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呼唤民主与科学的声音响彻九洲.怎样才能在拥有几千年自身文化传统的中国实现科学与民主,成为当时学术界迫切解决的问题.牟宗三先生作为当代新儒家的集大成者,其"自我坎陷说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探求从'为何'的层面深化至'如何'的领域,即从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一般性理论探讨深化为现实性道路的寻求."     

杜维明：为往圣继绝学的一代儒者

杜维明,儒学大师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新一代现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他将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的区分,使“儒学复兴”说成为当时文化讨论中的一派显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与杜维明是分不开的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述评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县牟家疃人。中国现代学，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7年被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学博士。他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化，为中国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巨大贡献。     

“新局面”与“事业心”

翻开中国现代文化史,为祖国的文化积累而献身的出版事业家是不乏其人的。且不说人人皆知的鲁迅、韬奋等革命先辈,就是一些私人出版商中也有憎恶把什么都商品化的“文学掮客”和“艺术商人”的人。偶读《郁达夫文集》,1935年3月,郁达夫在《现代》杂志上写过一篇《追怀洪雪帆先生》的文章。达走说洪是他在出版界认识的不少事业家之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位有崇高事业心的先生。洪雪帆原来是经营煤炭业的,后来是现代书局的老板。他有一段话,至今读来依然感人肺腑。洪对郁说:“我以后     

大胆探索 迎接挑战——喜读卡通漫画《小萝卜头的故事》

李舫先生在《人民日报》撰文说：“文化疆域里有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在21世纪国际竞争、信息共享、技术趋同的社会背景下，国家的安危不仅仅系于城池的得失，更涉及文化的存在方式与制度、共同的语言和文字、共同的艺术和道德、共同的传统和认知，这是社会团结和国家进步的最宝贵的资源。”又说：“中国不应在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丢失自己的民族之根。”(见2005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寻找文化中国》，     

论“述而不作”——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之二(下)

三现代学者对“述而不作”的评价在现代,有很多学者对“述而不作”进行了评价,较有代表性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见。张舜徽先生认为孔子是按“述而不作”的思想编辑整理“六经”的。他说,“像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相传有着赞《易》、修《春秋》、删《诗》《书》、订《礼》《乐》的功绩,都不过是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而已,并不是他自己有什么亲的创造和发明,所以他一生只能提出—个‘述而不作’的自我鉴定”(《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1—32页)。他这一看法是在严格区分     

现代文学的“地方味”

读罢高翔先生的新著《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欣喜赞叹之余又感慨联想颇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话》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了重写现代文学史应重视“强烈的地方味”的全新命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可以说更是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推向了高潮。     

新闻报道的中国风

中国风,就是中国风格,它是中国文化的体现。鲁迅先生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种文化如果没有独特的民族魅力,要走向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新闻报道而言,虽然中国的“报纸”起源很早,“新闻”一词的出现也早于西方几百年,但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和新闻是舶来品。上世纪初,中国积贫积弱,许多有志之士“睁眼看世界”,深深地感受到了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工业生产以及武器弹药等方面的优越,也十分痛恨中国的落后。于是,他们全方位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其中也包括新闻。     

学术出版当『接地气』

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读书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公共性的人文学术出版物. 近年来,或许是出于对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集体坎陷”的深刻反省,以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程光炜《八十年代研究丛书》等为代表,不约而同地呼唤“重回80年代”,成为读书界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而在“穿越”重回80年代时,读书人总是念及当年的三大丛书编委会及其所集结的知识群体:以金观涛、包遵信等为代表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甘阳、王焱、周国平等代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以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     

“书话”和新版本学——悼念唐弢同志

1992年1月4日唐弢病逝,报导中称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杂文和散文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其实,唐弢同志还应是“现代版本学”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曾说过,他“开创了版本学的新天地”。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人们把版本     

来函照登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1996年第4期上胡海帆先生的《北大图书馆金石拓片特藏及其整理工作》，是篇有用的文章，缺点是所用“版本”一词欠妥当。“版本”习惯只用在书籍上，如某书有宋刻本、元刻本、清嘉庆刻本、民国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便可说此书有四种版本。碑刻的不同拓本则不能称为不同的“版本”，如某馆收藏有某碑的宋拓本、明拓本和清光绪时拓本，就不能说收藏了此碑的三种版本，而只能说收藏了三种拓本。如果还收藏了此碑的翻刻本，仍只能说有三种原拓本和一种翻刻本，不能说有此碑的两种版本。胡文“版本多”，“版本全”，以…     

古旧书业的来龙和去脉--"2005年(北京)古旧书业发展研讨会"言谈录

古旧书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知识资源，也是我国古典藏书楼和近现代图书馆所关注的珍品。2005年9月10日上午，北京市中国书店在琉璃厂东街15号海王村组织了徐雁先生为《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周岩先生为《我与中国书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版）签名售书活动之后，在中国书店三楼会议室举办了“2005年古旧书业发展研讨会”。其中《中国旧书业百年》分为九个单元，共107万余字，问世以后被评价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探讨近现代中国古旧书业发展历史和经营业态的原创型学术专著”。     

