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改进分析

行政强制执行权在权力属性上属于行政权,但在微观构造上又蕴含司法性质的裁断权和行政性质的实施权.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特色突出,但尚不完全符合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属性与定位,不能完全满足行政执行的实际需要,亦未实现应有的功能和目的.新时代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改进应充分考虑法理、情理、事理因素.总体原则是逐步减少申请法院执行的类型,努力扩大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类型,实现二者总量上一种动态合理的平衡.具体而言,在行政机关自行执行方面,明确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授权标准,实行作出主体与执行主体的分离,并在执行效率、执行手段、监督方式方面不断完善.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方面,应全面推进裁执分离体制,扩大裁执分离的适用范围,完善非诉审查的方式和标准,合理确定执行的主体,规范执行程序,健全执行救济途径,创新检察监督机制.     

浅议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既是司法监督行政的重要方式,也是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具体体现。抽象行政行为的特点以及我国行政机关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现状,决定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现实必要性,正确构建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明确司法审查的权限和效力,应当作为促进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备的制度方案加以实施,由此谋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平衡。     

执行诉讼的法律思考

我国人民法院对于行政主体申请执行的案件，采取书面审查的程序，其公正性令人怀疑。它不利于体现法律的公正原则，也不利于进一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文认为，我国应当设立执行诉讼程序，将现有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执行程序分离为两部分。对于其中执行前的审查行政决定合法生的部分变更为执行诉讼程序，并对执行诉讼的内容进行了探讨。     

裁判执行权的再思考——从权力的个性考察

“执行难“是司法权威受到损害的一个主要因素,解决“执行难“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而对执行权性质的正确认识是建立合理执行体制的前提和基础.以国家权力的分工与制约理论为基础,从行政权和司法权性质上固有的差别来看,执行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并不具有任何司法权的特性.由法院行使执行权不仅不会更好地解决“执行难“问题,反而会加剧法院的“行政化“色彩.针对这种状况,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将执行权从法院剥离出来,交由行政机关行使.     

论人民法院对显失公正行政处罚的变更权

人民法院对显失公正行政处罚的变更权也称司法变更权 ,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 ,运用国家审判权直接变更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 ,它是法院行政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院变更行政机关的不当行政行为 ,是法院对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一种司法监督 ,尤其是对行政机关行使处罚权的一种有效制约 ,是一种积极的司法行为 ,具有主动性。     

对司法独立的构想

司法权只能由国家专门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其他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该独立做出判断，不受诉讼当事人意见、政府权力和公众舆论的支配与控制。司法独立应当以公正作为其价值取向。目前，司法权行使的地方化、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行政化、法院内部关系的官僚化严重影响司法独立。这里针对我国司法独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法院的内部独立与外部独立制度等改革的设想。     

浅谈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存在基础和适用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第4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赋予了我国司法对行政的变更权,而变更权的存在带来了一个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边界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对行政诉讼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非常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文章主要对变更判决存在的理论基础以及适用问题的深度、广度做了阐述和浅要分析。     

论我国行政诉讼暂时法律保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行政诉讼暂时法律保护制度主要包括诉讼期间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停止执行制度以及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制度.不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理解为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原告向法院申请停止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应当采用书面方式,可以在诉前申请停止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也可以在诉讼开始后,法院裁判前的任何阶段提出申请.法院应当在听取诉讼参加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停止或不停止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裁定,裁定应当说明理由.停止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裁定没有溯及力,并且可以由法院撤销或者变更.法院对行政机关可以适用财产保全措施,先予执行的适用范围应当予以扩大.     

论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模式

我国目前行政强制执行实行以司法机关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模式。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的重构,必须考虑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价值取向、立法目的、传统和既有制度关系等因素。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应当在保存现有模式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改进,将审查和执行职能在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分配,法院只负责对行政决定的合法性等内容的审查,具体执行则完全由行政机关负责。     

试论行政审判中的司法独立——兼评地方政府与法院就解决行政争议联合下文现象

我国的宪政体系设计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对分立,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项基本司法原则。作为审判权的行使机关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就审判权的行使联合下发文件的做法违背了我国宪政制度的设计,不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最终将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浅谈我国人民陪审制度

人民陪审制度作为我国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非职业法官参加审判的一项司法制度.我国陪审制度由于无历史基础和宪法依据、人员产生程序的不规范化、陪审员职权的不明确、法律文化不同等因素,造成陪审员在司法实践中"参而不审"、"审而不议",陪审制度名存实亡.     

论我国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

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作为刑事被追诉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已被大多数国家作为一项基本宪法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反思我国相关刑事诉讼立法关于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保护的不足以及相关制度的缺陷,建议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推进我国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     

论民事执行权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行使的应然性

民事执行权的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行民事执行管理体制的积弊是司法体制改革不够深入的重要表现,民事执行权本质上属于司法行政权,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行使。这将使审判机关摆脱“执行难”的困扰专心行使审判权,且使执行权的配置及其管理体制得到优化。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权保障困境与出路

人权保障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共同理念, 不论是基于维护本国法治秩序的需要, 还是面对所承担的执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诸多义务,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在人权保障方面都还存在许多不足。通过立法重新构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才是走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权保障困境的唯一出路。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规则之完善

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规则是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知情权的必要规则,目的在于平衡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规则方面并没有明显进步,导致司法实践中向犯罪嫌疑人告知权利时存在告知的时间、内容、方式、后果等方面的差异。实有进一步从微观技术上规范之必要,以期实现对人权的保障,提升刑事司法之文明。     

征地、拆迁案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引发了许多的法律纠纷案件。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权力与资本的失法和立法与司法的伦理判断发生了失误。应尽快在立法、行政和司法实践中解决好征地、拆迁过程中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问题。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违法性问题研究——以盗窃罪定罪量刑标准地区差异为视角

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刑法司法解释,一些解释中存在违法现象.如最高司法机关对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使全国很多地区盗窃罪定罪量刑的认定标准都存在巨大差异,实践中同样性质的盗窃案件在不同地区管辖,就会出现罪与非罪和量刑上的不同后果.这种违法现象引发的法律后果,第一,是对<立法法>的违反;第二,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刑法司法解释中存在违法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主体混乱、内容越权、非法授权等.要解决刑法司法解释的违法性问题,就要强化刑法立法解释,并对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内容进行规范.     

论我国刑事诉讼缺席判决制度之构建

缺席判决作为诉讼中一种重要的结案方式,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都有明确规定。然而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缺席判决制度无疑是一种缺憾,与现行的诉讼经济理念相违背,也不利于诉讼公正的实现。本文认为,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司法经验和实际国情,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缺席判决制度。     

刑法司法解释主体探析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但实际上有诸多不具备刑法司法解释主体资格者参与刑法司法解释。理论上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存在不同认识。本文认为，可以从应然和实然两个不同的视角，以及刑法司法解释是否具有规范性等，将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分为刑法司法解释的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以及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主体与个案刑法司法解释主体。     

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加拿大是最早与我国进行刑事司法合作的西方国家,但由于赖昌星案件的负面影响,双边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发展速度迟缓。目前,在两国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中,有关引渡、移管判刑人以及犯罪资产分享等内容均没有任何涉及。因此,两国应当借鉴西方其他国家与我国签订相关协议的经验,加快上述三项内容的协商并签订条约,以完善中加两国刑事司法协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