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前李鸿章与宝海、脱利古谈判述论

中法战争前,中法两国的外交交涉曾在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以及与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之间进行.李宝谈判中,李鸿章妥协求和;李脱谈判中,李鸿章据理力争.李鸿章态度的变化,虽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清政府的决策起作用.     

“阿思本舰队”与英国的侵华政策

1861年清政府决定向英国购买船炮,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筹办新式海军,与外国侵略者的怂恿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怂恿清政府向外国购买舰船建立海军的英国侵略者,是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和英使馆参赞威妥玛。总理衙门后来在致威妥玛函中曾回顾说:“中国购买轮船一事,从前中国举办之初,原因两国既经和好,卜大臣时思为中国设法平贼,贵参赞又尝谓中国非创立新法,不足挽回从前之积习,因而本衙门与赫税司议及外国轮船。”1861年春,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李     

李鸿章与光绪初年中英云南危机的解决——“滇案”再研究

同光之交,英国欲扩大在华利益,藉口"马嘉理案"与清政府进行交涉,并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云南危机的爆发引起了一系列的边疆危机,清政府应接不暇,顾此失彼。李鸿章本着"力保和局""俾免决裂"的指导思想参与其中,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翻译梅辉立等人进行反复交涉,淋漓尽致的演绎着弱国外交家的两难处境。     

试析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事再起的原因

一、侵略者的贪欲是战事再起的根本原因为扩大侵略权益,1854年初,英、法、美三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曲解《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的有关规定,提出允许外国人往中国沿海和内地各城市并可购买地产、鸦片贸易合法化、改订税则、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一系列无理要求,结果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英、法、美三国再次提出,清政府再次拒绝,于是,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极端不义的战争”。由于双方实力悬殊、清政府忙于“靖内”,联军占领广州、攻陷天津、威逼北京,清政府被迫议和,1856年6月,…     

威妥玛与郭嵩焘使团的出使

威妥玛(T．F．Wade)是晚清英国驻华公使，是近代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本文以郭嵩焘使团出使英国为例，论述这位殖民者在英国侵华过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及其殖民心态。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虽被打开，但清政府对外界知之甚少，尤其是对国际外交知识一无所知，出于对礼节、经费、出使人员等问题的考虑，清政府在正式派遣驻外使团这个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定，只是在1866年派斌椿随赫德(Robert Hart)游历欧洲，1868—1870年派志刚等人随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出访欧美和1870—1871年派崇厚使团出使法国等三次临时性遣使。三次遣使后，清政府高层逐渐认识到遣使驻外的重要性。而     

清政府首次派遣驻外使节始末

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在国内没有设立专门办理外交的机构,在外国更没有派出一个常驻使臣。1861年,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沙俄公使巴留捷克以征服者的骄横姿态避驻北京。这些殖民强盗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派驻北京的第一批“外交使节”。同近代国际外交惯例相反,外国公使驻京的同时,滑政府并没有派出驻外使节。 早在1858年天津谈判中,英使额尔重就向清政府     

战前中法越南交涉与曾纪泽的政策效应

1883年初法国撕毁《李宝协议》，扩大对越侵略，使中法越南交涉转入新阶段。面临危机，驻法公使曾纪泽积极主张“备战通商”，加强中越协作，以有效地阻遏法国侵略势头，表现了新的策略思想，却遭到主张妥协避战的李鸿章的反对，致使清政府游移于两种政策之间，失去先机，付出了昂贵的政治代价。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本无正式外交机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外交涉,均由两广总督负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各国公使根据《天津条约》,入     

从《天津条约》到《北京条约》

新编高中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第一章第三节《北京条约》的内容中有“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这句话出现得比较突然,给教学留下了疑问。为什么清政府1860年才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呢?笔者对此试作补充,使学生明白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的曲折性,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和法国分别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广州沦陷。随即英法联军军舰北上,抵达天津白河口外,提出了各项侵略要求,如公使驻京、内地游历等,并照会清政府同意,否则将扩大战争。     

议1883年赫德的五个《节略》

18 8 3年 ,法国加速了侵略越南的步伐 ,并妄图以此为跳板侵略中国 ,中法之间剑拔弩张。赫德插手中法交涉 ,向清政府递交了五个《节略》。其目的是劝诫、恫吓清政府妥协退让 ,避免中法交战 ,以此维护英国在华利益     

