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类聚》中的“互著”与“别裁”

在《艺文类聚》中,自觉而有意识地借鉴并大量运用“互著”与“别裁”之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最晚在唐初,古典目录运用“互著”和“别裁”已经相当普遍.在“互著”与“别裁”起源诸说中,只有起源于《七略》一说较为合理,而其他将其起源确定在唐代以后的各种说法,都是不顾古典目录发展实际的偏颇之论.     

“莘莘学子”前不宜再用“多少”

1998年10月11日BCTV-2在“忘不了的祝愿”栏目中有“不知有多少莘莘学子”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尽妥当。笔者在《一位莘莘学子?》(《语文建设》1996.8)一文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莘莘”是“众多”的意思。“莘莘学子”就是“众多学生”或“诸多青年学生”。因此,它的前边不     

“反对”还是“慎言”

学者秦晖先生在其文章《农民反对地权归己吗？》里曾说过：土地问题并不能归结为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问题。李昌平先生曾主张“慎言土地私有制”。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这个说法：私有制有各种各样,我当然不能同意那种以专制权力“跑马圈地”、赶走农民而造就地主的“私有制”。     

“古典文学”涵义辨

“古典文学”这一常见习用之语,其涵义按理说应是不言而喻的,指古代文学作品,然而近年却出现了一些混乱。如作家徐迟在《关于报告文学问题》(见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文艺和现代化》)中说“毛泽东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将现代人的作品归入古典文学之列。又如湖北出版的《东坡赤壁诗词》1985年第2期114页称将出版的《中国当代诗词选》是“解放后第一部由当代诗人创作、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古典诗歌总集”,也给当代人的作品冠以“古典”二字。最为明确、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著名学者周汝昌在《〈中国古代文学词典〉序言》中对“古代文学”与“古典文学”涵义之辨了。周汝     

“文献”管见

“文献”一词作为多种学科的基本概念,不同学科对其的解释有不同的侧重,从而形成种种不同的说法和争议。例如,情报学认为文献是“知识的结晶,情报的主要来源”;图书馆学则认为文献为”一切知识的载体”;资料工作者强调文献是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和劳动对象。至于“文献”的具体包括范围,更是众说纷纭;某些图书馆学者认为一切记载的知识都是“文献”２而某些学者则把特殊载体材料（磁带、磁盘、光盘等）、特殊记录手段（如声频、视频技术）,记载的可读和可视信息排除在文献范围之外。凡此种种,莫衷一是。针对上述情况,张舜徽先生言…     

“鸡司令”及其他

前些时,一家报纸在三版偏头条位置发表一篇通讯,《副教授——“鸡司令”》的标题赫然醒目,文章并说:“副教授,是个堂堂正正的学术职称;‘鸡司令’,是个土里土气的乡间戏称。可是在他身上,这两个称呼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了。”看来,作者和编者是有意用戏称作标题的。这使我联想到别的报纸上出现的“猫大王”、“乌龟大王”等标题,觉得有必要议一议。     

论“述而不作”——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之二(下)

三现代学者对“述而不作”的评价在现代,有很多学者对“述而不作”进行了评价,较有代表性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见。张舜徽先生认为孔子是按“述而不作”的思想编辑整理“六经”的。他说,“像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相传有着赞《易》、修《春秋》、删《诗》《书》、订《礼》《乐》的功绩,都不过是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而已,并不是他自己有什么亲的创造和发明,所以他一生只能提出—个‘述而不作’的自我鉴定”(《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1—32页)。他这一看法是在严格区分     

“鸡司令”及其他

前些时,一家报纸在三版偏头条位置发表一篇通讯,《副教授——“鸡司令”》的标题赫然醒目,文章并说:“副教授,是个堂堂正正的学术职称;‘鸡司令’,是个土里土气的乡间戏称。可是在他身上,这两个称呼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了。”看来,作者和编者是有意用戏称作标题的。这使我联想到别的报纸上出现的“猫大王”、“乌龟大王”等标题,觉得有必要议一议。     

《三国志》系列游戏传播启示

日本光荣公司的《三国志》系列游戏在国内几代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较之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传播来说,似乎不很入流.但其传播却借助其娱乐互动的特点,发挥着更大的效力.国内学者鲜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笔者主要从《三国志》系列游戏的诞生及其传播,《三国志》系列游戏成功传播的原因分析,《三国志》系列游戏成功传播的启示等三方面给...     

给自己的稿件写“编后”

顾名思义,“编后”是编辑“编稿之后”写的,与稿件的作者何干?通讯员给自己的新闻稿写类似“短评”、“编后”这样的评论,是不是越俎代庖?是不是狂妄之举?笔者从新闻写作的实践中体会到,这种做法对报道员来说是有益的。给自己的稿件写评论,可以从历史渊源中找到根据。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在《史记》一些篇章的末尾附有“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对所记叙的人和事写下的评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短评”、“编后”之类的文字。《史记》之后的史籍也多有类似评论,诸如《汉书》的“赞曰”、《三国志》的“评曰”、《魏书》的“史臣曰”、《资治通鉴…     

穆青“勿忘人民”新闻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说起穆青,很多人会想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两张闪光的照片》等经典新闻名篇.因此,很多新闻界学者对于穆青新闻思想的研究纠结于此,难有更大的突破.笔者曾是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的一分子,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穆青对于中国新闻学的贡献不啻于此,其新闻思想——“勿忘人民”,是穆青新闻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向裴松之学点什么

