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词学述论

叶恭绰自幼师承家学,是民国时期知名词学家,参与了数个词社活动,活跃于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词坛,编辑了《全清词钞》《广箧中词》等重要词学文献。词集《遐庵词》《遐庵词赘稿》流露了词人一生真挚的情感。     

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之词学史意义--兼论近世关于豪放词的评价

梁启超晚年将词学作为国学内容之一进行研究,对中国现代词学是有影响的。他关于辛弃疾词的研究成就最大,以实证方法考证稼轩词的版本而有创获,以社会学方法发掘稼轩词的社会意义,力图恢复辛弃疾的真实历史面目,从而阐扬中华民族的积极精神。这在中国词学史上第一次对稼轩词的高度评价,改变了传统观念,由此导致近世对豪放词的重新认识。我们如果追溯新中国建立后词学界关于豪放派为宋词主流之论,会发现这是自梁启超以来学术思潮的必然趋势。关于豪放派评价问题仍是有争议的,值得进行历史的反思。     

论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

梁启超对稼轩词“好之尤笃”的首要原因在于他对辛弃疾人格的认同和景仰，在于两人的性情与襟抱相近。稼轩词研究不仅是他词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且成为他建构自己词学思想的有力佐证。他对稼轩词的研究是一种认同式的接受，这既宜于较为客观地把握稼轩词的本色特性，也易于走向一种穿凿比附、难以周全的解读误区。     

梁启超诗歌颜色词语义研究

语义显著度和语义广义度是反映词义内容的两个重要维度。以梁启超诗歌为语料,通过这两个维度的考察,可以发现,语义的显著性随着使用、社会、环境和说话者的变化而变化;各范畴颜色词(表颜色的义项)在具体语境中所能适用的物类和事类不尽相同,同范畴颜色词所适用的物类和事类也各有侧重,语义广义度是考察同范畴颜色词语义共性和异性的直观途径。     

梁启超词学思想初探

梁启超是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学者 ,然而学术界对他的词学思想研究甚微。本文深入探讨了梁启超词学思想的丰富内蕴及其在词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越南词学研究述评

自1981年夏承焘先生等人选注了《域外词选》始,越南词学作为域外词学的一员就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1,此后相关研究论文相继出现,研究不断深入,其方向包括了词人词集整理研究、思想艺术内容的挖掘、词话研究以及越南词学未能兴盛的原因探讨等,但关于这些研究的整理工作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从"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立场出发,越南词学研究需要作一个小小的总结。应当指出,越南词学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研究的基础工作有待深入,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扩展,研究视野有待开拓。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中国词学研究

吉川幸次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是全面的,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他把握住了诗与词的关系,也注重从创作主体的需求这个角度去探讨。吉川幸次郎认为,诗和词是宋代的主流文学,但词比诗更能体现宋人的抒情精神。“雅俗”是吉川幸次郎论及词的一个重要维度,他关注的主要是语言层面,认为混用俗语是北宋词的普遍现象,而修辞性是南宋词的一大特征,指出南宋的词和六朝齐梁的文学一样,在中国文学中最讲究修辞。吉川幸次郎对清词的关注建构起了他研究中国词学的整体视野。     

梁启超文化观述论

本文拟对梁启超浩繁著述中零散地表达出来的文化观念,进行初步整合性研究。梁氏文化观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化发生论,讨论其文化定义及世界文化多元发生的思想;第二部分为文化结构论,分析梁启超“器物－制度－心理”的文化结构思想及其对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部分国民性的研究;第三部分为文化进化论,讨论其文化进化及文化悖论的思想     

昌盛与萧条－－本世纪词学研究格局中的清词研究

本文拟通过对本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的定量分析来说明本世纪词学研究包括清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提出要打破对清词研究的萧条格局。     

浅谈梁启超词

梁启超作为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其生平经历与其词的“词史”品质息息相关。受辛弃疾影响颇深,词境悲慨也不乏有凄婉清丽之作。意象独特,善用燕子,热血,残月,泪光等营造词境。     

