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官二代”媒介话语建构的共振与差异(2004-2012)

“富二代”和“官二代”(下文简称“X二代”)既是近年来公共空间中充满想象和情绪的话语符号,又指向社会中承袭财富和权力的真实群体或个人,同时也映射出资源分配、阶层流动、公平正义等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以社会建构主义为研究视角,将2004年至2012年有关两者的媒介话语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从共性看,两者的造词方式和报道模式相互呼应,报道内容都有符号化和标签化特征,报道主角与社会真实群体相比趋于边缘化和年轻化.从差异看,“富二代”的报道主题较为多样,媒介对“官二代”的负面评价更加突出,“富二代”污名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消解,而“官二代”的污名却很难去除.本文还从新闻生产、污名化、道德恐慌等理论角度分析了造成上述异同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     

中国对外报道的“方法—目的”之惑——基于新华社对外报道的历史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追溯了晚清以来的对外报道思想,聚焦新华社对外报道历史进程中的矛盾与纠葛.研究发现,中国新闻人在“以中国为目的”和“以世界为目的”之间徘徊,与此同时又在“以中国为方法”和“以世界为方法”之间取舍,这使得对外报道一方面产生话语封闭,失去对话性,另一方面又被西方话语规训,失去自我话语能力.通过辨析目的与方法之间的摩擦与契合,本文认为,所谓“以世界为方法”,就是用多元主义的方法理解世界,对外报道需要展现的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中国.“以中国为目的”,是以可沟通的中国为目的,而非狭隘的自我论证.     

"城中村"的媒介话语建构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核心报纸上289多篇以“城中村”为标题的新闻报道所做的内容分析,试图揭示主流大众媒体在“城中村”这一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独特社会空间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权力关系对于这一媒介建构过程所产生的影响。文章主要回答了中国主流媒介如何再现“城中村”这样一个社会空间、“城中村”如何从一个被忽视的空间演变为一个受人关注的公共问题,不同的社会权力如何影响着媒介对于“城中村”的报道内容、不同的社会权力在“城中村”这个话语场中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又是如何相互咬合等问题。     

互联网思维影响下主流媒体话语权的建构

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话题.所谓话语权,是特定机构及个人通过披露信息或发表意见影响他人的权力.①而媒体话语权,是指媒体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影响和控制舆论并对受众产生传播效果的权力和现实影响力,是对国家形象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达.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权利话语”概念、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以及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和“交往权力”理论,都是构成话语理论的思想基础.     

建设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体系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话语权力理论,指出话语不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更是权力的载体,人能够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①权力话语理论对后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制造着“西方话语”,传播着“国际话语”,垄断了国际话语传播领域.用“西方话语”体系传播和解释“中国话语”的结果,是中国在国际上患了“失语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融媒背景下主持人话语失范现象研究

主持人作为话语权力的执行者,在不同的节目中彰显着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性别权力、阶级权力或其他类型权力,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行为举止、思想动态、价值取向.从这一角度来看,主持人的话语应是社会话语中最精粹的部分.融媒体背景下,话语权有新的发展空间,而话语失范问题也日益严重.由于媒体转型、组织监管不够、对自身要求降低、个人审美出现偏差等种种原因,主持人话语体系中出现了不少杂质,这些杂质成为营造清澈主流话语权空间的阻碍.基于此,笔者对造成融媒背景下主持人话语失范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并有针对性地提供了相关建议,期望能为我国主持人做好融媒体时代话语权力的"把关人"提供些许参考.     

权力的消失:被扭曲的福柯——基于《话语与社会变迁》的分析

英国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中的话语理论影响深远。其理论主要来源之一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不过费尔克拉夫对福柯的解读与福柯原著存在很大误差。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从费尔克拉夫和福柯的原文出发来质证该误读。费尔克拉夫认为,福柯话语理论的“话语建构性”“话语实践意义由它与其他话语的关系来界定”“权力的话语本性、话语的政治本性、社会变化的话语本性”等观点“弥补了语言学话语分析的不足”,同时批判福柯“缺乏对语言文本、实践以及抵抗性权力关系关注”。但本文在分析福柯的理论后指出,费尔克拉夫在展示福柯的话语理论时,不但忽略福柯“话语”概念的内涵,而且没能理解福柯权力在主体、社会现实建构中的基础作用以及权力关系的抵抗性特征与存在条件,片面强调话语的作用,把福柯的话语理论化约为“政治话语本体论”,一种“特别话语”的结构主义。尽管如此,费尔克拉夫从福柯处启发的话语理论为话语分析开辟了新的思路。     

