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以琅邪王氏为中心的考察

琅邪王氏兄弟与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舟共济,建立了江左的东晋政权,开启“王与马,共天下”之局面。经过王敦之乱的较量,这种士族与皇权共天下之局面,被双方共同接受,终于形成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格局。     

东晋南朝佛教对琅邪王氏文学创作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众多家族成员都崇佛，佛教对其文学创作从思想到题材、风格，从诗歌到辞赋、散文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影响，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总的来说，其时佛教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尚不够成熟，像后世那种抒发对佛理深刻体悟并能与写景咏物浑融无迹的作品还较少见。     

论东晋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之家风与家学

琅邪王氏是两晋南朝时期最兴盛的世家大族。以“与时推迁”为突出特色的家风 ,使其家族在频繁的王朝更迭中少受冲击。其家族文化尤重礼法制度 ,在宗族内讲求孝友 ,于国家则擅长朝仪典制。在文化思想方面又注重广泛的包容性 ,使其家族能够长时间充满活力 ,保持较高的社会地位     

琅邪王氏族谱的修撰

西晋太康八年,奉皇帝旨意,崔琳最早修撰琅邪王氏谱。咸和九年,王导全面修订王氏谱。两晋时期尚有其他若干次修订,已不可考。贞观六年至万岁登封元年,唐代官修王氏谱。北宋徽宗朝琅邪王氏后裔王缙私撰王氏谱牒。明嘉靖丁酉年,王轼修《琅邪王氏宗谱》。明天启二年,韩昌箕修撰《王谢世家谱》。另外,明代尚有王应斗修《新安瑯琊王氏统宗世谱》、清代有王以镜修《开闽忠懿王氏族谱》。     

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望族心目中对辞赋文学正宗地位的重视及对辞赋文学唯美之风的追求。     

琅邪王氏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

永嘉南渡后,北人南迁,江南地区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南朝文学以其艳丽的内容、精工的艺术技巧引领着当时文学发展的方向。琅邪王氏文人借助本家族在书法、音乐等文化艺术方面的优势,敏锐发现并积极实践一些新的文学创作方法,如在诗歌中积极践行声律理论,在散文和辞赋创作中追求唯美化。琅邪王氏文人的文学创作,不仅符合南朝文学新变的发展方向,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自觉的进程。     

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琅邪王氏婚媾交游考——从一个侧面看庐江何氏门第与地位得以维系之原因

东晋南朝时期,士族社会不同家族往往世代通婚,交往密切.庐江何氏家族本为兴起于魏晋之际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一个重要的因素便在于世代与琅邪王氏家族通婚和交往,得到了王氏权势人物的提携.特别是东晋王导扶持何充,使其位列宰辅,奠定了其家族门第的基础.萧齐时代,王俭对何氏家族人物多有表彰与提携.当然,这种家族间的通婚与交游,何氏代表人物也有帮助王氏的事例,从而影响到王氏家族的发展.     

论琅邪王氏的兴盛及文化传统

本文详细考察了六朝时期兴起的高级士族琅邪王氏的兴盛经过,力求揭示出琅邪王氏的文化传统,借以说明士族文化的成因及其影响。     

关于六朝世族婚姻的几个问题——以琅邪王氏为例

通过对六朝最具代表性的世族琅邪王氏婚姻状态的研究,探讨了几个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世族婚姻的内部特征是累世与一些固定的家族通婚,致使异辈婚、中表婚盛行,所以婚姻之家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并且对遗传和寿命多有影响.     

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之崇尚儒家礼法及其表现

东晋南朝时期,琅邪颜氏家族在权势地位上虽非显赫,但历经数百年,代有人物,不绝如缕,且于学术文化多有贡献,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世族。在玄风泛滥的背景下,颜氏子孙世代遵循礼法,恪守孝悌之道,多排斥玄虚,尤以东晋之颜含、入隋之颜之推为突出。晋宋之际颜延之虽曾由儒入玄,但对其家族毕竟影响有限。中古时代,颜氏家族作为士族门第社会中的＂小族＂,世代相传,维系着其家族地位承继不替,主要得益于其家族崇尚儒家礼法的文化传统。     

