佛教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其中却深蕴着儒家的传统思想与文化,如儒家的“天人感应”、“孝道”、“惩恶劝善”等思想,体现出儒佛交融的特点。考其缘由,在于佛教作为一外来文化,要想在儒家思想文化深厚的本土生存、发展,必须要对共同的伦理内容给予强调和突出,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以努力寻求两种文化之间的契合。     

“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从《受戒》看汪曾祺的佛教文化意识

和尚恋爱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是一个禁区．汪曾祺的《受戒》却将宗教与爱情,佛性与人性和谐地融为一体．（《受戒》消解了佛教作为信仰的严肃性,漠视佛教的清规戒律,张扬人性,倡扬人们充分地享受生活,回到“人间佛教”中,构建了一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美好世界。这是《受戒》中体现的佛教文化意识,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儒道佛教精神共同构成的艺术化的人生。     

论《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的文化价值

发掘《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的文化价值,走出简单地把《高僧传》中的僧人神异事迹视为迷信故事的误区,可以发现《高僧传》中的僧人神异事迹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其既有佛理依据,又与中国本土的神仙方术和道教传说关系紧密,对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高僧传》中显现神通类的僧人神异事迹,记载的多是僧人因具足佛教神通而显现的特殊才能,其佛理依据是佛教"六神通说"。且《高僧传》中具足佛教神通的僧人所具备的异能与中国本土的神仙方术、仙传中仙人的奇才异能,在表现形式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僧人为了弘传佛法,对之极为看重,大加利用,制作并宣扬一些佛教神异故事,以神异事迹征服人心,以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正确认识《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的文化价值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早期佛教的发展史。     

从《礼记·乐记》看儒家的乐论--兼论墨家之"非乐"

《礼记·乐记》是表述儒家乐论的经典文献。儒家认为 ,乐的本源是生活 ,乐是折射现实的镜子 ,故察乐可以知政 ;儒家以礼、乐并提 ,认为乐与礼皆法自然而生 ,乐体现了自然的和谐精神 ,礼体现了自然井然有序之特征 ,故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 ,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 ;乐有“移风易俗”、弘扬美善道德之作用 ,故儒家注重乐的社会功能 ,提倡乐教。墨家“非乐” ,是出于对社会现实、民众疾苦的关怀和对腐朽统治者的批判 ,有历史的合理性 ,但墨家又滑向了“矫枉过正”之极端     

析《论语》、《孟子》中的“勇”的内涵

《论语》、《孟子》中“勇”的思想内涵带有鲜明的儒家伦理色彩。孔孟所推崇的“勇”必须服从、服务于儒家的“仁、义、礼”,而儒家的“仁、义、礼”在本质上是一体的,都是在维护专制等级制度,所以孔孟所推崇的“勇”带有很强的阶级局限性和功利色彩,不同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勇”。但是,孔盂同时也反对匹夫之勇、血气之勇、无谋之勇,提倡“勇”要与“智”结合等,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唐君毅对佛教思想价值的肯定与认同

唐君毅对佛教思想持有一种肯定与认同的态度,因为从中国文化之创造和宗教精神之重建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佛教在消除人心灵苦痛烦恼方面有独特的作用,佛教是必不可少的文化资源;而他对佛教进行批评,实际上暗含着将佛教纳入儒家思维范畴的倾向,即佛教有助于人的德性成就,对社会伦理建设有所裨益.     

善的追寻：先秦儒家礼论之比较

本在先秦儒家礼论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孔孟荀礼论之差异,逻辑联系及其特点,孔子兼综“德”,“礼”,以“礼”释“仁”,孟子礼,义并论,统合情,理;荀子尊“礼”重“法”,综合“仁”,“义”,“礼”,孔孟荀礼论探究至善,重视内在的人性,人道和人的需要,注重人伦教养和理性规范的结合,体现了先秦儒家伦理精神的内在发展过程及其所具有的形上意义,它奠定了传统礼教或名教的主导精神。     

唐代佛教与谶纬

谶纬之学是中土儒家精英文化与原始迷信和古代科学的杂糅.唐代佛教一方面迎合民众,另一方面谄媚政治,与谶纬有相互结合的表现,反映在诸如佛谶和佛寺卜签活动,佛教变文和唐传奇,佛教经疏（如《大云经疏》）等方面.     