搅拌机效应与未来文化猜想──兼评“亚洲价值”论

本文第一部分描述了现代世界各个领域的发展景观。第二部分从中概括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统一性：离散－整合总规律。现代社会看上去是“同时变大又变小”，“自相矛盾”，混沌一片，其实是发展太快使人眼花缭乱所致。现代世界发展走着一条先分后合的道路。第三部分首先回顾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离散－整合的道路，所谓“亚洲价值”论是对历史的倒退。以往的历史都是片面发展的历史，后现代社会开始走向全面发展的道路，这是人类历史空前伟大的转折。本文再次提出了新现代化道路的概念，处在这个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走一条尽量全面发展的道路。现代化是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就是西化；但是现代化又总是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制度特色，从这些方面上讲，目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未来信息高速公路时代将是一个高度离散又高度整合的社会，它将造就一种崭新的文化：全息文化。到那个时代所谓“亚洲价值”论更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全球的发达的信息高速公路时代可能使共产主义基本原则得以实现，西方文化长于分析，中国文化长于整合，两者各具利弊，具有互补价值。本文分析了美、韩、日三国文化心态，认为各民族都应以大度、开放和相互提携的文化品格创造辉煌的２１世纪。     

中国现代文学的脚印——读《沙上的脚迹》

1995年的年末,到上海拜访了施蛰存先生。92岁高龄的施老先生送给我一本他最近出的散文集《沙上的脚迹》。凝视着书名,只觉得这“脚迹”不是走在“沙”上,而是深深地印在中国的大地上,印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上。 施蛰存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学者。他的创作,独辟蹊径;他的学识,博大精深;他的研究,遍及文学、文     

领导及来宾各抒高见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任伟泉 先生 中国有五千年的汉字文化,印刷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正是印刷术这一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科技发明,曾经造就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北大方正也正是从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汉字入手,逐步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北大方正为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留下了光彩的一笔。中国是汉字的故乡,弘扬汉字文化、丰富印刷出版物版面等多方面的需求,也迫切需要在传统印刷字体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举     

张元济：无言的大家

张元济 (公元 1867— 1959年 )，近现代最重要的出版家、编辑家之一，然而提起他，知道的人却不一定很多，因为他一生没有为自己留下一部专著，而他编辑的著作和他的编辑思想至今让人受益；他提携、培育的后生如胡愈之、茅盾等至今令人仰慕；他毕生倾注的事业——商务印书馆，由一个以印刷为主的工场成长为全国的出版中心，至今生机勃勃。冰心先生称他是“传播知识的大师”，叶圣陶先生说：“……商务的气魄所以这样大，是跟编译所的奠基人张元济先生分不开的”，茅盾先生说“将来的历史将纪录菊生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而张元济先…     

关于丝绸之路博物馆

1943年1月,重庆艺术文物考察团、重庆图书馆联合举办了“显示我国魏、唐文化光辉——敦煌艺术展览。”王子云先生说,该展览目的和意义在于“宣传中华民族之伟大,中华艺术之灿烂,让社会人士对中国古有文化之注视,并提供研究中国文化之参考。”1986年秋,兰州召开了国际性的“历史地理暨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1987年秋,在敦煌召开了国际性的“敦煌学学术讨     

田建平、杜友君：华文出版走向世界，应从四个方面联动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田建平、杜友君在《出版广角》撰文说：华文出版走向世界,主要应从四个方面联动。一是政策支持;二是国际化出版理念;三是出版主体的市场运作;四是其他部门的配合。政策支持方面,诸如中国政府实施的出版产业“走出去”战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乃至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等系列“文化年”活动。     

论郑振铎主持的《儿童世界》的编辑特色

郑振铎是五四时代造就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放射出灿烂光辉的巨星。他在文学创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文学社团活动,报刊编辑(包括儿童刊物)、美术、考古、翻译、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都有突出的开创性的贡献。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在其《追思》中说:“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郑振铎)就是最卓越的一个。”本文拟就郑振铎在儿童刊物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做一简略的论述。这一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所主持编辑的《儿童世界》的编辑特色上。 《儿童世界》,1922年1月创刊,32开本,周刊。每季1卷13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二八”沪战期间,曾休刊数月。复刊后改为半月刊。1937年,“八一三”沪战休刊。同年十月,在香港复刊,香港沦陷后停刊。第一任主编郑振铎。1923年5卷2期开始由徐庆昶等主编。该刊曾风行海内,并远销新加坡和日本。 笔者通过对《儿童世界》之前的儿童刊物及《儿童世界》本身的考察,得出如下断言:正如说叶圣陶是中国现代创作童话的开山鼻祖一样,郑振铎是中国现代儿童刊物的始创者。也正如说《稻草人》是中国童话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一样,《儿童世界》是中国儿童报刊史上的一座高峰。郑振铎先生将其热爱儿童的心性,以及他所持的贴近儿童、努力适应儿童心理年龄特征,使刊物富有时代气息     

《我相信中国的前途》

出版社:中华书局内容简介:本书集中收录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一系列以中国历史与发展为主题的演讲文字,可谓黄仁宇先生晚年学术思考的结晶。黄先生以其独特的长时段、大视野的历史观透视百年中国历史进程,探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反映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和良知,给人启发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