晋朝有个陈寿,这是个“有良史之才”的史学家。他根据王沈、鱼豢的《魏书》《魏略》,韦昭的《吴书》,加上自己采集的蜀国史料,写成一部《三国志》。这部史书很为后人推崇,叶适甚至说它“高处逼司马迁”。但《三国志》也有缺点。它所依据的《魏书》《魏略》《吴书》本来史料欠丰,而蜀国无史官,全凭     

浅说“匪夷所思”

《家庭之友》’98增刊《疯狂女人,泯灭的灵魂……》一文中,有“这些令人夷匪所思的数字”的说法,阅后得知这话的意思是说,那个疯狂的女人诈骗他人钱财的数目大得惊人。但从语言角度看,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其一,将“匪夷所思”误作“夷匪所思”;其二,“令人匪夷所思”在语法上也难以成立。这里着重谈谈第二个问题。“匪夷所思”     

古文胜出今日只因“剑走偏锋？”

两年前，一篇言作《赤兔之死》，成为了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第一例言满分作，而另一个现象是现在内地的年轻人对古典化基本处于无知的状态，盲点很多。而以“西化”称的香港却相反，甚至不少香港语老师都认为自己有一种教授古典的使命感     

孔子“安贫”说新解

关于孔子的安贫思想,历来有很多学者曾予以批判,认为这是露骨地要求下层的“人”在经济上退让与屈服。对于这些说法,张海鸥在《河北财贸学院学报》第1期上撰文,表示了不同看法。张文认为,孔子安贫说的本意,原是提倡一种对待贫和道的态度。安贫是乐道所要求的,乐道才是目的。在贫与道的关系上,有志之士应该不图安逸,不怕贫困,致力于道,矢志不移。这种品格是高尚的。孔子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士说的,不见得存有担心“小人”造反、企图麻痹他们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孔子也并非一定要人们永远安于贫困,他认为对于富贵,只要合于“义”和“道”,就是“可求”的。孔子对子贡经商是赞许的,他未说过一句反对经商的话。这些都说明孔子的求富思想     

有感于编辑做“杂家”

之所以写下这个题目,是因为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引起感想。这是刊登在2月15日上海《新民晚报》第9版上的《青蛙是虫?》一文。该文作者批评当地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将青蛙称作虫,误导了听众。其实,主持人的说法并不错。我国民间有称老虎为“大虫“的说法,比如《水浒》中就多有此说。江南农村一带.还有称蛇为“长虫”的。它们都是形体比青蛙大得多的动物,尚且有“虫”之说,追论青     

宋代“古《易》”的定义演变与发展阶段问题

在宋代复“古《易》”运动中,学者关于“古《易》”定义的认识有一个发展、深化的过程,即从“古本《易》”的单一层面逐步发展到兼容“古本《易》”与“古文《易》”两个层面。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学者对“古本”“今本”“古文”“今文”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不尽相同,并常与汉代的“古文经”“今文经”概念发生交叉和混淆。本文深入挖掘了宋代参与复“古《易》”运动的学者对“古《易》”所下定义的演化过程,探讨了由定义演变而形成的三个阶段各自的“复古”特征,以期厘清宋代“古《易》”与汉代“古文经”的关联与区别。文章还讨论了宋代各家编定的“古《易》”之作的相关文献问题,尤其是《通志堂经解》所收《古周易》一书的疑团。     

一本亟待修订的文献教材

笔者在大学为中文专业大四学生讲授文献学时,案头虽已有中年学者张i夕所赠《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等书,但鉴于课时无多和教科书定价两个因素,我选择了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古典文献学概要（第二版）》（以下简称《概要》）为教材。令我失望的是：该书几乎每章都出现常识性的“初级错误”及“学术硬伤”。窃以为亟待修订,以免误人子弟。     

历代典籍新版述略(八)

《三国志》《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晋陈寿撰,后又有南朝宋裴松之作注,是记载三国鼎立时期比较完整的史籍,有纪、传而无表、志,文笔简洁,记事翔实,历来评价较高。作者陈寿,字承祚,是撰《古史考》谯周的弟子,一生有一半时间在蜀汉,三国史事,很多是耳闻目睹的。在他撰《三国志》之前,魏、吴二国已有人撰本朝史,如王沈撰《魏书》四十八卷,韦昭撰《吴书》五十五卷,鱼豢撰《魏略》八十九卷,孙盛撰《魏氏春秋》,等等。只是这些史籍后来相继散佚,因此《三国志》便更显得重要了。《晋书·陈寿传》说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后人对《三国志》的评价也很高,清钱大昕在《三国志辨疑序》中说:“然     

“红中社”名实考辨——兼及新华社的由来

“红中社”的全称为“红色中华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组织机构.红中社在出版报纸的同时,还将一部分新闻编成电讯稿对外播发.中央苏区没有建立一个通讯社来专门从事新闻发布工作,所以由《红色中华》报社兼差代办.“红中社”不是“红色中华通讯社”的简称,所谓“一苏大会”开幕之日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的说法,并没有确切的文献依据.《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后,继续兼做编发新闻电稿的工作.这项业务在1939年从新中华报社分离出来,单独建立自己的组织机构,新华通讯社遂告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