太原、琅玡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简

太原王氏与琅砑王氏均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大族,在北魏中叶,两个家族先后都有支系流寓于北方,但相同的境遇,却没有相同的归宿,太原王氏北归支在南方主支覆灭的情况下,最终跻身子山东士族顶级门户,而琅砑王氏北归支则在短暂辉煌后,迅速归于寂寥,对于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前贤多有讨论,但在历史的迷雾下,仍有关键的节点值得探索。     

汉代琅琊地区道家思想演变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琅琊文化在燕齐文化的大环境中形成一由于多种机缘,琅琊文化早在先秦时代便形成了它的道家文化特色。在汉代,琅琊文化中的道家思想随着汉朝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潮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相应地,其对汉代国家政治的影响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汉初,盖公为汉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西汉末,王吉、贡禹是“托古改制”运动的中坚人物;东汉初,伏湛、淳于恭等人自觉地翼戴和佐助东汉朝廷的政治施为;东汉中晚期,郎额、襄楷对现实政治进行尖锐的批评,并提出改革建议。由此可知,琅琊文化对汉朝政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徐兖籍士族与东晋前期政治

西晋末年南渡的徐兖籍士族,如琅邪王氏、琅邪诸葛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陈留阮氏等世家大族,对东晋政权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士族彼此之间相互联姻、相互提携,与皇室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徐兖籍士族入主中枢,把持朝政,控制着朝廷禁卫军权以及地方上重要方镇的军权,左右着东晋前期政局,影响着东晋政权的发展和稳固,成为东晋前期政坛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庾阐《扬都赋》与东晋庾王之争

庾阐《扬都赋》作于成康五年（339年）至成康六年（340年）间。《世说新语》中庾亮与谢安对《扬都赋》作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这牵涉庾亮的政治举措和东晋颖川庾氏与琅琊王氏两大门闽世族的政治角逐。     

东晋初王导推动清谈之风的原因及影响

东晋初,王导极力推动清谈之风,以之团结南方士族,安抚北方士族,进而巩固江东政权统治.他谈〈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和〈言尽意论〉,并非仅用于清谈场以自托风流,更重要的是以清谈的方式向南北士人宣传其政治观点.     

潘岳与晋初政坛

潘岳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条件,一开始出仕就在最高层机构里任职,一般来说前途是非常看好的,而此后他却一直沉沦下僚,原因在于卷入了当时官场的派别纷争。他过于紧跟录尚书事、太尉贾充,而贾充其人在西晋初年的政坛上地位相当微妙,受到中书、门下二省的抵制,因而潘岳也遭山涛等对立面的嫉恨,而山涛长期主管官员任用,于是潘岳就一再碰壁,不得不一度归隐。     

殷浩与东晋中期政治

殷浩是东晋中期著名的玄学名士,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与宗室司马昱结合掌握中枢政权,并积极北伐。但是由于自身的条件以及东晋政权的内讧和姚襄的反叛,北伐最终失败,自己亦被废为庶人,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东晋土族政治中的桓氏与何氏家族

谯国龙亢桓氏与庐江灊县何氏是东晋时期的两大侨姓士族,但桓氏大起大落,何氏则绵延不绝。造成他们兴衰历程迥异的原因,可以从两家的家族根基、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几个方面来探讨。对比考察两家的兴衰之迹,以有助于对东晋士族政治的理解。     

东晋士族政治中的桓氏与何氏家族

谯国龙亢桓氏与庐江灊县何氏是东晋时期的两大侨姓士族,但桓氏大起大落,何氏则绵延不绝.造成他们兴衰历程迥异的原因,可以从两家的家族根基、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几个方面来探讨.对比考察两家的兴衰之迹,以有助于对东晋士族政治的理解.     

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桓氏父子

在以门阀政治为特征的东晋政局中 ,士族与皇帝分享权力 ,士族有时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桓温、桓玄父子均以取得皇权为目标 ,最终却连门户也无法保全。桓温的失败在于没有充分理解门阀政治的运行规则 ,打破了门阀政治的平衡原则 ;桓玄的失败则体现了士族势力的整体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