陈子龙的词与词学

陈子龙是明季爱国志士、文学家。他有词集《江蓠槛》、《湘真阁存稿》,有词学理论篇章《三子诗余序》、《王介人诗余序》、《幽兰草题词》、《宋子九秋词稿序》等。陈子龙词的主题不外乎闺情、咏物和感怀,且绝大部分以春日为对象或以春日为背景,在表面的婉丽哀艳后面寄托着深刻的人生理想、生命感慨和时世之叹。     

昌盛与萧条——本世纪词学研究格局中的清词研究

本文拟通过对本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的定量分析来说明本世纪词学研究包括清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提出要打破对清词研究的萧条格局。     

近世词学的传承与开拓——浅论朱惠国的词学研究特色

朱惠国近年来在近世词学研究领域多有创获,其学术观点得到了学界特别是词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清词研究方面,首次揭示了常州词派与常州学派的关系,探讨了晚清常州词派与浙西词派的共存与融合;以"传统词学的现代转化"为线索,注重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晚清民初的词风变化。在民国词研究方面,首次提出"民国词学"的概念,拓展了传统词学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注重将传统的实证精神与经学、政治、文化背景相结合,显示出开阔的学术视野。     

论王恽的词学观念与词学渊源

王恽作为元代前期的重要词人，词学观念较为丰富。王恽作词重视情致，这首先指合乎温柔敦厚之诗教精神的雅正之情，体现为强烈的淑世精神，还指符合士大夫审美理想的闲情雅意。在作词法度上，王恽小令或慢词能守前人矩镬，又引入白居易诗论，要求词以美刺，用于表达政治性诉求。词风上，既推崇豪放疏快，又不废雅化之“清”。这些观念于前人尤其苏轼、辛弃疾、元好问三者多有所取，渊源脉络十分清晰。     

明代词学的构建

明代是中国词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词韵、词谱之家专书,自明代始;明人编集的词选甚多,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尤堪称词学构建的大工程;明工词学批评在词史观、体性论、主情说三个方面均有创辟。     

梁启超外交思想述论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下，梁启超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外交思想，主要有民族主义、中日提携、均势主义、名誉孤立、开诚布公以敦睦谊等。他的外交思想具有极鲜明的爱国主义特性，反应了时代的要求。但是，梁启超过于重视国家层面的角逐和博弈，没有充分认识人民的力量，这是其局限所在。     

梁启超在辑佚学理论方面的成就

梁启超是近代国学大师,他在文献学理论创新上取得巨大成就,在辑佚学上主要讨论了辑佚产生原因、辑佚起源、辑佚的界定、辑佚的取材、鉴定辑佚书优劣标准、辑佚的价值等理论问题,开启了辑佚理论研究的先河,奠定了辑佚学的理论基础。     

论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不能不提梁启超的史学。学界对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很少有人论及其历史编纂学思想。实际上,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对旧史的批判蕴含着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新史的设想则直接反映了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史籍的划分和史体的评述,反映了梁启超对史书编纂形式的认识,也蕴含着史学家丰富的编纂思想;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治史目的的认识、关于通史与专史研究与撰述之思想以及赋予"史家四长"的新意义和新的阐释等等,都深刻体现着梁启超丰富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邹祗谟词学理论与清初词学进程

邹祗谟词论是清初词学进程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云间词派向阳羡词派、浙西词派流变的中间环节。邹祗谟推尊词体,其尊体观上继陈子龙风骚寄托之说,下启陈维崧存经存史说。同时,邹祗谟推重今词,这有助于推动词学创作的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清初"花草"之风盛行之际,邹祗谟给与南宋词相当大的关注,重视姜史婉约一派和陆游闲澹一派,为此后词坛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此外,邹祗谟主张创作中求新立异,同时提倡规范词律,强调辨体,促进词体保持本色的前提下获得新的发展。     

黄庭坚的词学观

黄庭坚早年喜作艳词,成为“苏门四学士”后,他的词风明显向苏试的词风逼近,这一转变背后是他生活和感情上的一些变化。他的词风变化体现了他创作态度的转变,从中可以窥见他对词体雅、俗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