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藩府刻书辑考

明代藩府刻书,历来研究很多,今人亦颇多关注。其著录与考述最详者,莫过于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所列《明代藩府印书表》,开列有明一代诸家藩府本书目约430余种,然仍不免有遗珠之憾。今在张氏《明代藩府印书表》之外,征之于各类文献,得张氏所未及者凡120种,庶可补明代藩府本考录之阙。     

明代藩府刻书概述

明代宗藩藏书丰富，著作如林，雕椠兴盛，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论文从背景、数量、质量和特征四个方面阐述了明代藩府刻书的状况。     

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藩府刻本，历为世人所重视，被藏书家视为明代刻书之善本。明代藩府刻书究竟有几家，刻了多少书？现在无法有个明确的回答。先辈叶德辉先生《书林清话》中有明代藩府刻书一节，但所列藩府家数不多，所录刊书数量少且错误较多，故撰此文以补校之。     

论李光明庄刻书的营销意识

清代坊刻以李光明庄为经典,以刻蒙童教育类图书为主。李光明庄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当时能够垄断南京市场、并在全国范围内打响知名度,与李光明庄独具特色的营销意识密不可分,其营销意识包括对图书消费市场的选择、广告宣传手段的采用以及对消费者诉求的注重等方面。     

论明代苏州府藏书家的藏书风气和刻书风尚

明代苏州府藏书风气非常兴盛,且大部分藏书家同时又是刻书家,本文简述苏州藏书家藏书风气之兴盛和刻书盛况,并以家族的传习、师生的传承、朋友的熏染、姻娅之影响等途径,论述苏州藏书家的刻书风尚。     

明代晋藩虚益堂本《初学记》考论

(原文扫描不清)辑佚价值,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重视.国内现存版本除影印日藏宋本之外,其它均为明清刻本,大多由安国桂坡馆刻本而来.惟嘉靖十三年晋藩虚益堂刻本以安国活字本为底本,具有独特的版本特征,版本价值自当不与他同.今在梳理<初学记>版本系统和源流的基础上,据相关资科和晋潘本<初学记>本身的信息,对这二观点进行详细论证.     

从刻工情况看清代聊城坊刻业

清代聊城书坊刻书业发达,服务于书坊的木版刻工是聊城刻书产业的重要支撑。本文从刻工的来源及构成、刻工技艺水平、刻工生产方式、刻工工价、刻工所受的经济剥削等方面,对聊城刻工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从侧面反映出清代聊城书坊刻书业的概况与发展水平。     

明代官府的刻书

袁恬《书隐丛说》谓:“官刻之书,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此外“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这说明明代官府刻书的兴盛和普遍。以中央而言,沿历代建置有国子监刻书,明朝国子监有南北两处:一为南京国子监,一为北京国子监。南京国子监,称为南监或南雍。史称“太祖洪武元年八月,大将军徐达入元都收图籍”。(《明史·太祖本纪》)把所藏宋元雕版尽入南监,故梅《南雍志·经籍考》说:“本监所藏诸梓,多自旧国子监而来。”南监就是根据这些版片,加以修补印行,即后世所称的“三朝本”,其中以《十七史》最为有名…     

从国图馆藏看金陵书局所刻书

金陵书局是清末创办最早而且是最负盛名的官书局。在各种相关文献的记载中,后人对它四十余年经营中刻书数量有不同的统计结果,对它与江南书局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解释。本文是在对国家图书馆大量有关藏书翻检后写成的,从金陵书局初期的刻书情况,到总体刻书类别、版本特征、品种、数量等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同时对江南书局刻书也做了统计,并谈了个人对两书局关系的初步理解。     

明代的庆藩刻书

明代的庆藩刻书徐庄今宁夏地区在明王朝时期的刻书事业，除刊印地方志外，有记载的主要是藩府刻书，也就是庆王府刻书。明代藩府刊印书籍既多且精，世称藩府本，是明代刊本的一大特色。藩府就是明太祖朱元津分封到各地的皇太子及其子孙的府第。明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     

明代安徽私家刻书考

明代安徽刻书地区广、规模大、数量多、质量精、内容丰富,是当时著名的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前人研究安徽刻书,多集中于研究徽州一地之刻书,难以反映安徽刻书的全貌,现采取考证的方法,就明代安徽地区的私家刻书情况、发展特点进行考述,以全面反映明代安徽私家刻书的成就。     

明代南京国子监刻书经费来源探析

明代南京国子监刻书在官府刻书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刻书经费来源多途，分别从礼部、工部负责书板的刻补、书籍的刷印，由户部、工部、礼部进行拨款，募集地方官署赎锾、官员捐俸和变卖庵寺银以及组织监生参与校勘、缮写、刊板等途径筹措。这极大地限制了南监刊补书籍的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刻书的数量和质量。     

论明代刻书的历史分期及时代特点

有明一代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以及手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均为明代刻书事业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并使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与时代特点。具体而言,由明初至正德时期的沿袭元代刻书遗风,转向嘉靖至万历中期的全面翻刻宋本,至万历后期至明末的翻刻宋本多而不精。     

明代河南藩王刻书的特点及其价值

明代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上的转折时期。不仅官府刻书甚多,而且私家刻书作坊亦蓬勃兴起,图书逐渐向大众普及。藩王在明王朝宗藩政策的引导下,致力于文化事业。刻书是其文化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藩府所刻印的书为＂藩府本＂或＂藩本＂,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罕见的。河南是明代藩王居住集中的地区,生活在这里的藩王从洪武到崇祯年间,相继刻书百余种,门类庞杂,刻工精细,印制讲究,独具特点,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     

明代刻书中宋体字的形成与特征探析

宋体字的形成丰富了中国古代汉字体系的内涵,在传承书法艺术审美意趣的同时,凭借其独有的"刀味"和蕴含的天然社会学意义,成为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中极具代表性的产物.宋体字到明中后期发展成熟,并逐渐成为行业规范,这与其在古籍中所展现的适读性和匀整的版面肌理不无关系.明刻本中风格各异的宋体字呈现各式各样的版面特色,它所强调的规范与统一极大地提升了书籍的内在气质.时至今日,宋体字仍然被大众所广泛推崇,历久弥新,展现了国人深厚的国民文化与精神内涵.     

明代苏州无锡万卷藏书家的抄书刻书活动

本文从每爱奇书手自抄和刻书可以泽人等方面 ,阐述了明代苏州、无锡万卷以上藏书家的抄书、刻书活动及其贡献。     

从《十竹斋书画谱》看晚明徽派刻书之进步

《十竹斋书画谱》是我国古代刻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同时也是晚明时期徽派刻书的代表作之一。《十竹斋书画谱》的刊刻成功,正是晚明徽派刻书进步的体现。本文以《十竹斋书画谱》为例,从刊刻题材、表现形式、刊刻技艺以及创作团队四个方面,对晚明时期徽派刻书的进步性加以总结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