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与“图书馆史”融合的历史分期

历史分期问题是现当代图书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探讨一种“国史”与“图书馆史”融合的历史分期。图书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依据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特点,将现当代图书馆史划分为“六阶段”:11949—1956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创建与初步发展时期;21957—1965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曲折发展时期;31966—1976年,图书馆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非常时期;41977—1989年,我国图书馆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51990—1999年,图书馆向现代化转型时期;62000—2009年,图书馆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一分期的创新性在于吸纳了“国史”分期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同时又从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出发,以每一阶段图书馆的历史性进步作为图书馆史分期的依据。参考文献16。     

外国人在华新闻事业的分期法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国新闻业史分期法关于在华外报的分期,提出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的细分化分期法,并进而对在华基督教报刊和天主教报刊进行分类论述,旨在揭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逻辑和在华外报活动的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出版历史分期探讨

学界多以社会历史发展背景和出版生产力特征为标准对出版史进行分期,其实,图书出版的最终目的在于阅读,国民阅读状况才最应该是图书出版分期的标准。本文综合以上三种标准并以图书出版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为依据进行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图书出版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1989年,1989年-1994年,1994年-2000年,2000年至今。     

“五四”和新出版——为“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而作

“五四”时期(1915—1923)的主要传播媒体是出版物。“五四”新文化借助出版这一物质形式而传播思想,繁衍壮大。而新出版也是在新文化的生长中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的。本文从出版格局的重造、思想和出版的会合、编辑生产力的变革三个方面,论述了新文化对于近代出版的重要影响,指出新文化辟出新出版的广阔前景,同时也阐明了思想和出版的会合与互动是新文化壮大的内在驱力,从而揭示“五四”在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开辟了中国出版史的一个新时代。     

对中国档案学学术分期的几点认识

本文对已有分期法的共同特点进行了概括,分析了已有分期形成的原因及其不足。尝试性地将中国档案学划分为行政管理与史学研究附属时代、实体管理时代、信息资源管理时代、后保管时代等四个阶段,并进行了相关说明。     

试析中国男性杂志文化定位的四个分期

文章从分析中国男性杂志的文化整合入手,对中国男性杂志的文化定位进行了四个分期:1997-1999年,中国男性杂志文化定位的全盘模仿期;2000-2003年,中国男性杂志文化定位的本土化探索期;2004-2007年,中国男性杂志文化定位的文化调整期;2008年至今,中国男性杂志文化定位的文化“和合”期.     

我与《中国新文学大系》

经过几代人50余年的前后接力、共同奋斗,终于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第二个十年(1927—1937)、第三个十年(1937—1949,应是12年)编纂出版的重大工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以至思想史、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积累和珍贵史料。第一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赵家璧主编,蔡元培作总序,1935—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次出版的“大选”进入1917—1927年之间的新文学理论和作品,包括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散文、戏剧、诗和史料·索引七个门类共十卷,分别由胡适、郑振铎、茅盾、鲁     

论“17年”图书馆史学术分期界定

阐述了“17年”的范畴和分期标准.采用新中国社会政权性质的发展阶段、经济模式与体制的变革,以及图书馆界的发展等为标准,将图书馆在“17年”历史阶段的发展中划分为4个时期.     

首部中国新闻史学史面市

我国首部中国新闻史学史———徐培汀著的《新闻史学史卷》近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为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 ,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赞助出版。本书也是童兵教授等主编的《２０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卷本 ,全书约近五十万字。《新闻史学史卷》分滥觞期（７１３～１８１５）中国古代新闻史学研究 ;初创期（１８１５～１９１９）中国近代新闻史学研究 ;成长期（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中国现代新闻史学研究和曲折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中国当代新闻史学研究及繁荣期（１９７９～１９９９年）…     

探求“出版”价值和规律的科学──出版学科出版物述评

探求“出版”价值和规律的科学──出版学科出版物述评邵益文“出版”是个很古老的行业，如果以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复制原稿，并以流通等手段公诸于众：一个要素来理解“出版”的话，那么，出版的产生可以上溯到简帛时期；如果以有版为线，也可以推到雕版时期。以实物（...     

