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挪用公款罪应划清的几个界限

认定挪用公款罪时，应注意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挪用公款罪与挪用公款违法行为、债权人代理人擅自移转债权债务关系的无效民事代理行为、挪用资金罪及贪污罪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论强迫交易罪的认定

强迫交易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行为。正确分析强迫交易罪的罪与非罪以及该罪与其他相似罪名界限和罪数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意义。     

论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的若干问题

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是指自然人或单位以流通或者使用为目的，伪造、变造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它有价证券，数额较大的行为。要构成本罪，行为人客观上必须有伪造、变造行为；主观上必须出于流通或者使用的目的。只有行为人伪造、变造行为实施完毕，并且所伪造、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足以以假乱真时，才构成本罪的既遂。     

高空抛物罪的司法认定

近年来高空抛物行为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公众的安全感受到严重侵犯,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急切需求下,刑法保护公众的安全感符合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高空抛物行为侵害的法益在经历了从公共安全到社会秩序的转变后,高空抛物罪的司法认定也会有所不同。高空不应该限制为一个具体的标准,高空与抛物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高空抛物罪的“情节严重”符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行为本身危险程度和造成较重后果即可。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大多数高空抛物行为确实不会危害公共安全,但不能一概将高空抛物行为排除在危害公共安全范畴之外。寻衅滋事罪和高空抛物罪保护的法益相同,二者的区分至关重要。     

马谡之死与三国的军法

诸葛亮斩马谡一事，自古及今受到不少人的批语认为马谡罪不致死，被杀得冤枉，事实上，根据历史记载，马谡在街亭战役中丧众失地，违反上级的部署，不听部下的正确建议，兵败后又畏罪潜逃；按照三国的军法，他犯有败军失军。违抗军令和阵前逃亡三项死罪，诸葛亮对他处以死刑完全是合情合法的。     

刍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行为的法律管制——基于70份司法裁判文书的思考

随着毒品合成技术的不断发展,近些年在司法实践中,新型毒品更迭迅速,滥用现象严重,造成严重的个人健康和社会安全问题,毒品犯罪形势日趋严峻,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复方曲马多片滥用现象产生众多社会问题,在司法审判中,对司法70份裁判文书进行分析,重新建构我国对此类物质的立法监管及司法审判法例。     

"老鼠仓"问题的刑事立法思考——与相关罪名比较视角分析

证券市场中存在的“老鼠仓”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刑法修正案（七）》也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规定,将其归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但该罪与老鼠仓行为的特征有很大区别,这种安排并不合适。而呼声较高的设立背任罪的设想也与我国立法现状存在冲突。根据老鼠仓犯罪的实质及我国刑事立法情况,折中的方式是设立金融行业从业人员背任罪,并将其作为刑法第182条之一。     

论挪用公款罪的正确认定

挪用公款罪对公共财产使用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构成了双重侵害,为我国刑法严厉打击的重点之一。要正确认定挪用公款罪,必须科学解析它的内涵、法律特征,以及与之相对相似的五大界限。     

论医疗事故罪的司法认定

关于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罪,除了从构成要件的角度,看某医疗行为作为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是否齐备外,还须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探讨容易混淆的几种情况,厘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我国刑法中拐卖人口犯罪的立法建议

现行刑法取消了1979年刑法规定的“拐卖人口罪”,取而代之的是“拐卖妇女、儿童罪”,从而在实践中造成了惩治人口买卖行为的不少漏洞。文章阐述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立法完善的相关建议,呼吁在刑法中重新设立“拐卖人口罪”,并将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作为从重情节归入“拐卖人口罪”当中。     

论转化犯

转化犯是指某种犯罪因符合一定的条件 ,依法转化为另一种更为重要的犯罪形态。因此 ,应从它们的概念特征及其他罪数形态的区别作一探讨     

吸毒入罪可行性研究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吸毒入罪是否可行”的争论一直都未真正停止过。基于尊重并保障人权,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下,不宜将吸毒行为犯罪化,即吸毒入罪不具有可行性,为此,从吸毒行为本身的特性、不宜为犯罪行为、不符合入刑必要性原则要求以及替代措施之于刑罚的必要性、合理性、科学性与可行性等视角进行分析和论证。     

刑事合规出罪事由研究

随着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为企业出罪寻求刑法意义上的正当性事由成为合规制度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刑事合规出罪的理论基础源于当前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风险社会下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和法益修复理论。强化刑事合规出罪化的功能,对于规避预防企业面临的刑法风险、优化企业犯罪的防控模式、减少“犯罪标签”的负面影响等方面意义重大。企业承担责任的根源在于企业的管理监督过失和合规建设缺失,因而企业是否实施有效合规计划是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关键因素。应借鉴域外合规出罪的先进经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合规出罪制度。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构罪标准探讨——以选择性罪名的内涵为视角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是指故意破坏正在使用中的广播电视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然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没有对“危害公共安全”进行明确,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是否构罪以及构成何罪存在较大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从选择性罪名的内涵角度看,目前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行为是否构罪应该参考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构罪标准进行判定。     

论医疗事故罪的界定

医疗事故罪以医疗事故为前提条件，但是并非所有医疗事故都会构成医疗事故罪。在理论与实践中，通常以《刑法》以及有关医疗卫生法规作为依据，对医疗事故罪的范围进行界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颁布，导致了医疗事故范围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依据《刑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医疗事故罪进行明确的界定。     

论“两高”最新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司法解释的缺陷及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规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主体时并未涵盖所有的犯罪主体,应取消认定该罪主体的二元分类标准,代之以＂是否知悉内幕信息＂的一元分类标准;该司法解释规定的关于内幕信息＂形成＂时间认定规则存在逻辑上的混乱,应删除第5条第2款的规定,统一按照第5条第3款的规定予以认定;该司法解释在认定罚金刑数额时存在一定的纰漏,限于司法解释的角色定位,适时可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该罪的法定刑予以完善。     

无罪推定原则视野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了最新的修正,但该罪却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着诸多矛盾。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进程出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无罪推定原则进行博弈分析,将该罪名修改为“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并完善相应的金融监管体系,更有利于惩治贪污腐败犯罪。     

论构建适应中国刑法特点的罪数论体系

中国学说中的罪数论体系及其概念主要源于外国学说,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因此应当根据中国不喜好数罪并罚的制度的特点重新设定罪数论体系。设计的原则是:确立独立的罪数观念;坚持“构成要件说”和禁止重复评价、重复处罚的原则;适当简化罪数论体系,使之适合中国制度的特点。构建的思路是:对一罪、数罪和数罪并罚问题,分别从理论、立法、司法三个不同角度进行考虑。按照上述原则和思路构建的罪数论体系是:1.典型一罪和数罪;2.法定处罚的一罪;3.酌定处罚的一罪。在酌定处罚的一罪中包括想象竞合犯、牵连犯、选择一罪、同种数罪等概念。     

论持有、使用假币罪的几个问题

所谓持有、使用假币罪是指明知是伪造的货币，意图流通而非法持有或者使用，数额较大的行为。持有、使用假币行为只有在不能查明所持有假币的真实来源与用途时，才能独立成罪。在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形下，非法持有假币行为只是其他有关犯罪的伴随行为，非法使用假币行为只是其他犯罪的一种手段或目的，均不再单独成罪，对行为人只按其他有关犯罪定罪处罚。     

简议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这几年发生的虐童案件成了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对于如何惩罚施虐者,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应该用刑法予以规制,有人则持反对意见。本文认为,虐童行为应纳入刑法,但不宜增设单独的虐童罪,而应把重点工作放在完善虐待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