李鸿章家族述略

合肥李鸿章家族以慎所公为许改李姓之始祖,繁衍生息数百年,至今已有第十四世传人。从李文安（李鸿章父）举进士入宦开始发迹,至李鸿章兄弟尤其是李鸿章的统军爵相而达到鼎盛。其宗风之醇,人材之萃,家业之隆,门第之荣,堪称＂晚清豪门＂、＂江淮巨族＂。     

薛福成对西方风俗的认识与介绍

薛福成作为清政府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对西方风俗有具体细微的描述,为近代国人了解、认识西方风俗提供了鲜活的史料。同时,由于他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对西方风俗的认识上又存在那个时代的特色,这些又决定了他对西方风俗的介绍没有起到应有的移风易俗的作用。     

李鸿章“夺情”复出与“清流”的幕后筹划——张佩纶李鸿章通信研究

借助首次披露的史料,我们可以追觅"清流"代表人物张佩纶与李鸿章的秘密往来,他们彼此之间的支持和争执,从而展现光绪前期政治舞台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军机大臣李鸿藻与北洋大臣李鸿章之间的沟通,李鸿章丁忧后"夺情"复出中,张佩纶、李鸿藻为其所作设计的内幕,以及清政府内部在处理朝鲜壬午事变中不为人知的预案和策略,"清流"谋划的对日策略和李鸿章的态度,显示出晚清不同政治集团纵横捭阖、相互渗透、利益消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比后人想像的更为丰富。     

国际法视角下中法马江海战起因探究

根据《中法简明条款》法文本,北圻的清军在最终条约缔结之前屯扎原驻地待命是守约、合法的;法军在最终条约缔结之前,前去攻占清军原驻地谅山是违约、非法的。但茹费理政府为了占越南为殖民地的目的,谙法玩法,并加武力威胁,逼迫清政府承认背约。软弱、昧法的清政府未能在外交上戳穿对方的谙法玩法,步步退让,但坚持“中国既未违约,实不能认此无名之费”的底线。茹费理政府继续恃强玩法,以“报复”为遮羞,发动了中法马江海战。     

镇南关大捷后法国对华政策试析

关于中法战争清政府乘胜即收的原因 ,近年来有学者进行了新的研究 ,提出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理由。分析镇南关大捷后法国的对华政策 ,可以从一个侧面审视这一问题。其实 ,茹费理下台的直接原因虽然是法军在越南的失利 ,但其根本原因却是法国无产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矛盾 ,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的矛盾斗争的结果。茹费理刚下台 ,议会便通过了增兵加饷案 ,说明法国没有改变对华战争政策 ,这促使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     

试论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双体"结构

教会教育与中国人自办教育的长期共存和并立构成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双体"结构。在清末新政推行之前,教会教育在中国的新式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的新式教育建立起来,教会教育受到治外法权和传教宽容条款的保护,与中国人自办的新式教育并存。民国时期,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高涨,经过收回教育权运动,绝大多数教会学校开始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双体"归于"一体"。     

唐景崇与清未教育改革

二十世纪初年正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体系肇始之期。作为清末江苏最后一任学政与清政府最后一任学部大臣，唐景崇为清末江苏以及整个清末教育变革经历了一个从趋新到力求新旧调和的过程。虽然他的努力并没有实现他的宪政理想的初衷，也不可能挽救晚清王朝覆灭的命运，但其在位期间所推出的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精彩与无奈:陈兰彬与晚清出洋官员的两难选择

陈兰彬作为中国首任留学生监督和第一任驻美国公使,属清政府少数较早走向世界的官员之一.其出国感受和受美国社会文化浸染后的思想文化观念变化,在晚清出洋官员中具有典型性.陈兰彬到美国后,一方面为美国发达的经济、现代化的建筑和优美的环境赞叹,精彩之情深藏于日记和其他书信、报告之中;一方面又不适应美国的生活,甚觉无聊,尤其是面对自由、民主、发达的美国比专制、独裁、落后的清廷优越的客观现实,又不敢直抒己见,只能无可奈何地去维护清廷的封建主义.加之,陈兰彬生性谨慎、胆小,惧怕出事丢官,出洋的数年中始终在精彩与无奈的两难中煎熬.这看似个人的悲剧,其实是近代中国畸形社会变迁过程中两难选择的一种反映.     

论董评的《儿女英雄传》

晚清官僚董恂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期间，曾评点长篇通俗章回小说《儿女英雄传》。董恂对《儿女英雄传》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诸要素（人物形象塑造、谋篇布局、写作方式和技法、语言特色等）作了逐一评点。董评本作为该书清末手刊行的版本系统中唯一的评点本，不乏精辟见解，展示了一定的进步性与小说创作理论，在版本与小说研究中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