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我国古代散文赋的首倡者

在对于战国时期“文章四大家”之一的荀子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传统的看法,即:囿于“荀子‘重质尚用’”,而误认为荀文不重表现形式,忽略荀子在文体及辞章艺术方面的一些创造;进而否定他首倡赋体(特别是散文赋)的历史贡献,认为荀赋只是一些廋辞(谜语)、隐语和民歌。 是耶?非耶?请看事实:     

《汉书·艺文志》“成相杂辞”“隐书”说

“成相杂辞”是一种民间艺形式,先秦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并且影响了人的创作。从现存作品看,“成相杂辞”主要产生在楚国东部,和黄老之学有密切关系。现存成相本,大都以格言谚语集锦为其形式,以道德教化为其内容,用赋诵的方式传播。“隐”和古代的巫史关系密切,由巫转 述的神的预言谶玉器大多是以叶韵的隐语形式表现出来了。到了战国游士和俳优手中,“隐”为纵横策士资为谈助,更成了俳优侏儒亲近讽喻劝谏国君的工具。隐语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根植于古老民族的原始化歌谣。隐语从神的警告变成人的讽喻,就和“谐”合为一体。谐语大都以人的缺陷作为嘲笑的对象,渐变为诙谐调侃的杂赋。     

浅谈《诗经》中的性爱隐语

在《诗经》中常见一些象征性爱的隐语、双关语,这些隐语、双关语往往与当时的劳动生活、民间风俗有密切关系。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以下引闻先生的话,均见此文)一文中指出:“鱼是匹偶的隐语,打鱼、钓鱼等行为是求偶的隐语。”又说:“以烹鱼或吃鱼喻合欢或结配。”证之《诗     

论赋的起源

赋的起源问题,是赋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钱志熙先生提出“升高能赋”、“瞍赋”中的赋为口头赋,苟、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的假说,对学界甚有意义。然仍然有疑问之处。我们认为：源于先秦时期“诗经”中六诗之一的“赋”,导源于一种叙事文体;“隐语”和赋的讽谏功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后代的一种政治表达和强化。而“隐语说”也不能揭示赋的起源问题;荀子的赋只是赋的一个开端,而宋玉之赋才真正代表赋体的成熟。     

评叶幼明著的《辞赋通论》

湖南师大叶幼明副教授的专著《辞赋通论》,是在近年来赋学成果不断涌现的历史状况下,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问世的。这是一部继往开来,独辟蹊径的著作。全书共分五章,内容分别为:(一)什么叫赋,(二)赋的渊源与流变,(三)辞赋发展概述,(四)辞赋的辑录与整理,(五)历代辞赋研究概述。具体地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搜罗前说、掌握资料完备、系统,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辞赋研究全貌,一些资料的利用还解决了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在“赋的渊源与流变”章的“赋体渊源的     

隐语行话的“破解”——略论隐语行话的通用化传承

隐语行话是一种特殊的民俗语言现象。它的创制和使用主体是某些民间社会集团或群体,外部人员一律被排斥在外;它被创制和使用的目的是维护本集团的利益、满足交流协调人际关系的需要。隐语行话具有表达、掩饰功能和隐蔽性、秘密性的特征。于某种程度上说,隐语行话不是独立的语言,是对民族共同语的一种“反动”,是民族共同语的变体。隐语行话经历从创制到“破解”的过程,共同的文化大背景影响下的思维方式使社团外的人有破译隐语行话个别词汇的可能,频繁的社会接触,使隐语行话常处于一种开放的环境中,从而使其被破解的机率增大。     

骚体的形成与称谓辨析

以往的论者，大多仅从楚民歌的角度论述骚体的产生，却较少对骚体的南方渊源作全面综合的考察，而对于骚、楚辞、骚赋、楚歌、楚声等种种称谓的联系与区别，也往往缺乏详尽客观的辨析。本文以楚国特有的人文背景、地理环境、民俗风情、民间音乐等方面总体性地探讨骚体体式及其瑰丽浪漫风格的形成；并认为以“骚”代指屈原辞作乃至全部“楚辞”，实起于王逸的《楚辞章句》；骚与骚赋、楚歌与楚声等称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随意对等使用。     

