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三次文化批判运动的思考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中国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化批判运动,随着运动深入,又开展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接着,又发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最终发展成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三次文化批判运动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界政治生活的主题,对于此后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内蒙古中部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及地权转移——以和林格尔县威远窑子村为中心

无论是从威远窑子村的土地占有情况看,还是从萨县专区的情况看,在民国时期内蒙古中部地区,占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占有土地总数的20%—30%,富农和中农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占有土地的数量,都在总人口及土地总数的40%—60%之间,贫雇农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30%—40%,仅占有20%左右的土地。贫雇农缺乏土地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失去土地的主要因素包括利息高企的民间借贷、沉重的税负,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个体农民的不良嗜好也有一定的影响。     

红色经典:主题与叙述——以20世纪50、60年代革命文学为中心

论文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红色小说为中心,阐释这个阶段红色小说中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特别是英雄形象的审美特征。论文探索五六十年代红色文本中的各类形象的虚构特征是如何呼应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并进一步剖析各种意识形态因素在革命形象内部所构成的自相矛盾。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学中的革命形象,以最真实最“纯粹”的姿态面向读者,但这其中依然存在着各类意识形态的潜在冲突和纠葛,导致革命形象内在的悖论性结构。     

20世纪50年代末的全民学哲学运动

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全民学哲学运动是这一狂热运动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全民学哲学源于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一块石头的哲学课,进而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学哲学运动.这一运动成为文化"大跃进"的一部分,随着"大跃进"灾难的加剧而不了了之.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概述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认为中国应走工农业并拳的工业化道路,重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和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坚信通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农业的惟一道路,并想通过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来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子：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毛泽东规划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步骤、途径,其中一些思想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但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农业现代化的探索留给我们的,不但有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自然灾害与农村金融——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接连发生了几次大的自然灾害。在自然灾害的重击之下,农村资金严重匮乏,农民生活举步惟艰,农民融资势不可免。新式金融机构和私人借贷以及典卖物品成为农民资金融通的主要来源。     

20世纪50年代初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路径探索——以北师大历史系教学小组的实践为中心

北师大历史教学小组的设立,初衷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高校历史教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进行重新阐释,以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1950年,侯外庐先生借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所设政治互助学习小组的经验,在历史系设立教学小组,既是新时期改造高校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举措,也符合当时国家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体系的需要。各教学小组采取师生座谈会、集体备课与听课、小组例会、辅导课等形式开展教学活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光明日报》以此作为高校教学改革的典型案例连续报道后,教育部将其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高校也先后设立类似的教学组织。概而言之,北师大历史系各教学小组的设立与运行,客观上推动了国内高校在历史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阐释历史、建立新的话语体系的进程。     

简评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1954年底,以"两个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大规模批判运动.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次批判运动作简单评述.     

图尔明20世纪50年代初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评

西方科学哲学历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图尔明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出发对当时处于鼎盛的逻辑经验主义展开批评,就科学概念、科学定律和科学语言的结构以及科学理论的功能等问题提出了与当时的逻辑经验主义完全不同的看法,被认为开启了历史学派的先河。     

20世纪20年代道尔顿制实验回顾与思考——以东南大学附中为例

我国近代道尔顿制实验始于20世纪20年代,对近代教育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东南大学附中堪称当时教育实验科学性与系统性的典范。在简要回顾其实验概况的基础上,深入反思其存在的问题,并为我国当前的课改提供借鉴。     

校长筹资与大学权益诉求——以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为考察中心

1920-1927年间,北京大学校长在推进北京大学的发展中遭遇经费支绌的困境。校长运用个人的社会影响力拓展经济来源,充分挖掘社会资本,同时不断地通过"上呈文"与"辞职"等方式试图影响和制衡政府干扰教育的违法行为。期间,校长还得到了校内教职员及学生的支持与援助。虽因其努力推动北京大学的发展,但终究实力悬殊,难以维护北京大学的权益。     

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文艺运动研究——以纽约博物馆抗议运动为例

黑人文艺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纽约的一场重要文化运动,在纽约黑人文艺运动的众多活动中,非裔美国艺术家围绕着博物馆展开的斗争格外引人关注。黑人文艺时代,一些非裔美国艺术家在不同场合发声,直陈其被冷落和轻视的地位,同时,因艺术品"质量"而引发的纽约博物馆抗议也不断发酵升级,尽管抗议运动因内外因素走向衰落,但其历史影响深远。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基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

政治社会化是影响政权稳定和政权持久性的重要因素。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经济上动员、政治上保障、文化上宣传,初步完成了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的社会化,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0世纪30年代中国红十字会救灾机制的转变——以水旱灾害救济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特殊时期,战争救护需求迫切,而自然灾害频发,自身经费支绌.面对30年代接踵而至的水旱灾害,中国红十字会转变救灾机制,在资源动员方面设立专门性的募捐机构趋于常态,募捐方式趋向单一,劝募策略运用呆滞,国际性求助范围及形式转变;在应急反应方面总会的统筹力度下降,临时性救灾机构大减,善款发放的主体转变,放赈形式“浮于表面”,放赈队伍踪迹模糊;在监督方面逐渐形成民众、内部和政府三层监督体系.这一救灾机制的转变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演进中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社会组织历史嬗变的多样性与曲折性.     

20世纪初士人心态研究——以1902年乡试为中心的考察

1900年庚子之乱,清政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清末新政”,从政治、经济到教育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变革,科举制度的改革也在其中。1901年清政府下达了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以及停止武科考试的上谕。因此,1902年的乡试成为科举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次实战。顺天乡试系全国之观瞻,却因为庚子之乱贡院被毁,不得不借助于河南省的乡闱。所以,此次乡试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面相,成为探究科举制度废除前夕世人真实心态的一个绝佳的风标。     

城市美化与美化城市——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为考察中心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场旨在解决城市问题的城市美化运动。城市美化运动的出现与城市人口的增加、环境的恶化、贫民窟的涌现、腐败现象严重等密切相关。运动导致了美国城市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并对中心城市面貌的改变产生了积极影响,基本实现了美化城市的目标。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几点辩证

上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事件的评价有先褒后抑的倾向。笔者认为全面看待此次调整需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其一,院系调整是知识分子为服务新社会建设自觉的选择;其二,在调整过程中借鉴了前苏联模式而且结合了中国实际;其三,建国后大师的匮乏与此次调整无直接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人数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其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徽学研究课题入选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数量呈现出"井喷"之势,反映其影响力在持续扩大,其学术基础也更加厚实.徽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需要理论研究的加强、文献基础的夯实、相关领域的细部研究以及把徽学和徽学的相关研究放到"大历史"中进行审视.     

灾荒与农民的生存危机——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灾荒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对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长江中下游六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农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打击下,农民饥寒交迫,流离迁徙甚至铤而走险。面对处于生存危机中的灾民,国民政府既无减灾能力,又乏救济对策,其赈济无法达到赈灾安民的实效。     

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传媒生态探究——以莲英案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随着20世纪20年代上海经济的进步和舆论环境的改善,上海的大小报都进入了鼎盛发展时期。正在这时,上海发生了莲英案——名妓王莲英被阎瑞生杀害,由于她在当时颇有名声,该案随之成为大小报争相报道的对象。但是,大报和小报在报道方式和价值选择上却有明显的差别。大报聚焦于事件本身,详细报道了案件的审查经过和结果,批评了案件背后的不良社会风气和娼妓制度;小报则对王莲英的“花国总理”身份进行了极大的渲染,报道中也充满着对她的同情和尊重。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种报道差异不仅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传媒生态环境的体现,还是上海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