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编写的“新”与“全”辨析

一味求“新”与求“全”并不就能解决文学史编写的问题,它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修修补补,但它无法完成“重写文学史”的最初设想与最终使命。如果对文学史编写的理论上（史学观念与方法以及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与整合）缺少突破,文学史编写的实践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所设想的目标。“重写”将会是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不断重复的过程。要编写出高水准的文学史,有待于提高对文学史书写中基本问题的认识,有待于寻找更多的写作的可能性。     

透明的黄玫瑰花落何方——从三毛作品看“重写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人们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都相应发生了改变,有了很多新版文学史。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文学史”留下的理论盲点。该文旨在研究“重写文学史”运动取得的成绩和仍存在的不足,及对作家三毛在文学史的重新定位。     

透明的黄玫瑰花落何方——从三毛作品看“重写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人们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都相应发生了改变,有了很多新版文学史。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文学史”留下的理论盲点。该文旨在研究“重写文学史”运动取得的成绩和仍存在的不足,及对作家三毛在文学史的重新定位。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重写文学史”提出后,文学界掀起了“重写”的热潮。回顾这20多年来的历程,“重写”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盲点,如：“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几乎不包括文言和少数民族文学;左翼文学和晚清文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删减与忽略。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重写文学史”提出后,文学界掀起了“重写”的热潮。回顾这20多年来的历程,“重写”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盲点,如：“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几乎不包括文言和少数民族文学;左翼文学和晚清文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删减与忽略。     

观念的更新与重写文学史--评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有识之士率先打出了“重写文学史”的旗帜.至今,在这种时代使命的召唤下,研究界确实推出了一些成功的“重写文学史”的范例,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等,皆为“重写文学史”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文学史教材编写应注意“文学”“史”

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不仅要考虑到文学史教学实际,也应该处理好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所以其编写应该坚持一项基本的原则:文学史编写要注意"文学" "史",即注意四要素构架的"文学"、注意多层级的文学"史"、注意差异性的"文学史".     

文学史理论建构的多元与写作实践的困境

文学史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是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分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激励下,学者们为文学史写作从理论上设计了多种多样的模式,带动了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现从多样的文学史模式、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困境两个方面来总结现阶段文学史理论建构及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

讨论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段时期的文学是否具有文学史价值?许多现有的文学史著作以"文学的自主性"作为衡量标准,从而否定十七年文学具有文学史价值,这种作法是不科学的。我们认为,十七年文学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对这段文学史的"重写",旨在颠覆的是以往政治视角下的文学史观,而非基本的文学史实。但对文学史观的置换,会牵连到文本的选取工作。选取哪些文本入史,其根据应该是作品产生的社会影响。十七年文学史写作的正途,应该是从基本的文学史实出发,回归历史情境,屏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随意臆测历史的思维习惯。     

上海与“重写文学史”之发生

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联袂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正式提出了＂重写文学史＂这一学术＂口号＂。本文试图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重新探讨＂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史＂,认为目前对于＂重写文学史＂发生的追认多集中于学科内部,而忽视了其作为历史文化思潮的属性,试图把＂发生史＂从学科化的线性时间叙事中＂剥离＂出来,重置于80年代的历史文化空间。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上海作为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其禀赋的左翼文化传统和消费文化传统在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被＂激活＂,从而对＂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形塑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文化“苦旅”——论儒道释在《中国文学史》教材中的体现

以四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为标本,以两位古代文学家为个案,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儒道释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现状,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呈现经历了曲折,重写中国文学史应该不断注入文化的血液,还原古典诗人、作家及其作品的本来面目,真正领略中国古典文学的无限风光、无穷魅力。     

"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但这一问题主要是针对以往文学史的弊端提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重写文学史”的必然性、相对性,因而潜伏着新的危机。     

不能承受的时代之重——“重写文学史”的回望与反思

通过回顾与反思"重写文学史"的缺陷与偏狭,在理论上注重文学历史现场的还原,注重文学与特定历史的重要联系;实践上将晚清小说、少数民族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纳入"重评"视野,最大限度还原和丰富"重写文学史"内涵。     

"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文章对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给予分析和评价,因其鲜明的文学史观念和学术风格而被称为"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历史回溯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自1952年创立以来,极为重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工作。在70余年的时间里,本学科共出版了50余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文学史论著作。1950年代至1976年,本学科迈出了文学史编写的第一步,这为此后的文学史编写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77—1989年,本学科在文学史编写上继续开拓创新;1990—1999年,本学科的文学史编写趋向多元化;进入新世纪的两个十年,文学史编写逐步向纵深发展,并实现了自我的跨越。     

“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

长期形成的凝固不变的思维模式所造成的“众史一面”现象,左倾思潮挟持下的偏窄视角所导致的文学史学科审美特质的严重缺失,是促使“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的重要原因。但在“重写文学史”讨论中所出现的任意贬抑革命作家及其文学成就的作法,则明显表现出学术界的某些浮浅、偏颇倾向。     

论传统"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理论的逻辑缺失

重写文学史已是当代中国文学史家们的理论责任与审美自觉。当20世纪中国文学走完它的全程之时，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理论与叙写方式的不足与缺点便日益突显出来。然而，只要我们对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从“整体性”、“逻辑性”、“文化动因”及“审美自由”等方面的缺失进行全面的考察，便能从理论的反面探寻出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必要性与理论支点。     

对"重写文学史"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再思考

“重写文学史”是在全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治背景下展开的,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但它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其美学观点又是反意识形态的。在这样的悖论启发下,试图探讨“重写文学史”的独特的意识形态意义。     

缘起法则缺失--"重写文学史"散论

文章通过对重写文学史的缘起、应遵循的方法原则及在写作中当预防的层面等的阐述，阐明了文学史写作的终极目标虚是产生出具有审美性和个人立场的研究型的学术著作，且这种文学史的重写工作需要不断进行。     

“重写文学史”思潮述评

学界对"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方向上展开:其一,将该思潮置于学科史层面予以探讨和学术定位;其二是将之置于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作考察,并与80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参照。这样的视角对个案的复杂性有所忽略。对"重写文学史"研究,应以深度影响当下文学史写作的"观念"为单元,考证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学术思潮个案,探索各个文本之间的相应或对照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批评标准、理论导向和价值关怀作出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