中国动画电影的空间建构与“他者”表达

动画电影的空间话语是极具魅力的文化看点。本研究以爱德华·索亚的空间理论为基础，发现中国动画空间话语经历了从“第一空间”到“第三空间”的建构历程。当前，中国动画或表现为奇观化的“第一空间”，或表现为空心化的“第二空间”，呈现出空间与“两张皮”的尴尬境地。研究认为实现中国动画的国际化传播，还需建立动画电影的“第三空间”，引入作为镜像的“他者”，通过互文性建构或抵抗性建构，让本土空间与“他者”空间在故事中展开碰撞、引发思考，最终达到包容他者文化、传播自身价值观的目的。     

再造“话语空间”都市报需三大转型

在互联网的浪潮下,传统媒体的话语空间面临“收窄”,都市报应在话语体系、媒体定位、平台升级等三方面加快转型,才能求变图存,再次迎来新时代的辉煌. 经过20年的发展,都市报已经成为与党报、新媒体“三足鼎立”的主流媒体.到了现在新的时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媒体都在转型.今天的中国都市报,又重新面临着“话语空间”的问题.     

从房产新闻看媒介话语的权力构成

住房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房产动态备受社会各界人士关注,进而成为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通过对房产新闻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解读媒介话语的权力构成。媒介与各方利益关系作用下滋生了媒介话语的依附性权力,媒介话语内部生成机制决定着其生产性权力,媒介作为稀缺性资源而伴随产生了媒介话语的资源性权力。而这三种权力皆可为良性,但若缺乏规制或过度规制使易产生偏向。怎样在报道的过程中,力求客观公正,如实报道,让媒介话语向有利于百姓福祉的话语框架中迈进,应是房产新闻报道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论广告话语传播与理解中的互文性

互文性是广告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认为,在广告话语传播过程中,媒体促进了广告话语、新闻话语和群体话语等话语类型的相互借用与转换,加剧了话语类型转换过程中的权力和话语权博弈.受众对广告话语的理解具有认知性,受互文性影响,这种理解可以是一致型的,也可能是偏离型的.     

他者威胁:美国媒体“中国黑客”报道话语分析

“中国黑客威胁论”近年来成为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新议题,美国媒体对此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制造共识”作用.2013年初对“中国黑客攻击”的报道中,美国媒体采取二元对立的分类标签、行动者缺席的语境策略、失衡的信源选择和话题控制等话语技巧,以看似客观中立的方式将中国形象建构为具有威胁性的“他者”.揭示媒体报道中的话语技巧,有助于解构“中国黑客威胁论”的话语霸权.     

创新“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传播方式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各国的“合唱”.相应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表达传播不是中国的自说自话,而是中国话语与各国声音深度交流的开放性成果.中国话语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但也注重寻求与各国话语的共通和兼容.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经济政策、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铁路建设……各国的战略中都包含了推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互联互通和工业化等核心内容,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通过对共通性的挖掘和强调,“一带一路”倡议能更好地被理解和接受,其作为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亦将彰显.     

以近年热点事件及其应对为例看中国社会各阶层媒介话语重构(上)

互联网技术的推动加速了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与剧烈的社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信息传播资源与公共信息在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和流动,并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在媒介上的话语表达、形象呈现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中国媒介话语结构一直呈现出多元化的视角、逐渐下降的视线,进入媒介话语圈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多,话语范围也越来越宽.但另一方面却存在着阶层固化,层级拉大等新问题,结构偏斜、话语单调等问题一直存在.微博等新媒体的介入使得下层市井、草根阶层和弱势群体进入话语圈,冲击着新兴上升阶级和以往权贵阶级希望稳定的权力新结构,造成了激烈的话语冲撞,并扩展到媒介空间之外造成社会生态波动.本文试图分析在新社会形势下和新媒体冲击下的不同社会阶层为主体的重大突发事件及其政府或企业公关应对,可以看出媒介话语呈现与现实话语的差异与历史变化,透视出媒介及社会对当今各阶层迥异的观看视角和传播偏倚,呈现出中国媒介空间中的社会各阶层话语结构失衡问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呈现出镜像的两极化;经理人阶层的崛起与窘迫;私营企业主话语权力幻象;专业人士的边缘化和媒介知识分子的崛起;“霸道”的城管:办事人员乱象;钉子户:市民阶层借助新媒介维权;悄无声息的个体工商户;最贵理发费:服务业者的负面声息;被关注的农民工与被遗忘的蓝领工人;税负与贫困:农民的灰色群像;等等.媒介话语结构变构的背后是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分化.舆众组成结构——精英阶层为核心的意见领袖、中产阶级作为话语主流和弱势阶层的边缘带形成的同心圆结构.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出于对社会生态和话语结构的责任,文章还试图对以精英阶层为主体的事件公关的过往得失深入反思,并探索媒介话语结构的调整策略.     

