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文档”：公共危机事件下共享型媒介的实践研究

近些年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互助文档作为一种共享型媒介,在危机事件中起到了协同治理的作用,成为新的媒介实践范例。基于此,本文研究描述了公共危机事件下互助文档的功能价值与问题隐患,并对其未来发展给出优化建议。     

公共危机视域下共享型媒介协同治理逻辑及优化路径

数字媒体时代,技术可供性赋能共享型媒介的发展,为社会危机治理提供可能性。在媒介深度融合和国家治理体系逐步完善的背景下,共享型媒介的协同治理也成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研究领域。文章在分析公共危机视域下共享型媒介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上,结合共享型媒介在社会危机治理中所出现的问题,从传播学、媒介学等融合性角度出发,对共享型媒介进行系统探索,旨在分析共享型媒介协同治理的逻辑及其优化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为我国危机传播管理研究带来的启发与改变

始于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间,内地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目前,疫情已经升级为全球性疾病大流行事件。作为以新发传染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传播管理研究与过去的2003年"非典"事件相比都离不开对信息传播的观察。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中国进入移动社交媒体时代后首次出现的全民性公共危机在这个新的传播语境和情境下,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传播研究在媒介信息传播、地方政府管理和受众舆论引导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样态的同时,也给我国危机传播管理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启发与改变。     

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媒介责任——以“三屁奶粉事件”为例

本文以“三鹿奶粉事件”这起公共危机事件之性质和事件来龙去脉为分析背景和具体案例,以事件中相关媒介表现和新闻报道等方面为考察对象,探讨我国媒介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的责任担当问题。     

论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档案工作的参与机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为例

重大公共危机的社会冲击力和危害性极大,以新冠肺炎疫情治理工作为例,优化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档案工作的参与机制,对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档案工作是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着留存凭证、总结经验、认识规律、延续历史、守护记忆的独特作用。从实践来看,在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档案工作常常面临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及原因的分析,提出建立健全基于公共危机治理时间序列的"事前-事中-事后"档案工作参与机制,有利于实现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档案工作从事后动员型向事前预防型管理模式的转变,从"运动式"参与机制向"常态化"参与机制的转变。     

基层广播在危机传播中的特征与功能--以“新冠”肺炎防治宣传为例

广播是进行危机传播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宣传中,基层广播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本文从客观条件、传播特征、功能优势三个角度对基层广播在此次危机事件中获得成功的原因进行探析,发现基层广播具有传播内容地域化、传播策略共情化、传播范围扩大化等特征。相较于其他媒介,在危机传播中,基层广播在心灵抚慰、社会动员、舆论引导功能上更具有针对性。在发展上,建议基层广播尽快融入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联动新媒体,深挖专业领域,赢得媒介市场。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现实基础、介入逻辑和实践准则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的“媒介化治理”,不单是媒介化社会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更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介入逻辑,主要包括通过设置议程型塑人民群众的社会认知、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和渠道、为多元主体提供可以协调沟通的平台、发挥媒介调节社会情绪和情感的功能等。与其他治理方式相比,“媒介化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并非“万能药”。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所进行的“媒介化治理”,应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媒介化治理”共同体立场,谨防“舆论偏好”引发治理风险,避免对“媒介化治理”产生依赖,在最大程度上杜绝媒介系统的功能错位,找准应急治理的发力规律,以此全面提升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     

公共健康危机的信息设计与传播策略——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准确有效传达信息对个体和组织进行行为决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危机传播的关键环节。新冠肺炎是一场遍及全球的公共健康危机,如何有效传递疫情信息、并处理好信息传播中的问题成为备受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以往文献,并分析近年健康危机事件,认为传播疫情信息要考虑真实、科学和充分性,以及表达内容和形式的清晰度,并且还要体现持续性和差异化,以及可能造成的伤害等原则。本文按照疫情发展的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性特征,从疫情信息设计和传播效果两方面,提出信息传播路径和策略。     

浅析公益广告在公共危机时刻的传播作用——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公益广告宣传活动为例

2020年初,我国暴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这期间,我国的政府、企业、媒体等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抗击疫情公益广告宣传活动,对防控疫情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以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益广告宣传活动为例,分析公益广告在公共危机时刻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促进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满足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对我国现有制度下提高公益广告在公共危机中有效传播率提出相应的建议。     