需家孝道伦理的本质与功能刍议——兼论孔子与孝道伦理政治化

最初朴素的孝亲意识重在拜祭祖先和敬老养老,原本并未包含绝对服从君长的要求。自孔子创始为孝文化灌注以忠顺原则为核心的价值精神,从而为后来中国父家长制式的专制统治贡献了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策略——儒家孝道伦理。儒家孝道伦理体现了传统父家长制的家庭伦常与专制政治纲纪的紧密结合,构成中国专制主义等级统治的思想基础。虽然它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但毕竟有违近代自由、民主、平等精神,今天仍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理性批判。     

《牟子理惑论》为佛教辩护的主要思路

现存《理惑论》是一部为佛教辩护的著作,它为佛教进行辩护的主要思想方法是“格义法”,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在崇拜对象方面,把佛解释为中国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和道家的神仙;在思想观念上,用道家、儒家经典解释佛教术语努力调和佛教与儒家、道家的矛盾,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在行为礼仪方面,求内在精神之“大同”,存外在表现之“小异”。这对于佛教得到当时更多人的理解是有很大帮助的。     

从《己亥杂诗》看龚自珍的佛学思想

《己亥杂诗》是龚自珍辞官出京后的诗作。其中不少正面咏佛或引用佛学术语的诗作。从诗中看来 ,龚自珍确实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龚自珍的佛学思想是一种“外佛内儒”的思想。其儒家和佛家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他认为“佛教济世之方”可“与世间法相辅而行” ,佛学可以有助于社会的变革 ,国民道德的改造和革命者无私无畏精神的培养。他在《己亥杂诗》中 ,将早年积极入世的情怀升华到一个更为深沉、廓然的境界 ,从中既可看到儒家超然的宇宙观 ,又可见到儒家奋世救世的基本精神     

“去佛礼儒”与“儒佛共存”——近世日本儒生《家礼》的丧、祭礼实践与身份认同

在佛教被官方制度化的近世日本,丧葬仪轨和祭祀礼仪无法摆脱佛教“寺请制度”的权威而实施。没有制度保障的儒生们通过《家礼》的阐释和实践,对丧、祭礼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以浅见斋为代表的儒生通过“去佛礼儒”礼仪路径,将“名分之守”和“爱敬之实”的儒礼思想播种于日本“水土”。以尾张崎门派中村习斋为代表的儒生则提出了不违背佛教现存礼仪,以“儒佛共存”的方式引导日本社会对《家礼》的受容。日本社会对《家礼》丧、祭礼的受容过程,是近世日本儒生以《家礼》为范本的他文化考察和儒学实践,其背后是近世儒生在缺乏治学入仕的途径下,在生命实践中进行儒学思想体认和“儒士”身份自我认同的实现。     

《乐记》、《乐论》的音乐美学思想

《乐记》、《乐论》是中国传统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礼乐教化”的认识上,这两本书无疑具有经典意义的。儒家音乐美学由孔子发端。他极为重视音乐的人文精神和政治伦理功能,提出了“事君”、“事父”和“尽善尽美”的音乐美学思想。孔子奠定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后经公孙尼(公元前五世纪)作《乐记》、荀子作《乐论》而形成极完整成熟的儒家音乐思想体系。儒家的音乐美学基     

谈《乐记》《乐论》的音乐美学思想

《乐记》、《乐论》是中国传统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礼乐教化”的认识上,这两本书无疑是具有经典意义的。儒家音乐美学由孔子发端,他极为重视音乐的人文精神和政治伦理功能,提出了“事君”“事父”和“尽善尽美”的音乐美学思想。孔子奠定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后经公孙尼(公元前五世纪)作《乐记》,荀子作《乐论》而形成极完整成熟的儒家音乐思想体系。儒家的音乐美学基本立足于统治者的立场,总体上由两条互补的基线构成,一是由孔子的音乐“事君”思想被提高和普遍化为“乐与政通”的政治型音乐美学形式模式;二是“事父…     

从《己亥杂诗》看龚自珍的佛学思想

《己亥杂诗》是龚自珍辞官出京后的诗作。其中不少正面咏佛或引用佛学术语的诗作。从诗中看来，龚自珍确实是一个虔读的佛教徒。龚自珍的佛学思想是一种“外佛内儒”的思想。其儒家和佛家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他认为“佛教济世之方、可“与世间法相辅而行”，佛学可以有助于社会的变革，国民道德的改造和革命无私无畏精神的培养。他在《己亥杂诗》中，将早年积极入世的情怀升华到一个更为深沉、廓然的境界，从中既可看到儒家超然的宇宙观，又可见到儒家奋世救世的基本精神。     

儒家伦理影响下的家庭结构——以《儿女英雄传》为例

文章以《儿女英雄传》为例，从“父亲的地位”和“礼的的地位”两个角度阐述中国儒家伦理影响下的家庭结构。“父亲”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的传统家庭中，除了高高在上的地位的体现，其意义还体现在家庭的继承关系上，包括生殖意义上的继承关系和儒家伦理道德的继承关系。通过对《儿女英雄传》中纳妾、婚礼仪式等的分析，阐明儒家伦理中的“礼教”观念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山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