屈原赋、荀卿赋、宋玉赋异同论及其影响——南北文学融合的一个例子

赋的起源与定型,常常涉及屈原、荀卿、宋玉三人。就讽谏而言,屈原用比兴;荀卿是“隐语”,但看起来是直述;宋玉是“讽谏”,是从反面说。就赋的问答体而言,屈原是诗的自问,荀卿是说理的自问自答,宋玉是叙事性的“客主以首引”。就“铺叙”与“劝百讽一”而言,屈原是反反复复的情感抒发与铺叙式地叙写山水景物,荀卿的“隐语”理所当然铺叙事物特点,宋玉赋,体制为铺叙之“百”与点题之“一”,构成了效果上的“劝百而讽一”。就篇末有诗而言,屈原有“乱日”,苟卿有“饱诗”,宋玉以后可有可无。屈原赋寓实于虚、肆以南方地域的荒唐谲怪之词,荀卿赋有中原地域的端庄严正,宋玉赋在“荒唐谲怪”基调上又有荀卿赋的理性“讽谏”,所谓舍南北之风而成。此三人的影响分道扬镳,屈原为骚体文学创始者,荀卿盛为诸子之名,宋玉则成为赋文学史第一人。     

汉代四言咏物赋源流新探

汉代四言咏物赋是对《诗经》的继承和变异,从《诗经》的"比",荀赋和其他先秦韵文中的"隐",到四言咏物赋的状物,诗的表现方式异化为非诗的再现。这一倾向的辐射又形成咏物赋与箴铭同体异用的现象。     

隐语廋词呈技巧 黄绢幼妇显精彩

我国灯谜源远流长,远溯上古时代汉字的产生和黄帝《弹歌》的出现,距今约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到春秋时期出现灯谜的雏形“度词”和“隐语”。“谜”这个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还没有,直到宋初由徐铉补了上去。他注释说:“隐语也,从言迷。”说明“谜”就是利用迷离的语言来传递信息。把真意隐藏起来。所     

论黄庭坚辞赋的独特性

黄庭坚辞赋是宋赋体系中的一部分,具备宋赋以文入赋、注重说理、好议论的特点,但是却突破了宋赋枯淡少情趣的特点。相反,他的赋给人清新自然、理趣充沛、含蓄委婉、高雅深刻的感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辞赋"尚雅"意识的增强;二是重情与人生的深刻之思;三是对赋体"丽以则"的追求。     

隐语的妙用

提起隐语 ,也许就有人想到土匪黑话或特工人员的联络暗语 ,其实 ,隐语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无处不在。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 ,隐语有两个义项 :“①不把要说的意思说出来 ,而借用别的话来表示 ,古代称作隐语 ,类似于后世的谜语。②黑话 ;暗语。”可见 ,隐语中的“黑话暗语”只居其次 ,而“不把要说的意思说出来而借用别的话来表示”则是主要的 ,但是只言其“类似于后世的谜语” ,则显得片面。依其定义 ,隐语的外延则大多了 ,“谜语式”只是其中一类罢了 ,事实亦是如此。在我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 ,几乎每一篇成功的作品都含有隐语 ,特别是杂文…     

故国情思 归用心曲——王粲《登楼赋》主旨辨

对王粲《登楼赋》的主旨,历来有危惧怀归说和不遇思乡说,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登楼赋》中有“陶牧”、“昭丘”、“归欤”、“楚奏”、“越吟”、“井渫”、“匏瓜”七个典故,正确理解王粲援用这七典的深层含意,对弄清赋的主旨有关键性的作用。赋的首段,诗人登楼“周览而发幽情,融史入地”。①“昭丘”,指楚昭王墓陵。《左传·定公四年》载:“楚昭王即位,无岁不有旲师。”汉献帝登基,无岁不有乱,前受董卓劫制,后被曹操威逼,其况也似楚昭王。“陶牧”,指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的墓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旲越相争,范蠡为越王勾践股肱,助越灭旲。如今识室飘摇,有谁能匡复?诗人慨然想越范、昭王的史实,所喟叹的不是“信美非吾土”,而是世道的“纷浊”,无人能“一平”天下。     