论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主流媒介角色——以贵州"6·28瓮安事件"为例

本文系统分析了主流媒介在该事件进程中的角色变化,探究了变化发生的原因,并对主流媒介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应承担的角色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媒介治理的新范式——反思“新闻自由”背后的乱象

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新闻媒介的报道、转发不仅会引发网络舆情,甚至会影响局部的政治生态。新媒体时代所有信息都可以进入网络,“新闻自由”体现得更为明显,但很容易诱发观点极化、分化等问题,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则会因为国内外不良媒体的介入,导致社会矛盾升级。因此,应准确把握新媒体时代媒介功能的发展变化规律,探索媒介治理的新范式。     

“自媒体”环境下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以“故宫门”事件为例

本文从梳理故宫门事件中的网络舆情的应对得失入手,分析了事件中网络舆情应对的误区,阐述了自媒体环境下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的特点,并对此提出了反思和建议。     

区县融媒协同治理的现实路径——以广州市黄埔区“融媒孵化器”为例

黄埔区融媒体中心搭建“融媒孵化器”,以“平台+技术+人才+数据”为基层各职能部门赋能,孵化多个融媒矩阵,构建“一中心多矩阵”立体网络,推动全区舆论引导能力、信息化服务能力、管网治网用网能力整体提升,探索“权不在我、治理有我”的黄埔“融媒+”协同治理模式。     

浅谈舆论监督在新媒体时代下的专业化之路——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舆论监督为例

在关于2019年末到2020年初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影响略占上风,这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结果。媒体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虚假新闻、谣言泛滥、媒介审判等诸多问题。不仅仅是在疫情报道中,这也是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下必须考虑的问题——如何能够进行有效专业的舆论监督。本文以疫情期间的报道为例,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舆论的特点以及舆论监督的现状出发,探讨舆论监督在新媒体时代下的专业化之路。     

针对和谐社会下城市社区“邻里互助”养老模式新探索——以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为例

随着社会的发展,“空巢家庭”、“四二一”家庭这些特殊结构所占的比重日益加大,使家庭养老的基础不断缩小的,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已经不能满足老年人在心理生理等多方面的需求,并且现阶段,在我国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机构养老又由于资金缺乏以及缺少人文关怀,在发展过程中困难重重,且很难被大多数老人接受。在此,社区＂邻里互助＂养老模式,显示了其独特的优势性,也必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媒介仪式在危机公关领域的应用——以索契冬奥会为例

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上尴尬的4.5环让世人记住了这次体育盛会,也让普京政府的形象乃至整个俄罗斯的国家形象陷入危机之中。然而,来自国际各方的冷嘲热讽在冬奥会闭幕式再现4.5环的机智表演后瞬间转为对其危机公关手段的高度赞扬。其公关手段中重要的一环——媒介仪式可谓功不可没。媒介仪式通过电视媒介进行传播,借助媒介载体的视听兼备性、强带入性、超真实性、亲切感以及传播的广泛性,最终扭转了俄罗斯国家形象危机的局面。     

大众文化视角下的“新新”媒介探析一以腾讯微信为研究对象

本论文尝试用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去研究微信。腾讯微信堪称“第二媒介时代”的“新新”媒介。笔者首先分析了微信的产生根源、大众追捧缘由及其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所具有的媒介功能,其次揭露了微信具有独特的大众文化特性和流行文化符号表征,最后笔者指出微信现如今在大众时尚层面、人际交流方面及人类思维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媒体联动，让主流声音牢牢占领舆论场——以文山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报道实践为例

对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各级主流媒体应加强联动机制,集中优势兵力、优质内容、优化平台,信息公开重精准,事件动态重解读,城乡全线覆盖,抢占传播制高点,敲响舆论"定音鼓"。不但要报道来自各方的信息,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还要拓展服务属性,发挥好甄别谣言信息、协助社会沟通、抚慰公众心理等作用。     

社会治理视域下政媒协同新型关系的构建与实践 ——以广东省江门市数字政府观察团为例

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呈现出新趋势、新特征.政府与媒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多元主体格局新体系正在形成.政府与媒体均与公共利益密切关联,二者的目标任务、价值立场具有高度一致性,加之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促使政府与媒体逐步产生互为依赖的新型协同互动关系.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导者,应积极承担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使命,善待、善用、善管媒体;媒体是社会治理的合作者,应积极顺应时代之变,将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作为自身的本质属性,树立与政府协同治理的主体意识,成为社会协同治理的中坚力量与智慧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