“先驅”半月刊——青年团的第一个机关刊物

“先驱”半月刊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机关刊物,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在北京创刊。因为北洋军阀政府一再查禁,从第四期起改在上海出版,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五日被迫终刊,共出版二十五期。每期出四开四版一张,内容有:“评论”、“讨论”、“译述”、“通信”、“政治短评”、“随感录”等。“先驱”是一个半公开性质的刊物,主要读者对象是青年学生和一股知识分子。“先驱”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北京地方团机关报时期、团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报时期、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报时期。     

“十一五”时期全国出版社综合排行榜出炉我市西师出版社名次稳中有升

2010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近日,国内出版行业权威报纸《中国图书商报》依据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历年书业数据,联合LM竞争力监测系统,对“十一五”时期（由于数据限制．文中特指2006—2008年）全国出版社综合出版能力进行了分析和排行,并通版刊发《全国出版能力四方角逐》专题报道。我市西师出版社各类排名同比均有上升,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I2中国文学”类目下中国当代文学分期细化问题

有关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学术界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其中陈思和的三分法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陈思和的观点,当代文学可分为新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3个阶段.《中国图书馆分类法》“I2中国文学”类目下涉及到当代文学分期的类目可以根据这3个阶段细化,即把每一类目的文献都分为3个时期,以方便读者找书和图书馆员的排架工作.     

试论中国近代目录学史的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近代目录学史的断代问题、进而其中的历史分期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本文提出：中国近代目录学史的断代应为1840年至1949年,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其中,1840年至1895年为近代目录学的孕育时期,1896年至1917年为近代目录学的萌芽时期,1918年至1937年为近代目录学的构建时期,1938年至1949年为近代目录学的衰退时期。     

中国古代编辑史的划分

中国古代编辑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上古至商）、形成时期（殷至春秋）、发展时期（战国至隋）、繁荣时期（唐至清）。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编辑出版史划分为九个时期：萌芽时期（上古至西周）、草创时期（春秋战国）、奠基时期（秦汉）、初兴时期（魏晋南北朝）、发展时期（隋唐五代）、壮大时期（宋辽金元）、兴盛时期（明及清前期）、变革时期（清后期）、斗争时期（中华民国）。     

关于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图书馆史,总结并揭示中国图书馆发展的规律,可推进图书馆学理论的创新,符合学科发展的需要,对今后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从历史学、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四个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应当适时编纂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图书馆通史;古代藏书史是中国图书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其纳入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范畴里来;根据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和图书馆史的内在演变规律,可将中国图书馆史划分为古代藏书(先秦至清中期)、近代图书馆(清末至民国)和现当代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个阶段;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应该具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同时也要着眼其与世界图书馆事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参考文献28。     

我国近代编辑出版人的职业生涯与社会价值

我国史学界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史学界对近代史的分期存有争议,有的学者主张1840—1919为近代史阶段、1919—1949为现代史。本文从近代出版业发展的特征和连续性考虑,选取史学界的第一种分期结果)。中国近代出版史     

中国出版起源问题之补充

关于中国出版的起源年代问题,《中国出版》杂志1994年第6期发表了张晓菲的《中国出版的起源》一文。该文论述了中国出版起源的时代,认为应以“甲骨出版文化时期为开端”。对此,我也有同见。     

公共图书馆在中国减贫事业中的作为、贡献与经验（1978—2020）

文章系统总结我国公共图书馆参与中国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与主要作为,旨在为走进“后扶贫时代”的图书馆事业提供历史维度的参考,为国际图书馆界贡献来自减贫领域的中国经验。1978至2020年中国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①摸索酝酿时期（1978—1992年）,公共图书馆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初步得到重视,积极开展农业科技信息咨询等相关服务,参与扶贫开发；②制度成型时期（1993—2000年）,尽管公共图书馆的角色在减贫政策中仍是“内嵌式”的,却在文化扶贫政策体系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并逐渐在部分大型扶贫项目中承担起主要建设任务；③行业觉醒时期（2001—2011年）,政策引导与行业行动互为呼应,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话语与世界共识的“图书馆权利”同频共振,公共图书馆行业为中国特色减贫事业提供来自专门领域的思想和实践支撑；④全面参与时期（2012—2020年）,在精准扶贫战略和脱贫攻坚总动员下,公共图书馆的行动和实践呈现出精准性、保障性、整合性等特征,开展的扶贫活动数量大、覆盖范围广、受益人群多,呈现全行业参与的趋势。中国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的主要贡献有:为国家减贫战略的落地提供了专业助力,为贫困人群的文化权利提供了关键保障,为国际图书馆界积累了成功的减贫经验。中国公共图书馆在过去40余年减贫历程中的经验可以总结为:①深度嵌入国家减贫战略框架,依托于国家政策规划与重大工程；②保持和激发公共图书馆的专业性,立足专业内涵开展创新实践；③循序渐进动态实施减贫行动,根据减贫阶段适时调整机构定位；④通过内部联合与外部合作,汇聚各方力量形成事业合力。参考文献67。     

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兼评刘家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

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