汉人未论大赋原于古诗之赋说

历来讲论汉代大赋渊源者,莫不征引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为据,似证明汉赋原于《诗经》之“赋”。从东晋至于近世,陈陈相因,已成定论。然而,我们细按班固原文,并无丝毫探讨赋做为一种文体的源流之意。连类而及,细考两汉人论赋之文,竟也没有一人,一文谈大赋与古诗之“赋”渊源关系的。所谓赋原于古诗之“赋”的观点,乃是东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假班固之片言推演出来的“新说”。今略论说于次,又以见汉人审美追求之所由。     

“侧附”说与赋体创作生态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首次提出赋体写作的“侧附”说,并指向“言务纤密,象其物宜”的奇巧“小制”,又以“理贵侧附”的范畴界定,以彰显赋“理”的意义。对此,前贤于“侧附”的词义诸如“从旁附会,有所寄托”类的文辞表达,有所言述,但对关乎赋体“寄托于物象”类的写作方法,则鲜有专论。而从赋体的创作生态着眼,对“侧附”的释解必须关注赋体的两个视点,即“赋体”(小制)与“赋理”(理贵);于中探寻,又可发现赋史由小制延展到从“谋篇”到“句法”的创作路径,同时由“理贵”旁渲寄托又引申出对赋体创作“比法”介入的思考。     

论汉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

<正> 汉赋与先秦文学的渊源关系,是深远而广泛的,就是说,汉赋既受到北方《诗经》、南国《楚辞》的影响,又受到中原诸子散文的影响。因此,清理汉赋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有助于了解汉赋对统一南北文化所作的贡献,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笔者拟从汉赋与诸子散文、楚辞、诗经三个专题进行讨论。本文就汉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略陈浅见。汉赋的名称与诗经研究汉赋首先涉及到的是赋体名称的来历。这还得从汉赋作家说起。西汉刘向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见《文心雕龙·诠赋》引语),东汉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之说影响最大,后世论者据此而提出赋的名称是来源于《诗经》六     

申包胥乞师

申包胥“一人复楚”的故事,精诚感天,历代传颂,而《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则为这一事件在民间口口相传生生不息,提供了最可依凭的范本。初,伍员(字子胥,楚大夫伍奢之子。)与申包胥友。其亡(逃亡。楚平王听信谗言杀伍奢及员兄尚,伍子胥出逃至吴)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同“覆”)楚国。”申包胥曰:“勉(努力)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到了)昭王(楚昭王)在随(随国。昭王十年[公元前560年]吴伐楚,昭王逃亡),申包胥如(到)秦乞(求援)师,曰:“吴为封(大)豕(sh?,猪)、长蛇,以荐食上国(指中原发达国家),虐(为患,为害)始于楚。寡君(对自己国君…     

汉赋是反现实主义的文学吗?

赋,它脱离了“诗”、“骚”而发展成介于诗歌散文之间的一种独立的文体,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赋作为一种文体出现,始于周末,最早的赋家是屈原和荀况。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荀况有赋十篇,现存五篇,即《礼》、《知》、《云》、《蚕》、《箴》五篇小赋,首次以赋为名,出现在《荀子》一书中。荀赋的出现,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赋体得到进一步发展而盛行模仿起     

宋辽金元狩猎赋用典研究

赋体文学发轫于战国,历经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发展到宋元之际,在体式上已无创新的可能.宋赋把产生于唐代的文赋发扬光大,元赋则回归本源,祖骚宗汉,以古赋为主.作为赋体文学最重要的题材之一,流传至今的宋元时期狩猎赋的篇数较之前几代大为减少,其中对赋体文学特色的继承则一如既往,用典就是历代赋作的共有特点之一.本文介绍了宋...     

由读者回归作者：“凌云”说的文学史意义

自司马相如献《大人赋》,汉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气”,“凌云”已成历史上人生际遇与文章才气的代词。考察相如献赋本事,兼括武帝耽方士之术与相如居官清冷的不遇情怀,而后世以“凌云气”或“凌云笔”拟写人生与文才,形成了该说由读者到作者、由仙气到文气的变迁。回归历史,从制度来看,相如赋之所以能惊动汉主,既与武帝好赋有关,也与当时的献赋制关联;从文人情怀来看,其中“奴颜”与“风骨”隐含着历代士大夫的无限甘苦。回归赋体,以相如赋为代表的“凌云气”与以徐寅赋为代表的“锦绣堆”,又呈现出汉大赋与唐律赋创作的不同审美,从而成就了一段文学史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