华莱坞艺术电影的话语实践与空间生产

20世纪,社会科学形成了"空间转向"的热点话题,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是"空间实践"的产物,不是单个、孤立存在的。本文将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福柯的"话语、空间、权力"理论为基础,将华莱坞艺术电影置于整个电影生态环境中,从话语实践与空间生产的角度,试图探寻华莱坞艺术电影在话语实践中如何能动地建构"表征的空间",其中有何隐喻?电影本身作为一种"空间的表征"又如何参与到媒介生态的建构中?与福柯所认为的权力有何联系?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华莱坞艺术电影提供了一个重要视阈。     

植树何以典型：“全民义务植树”运动40年的环境符号及动员话语变迁

“全民义务植树”是中国重要的环境/治理式运动符号之一。本文以1981年至2021年《人民日报》有关“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报道为研究文本,考察“植树”符号及相关动员话语的变迁及空间分布。从“动员”到“常态治理”的转型过程中,植树作为环境符号在媒体报道中与环境问题的分布逻辑一致,在动员方面则呈现出“中央-地方”的权力分配特征;纵向来看,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单位一直是最常用的动员框架,但其报道方式从最初的群众路线转变为新世纪后的“劳动示范”。“植树”在成为环境话语遗产的过程中,其行政指标色彩淡去,更具义务性的“劳动行为”形象被树立起来,参与价值塑造的主体也更加丰富多元。在治理式运动走向“再中心化”的背景下,应当重新思考并利用“植树”等环境符号的历史资源。     

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以《南方周末》“聂树斌案”报道为例

1999年我国就已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但建设法治中国并非一项简单的行动,离不开各个场域的共同努力.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语境下,媒体只有做到与司法良性互动,提供公共话语平台、对权力进行监督与批评、揭示案件背后的法理和制度问题,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提高公民法律素养,才能推进法治建设.本文通过分析《南方周末》自2005年至今刊发的有关“聂树斌案”的13篇报道、4篇评论,来探讨媒体与司法如何进行良性互动.     

地方政府视角下“一带一路”的对外报道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国际关系背后的力量角逐和利益纠葛,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国际社会制造的话语困境,并力争“一带一路”话语主导权.话语的国际传播是实现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手段,当前,中国的英文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进行了广泛报道与解读.针对“一带一路”对外报道,许多研究非常关注新媒体的传播和融合媒体问题,但是当前中国的对外传播最重要的仍然是理念问题而不完全是具体的传播方式和渠道的问题.①随着地方政府在对外交往中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中,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对外合作更为直接、更具先锋开拓作用的力量.     

国难中报刊公共领域的建构——以《时务报》和《申报·自由谈》为例

<时务报>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公共领域的概念源自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他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英、法、德三国新兴资产阶级同特权统治阶级斗争中产生的一种理想模式,在一个国家政权和社会之间形成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从而间接参与公共事物,影响国家权力运作机制.公众舆论形成公共权力话语.话语虽不具有统治功能,但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对管理权力施加影响.     

媒体话语中的权力场:香港报纸对中国大陆形象的建构与话语策略

国家形象的塑造是涉及不同信息来源的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香港媒体对于中国大陆形象的呈现与建构也有着自己的视角与特点。本文通过对三份香港地区的商业报纸《明报》、《星岛日报》和《苹果日报》在2005年、2008年和2010年关于中国大陆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来了解香港报纸对于中国形象报道的整体表现和差异性特点,从而检视由媒介呈现的中国形象及其话语策略。研究发现,在社会大系统的影响下,香港媒体在报道中运用了强调、弱化、非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置换及策略性仪式等话语策略,来应对权力场的转换并与权力中心进行互动,从而影响到中国报道的主题取舍、立场选择以及情感倾向,也使得由香港媒体所建构的中国大陆形象多元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