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期的文艺救国思想

鲁迅弃医从文是为了立人、救国。鲁迅早期文艺救国思想的主要内涵是倡导说真话的文学、反抗的文学与个性主义的文学。鲁迅文艺救国思想的实质是启蒙。     

论特纳的“新史学”思想

特纳的边疆学说和地域理论影响颇大,重政治史和精英史的狭隘,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究的现实功用,将史学研究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并重。但他对史坛的贡献更在于他的新史观。他打破了传统史学只提倡跨学科研究,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路径;开始重视史学研     

“民族主义文艺”与“三民主义文艺”之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期,"民族主义文艺"和"三民主义文艺"是国民党官方文学的两个支流,但是两者关系相当微妙,有时甚至还直接对抗。当时的左翼文人把它们之间的矛盾归因于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与CC系的斗争,今天的研究者也多受此思路影响。但通过认真梳理二者的交集,可以发现"民族主义文艺"和"三民主义文艺"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对抗,造成其矛盾的主要原因也并非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斗争,而是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     

李长之的“美育救国”思想

李长之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位美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他把文艺批评与文艺教育（即美育）联系起来,倡导“美育救国”。同时为了弥补“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的“生命力”匮乏的裂痕,极力主张从古代的审美资源中去挖掘“浪漫”人格。     

西方史学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关系之再探讨——基于几个侧面的考察

关于西史东渐的起点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笔者更赞同以19世纪初西方新教传教士译述活动为起点。关于西方史学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关系,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几个侧面做了探讨。一是重"民史"观念溯源:除《肄业要览》外,《泰西新史揽要》对于梁启超批"君史"、重"民史"观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二是"史学之界说"溯源:史学界说之文本虽是从《史学原论》直接借鉴的,但其进化思想与进化史观早在1896年以前阅读《泰西新史揽要》时就已奠定了基调;三是分期、纪年等编纂体例溯源等: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分期的观点,从立论的基点来讲,是直接从桑原处借鉴的,而《万国通鉴》却或多或少地奠定了他历史分期方法的大框架基础。     

民族性文艺的审美文化分析--以民族性电视文艺节目为例

民族性文艺蕴涵着的独特的审美意义和旺盛的文化生命力,具有"美在民间永不朽"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然而,民族性文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对此,文章概括了民族性文艺的文化价值、文化性格和文化语境等文化特性,以及它在现实境遇中的种种矛盾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民族性电视文艺节目的现实状况,强调了民族性电视文艺节目在弘扬和发展民族性文艺中的义务和责任,井进一步指出民族性电视文艺节目应该与"美在民间永不朽"的民族性文艺的文化价值互为表里,应该极力倡导"诗意地栖居",尤其是在制作者方面,文章强调了真诚的艺术家应该担负起时代的使命.     

近代中国“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互动

＂教育救国＂者认为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措施,是挽回利权的关键,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因此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主要手段;＂实业救国＂者以为,实业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夺回利权的关键,是提高综合国力的根本,从而也是拯救中国的不二方式。＂教育救国＂者以无论何项事业都需要科学、都需要教育为立足点,考虑教育的不可替代性;＂实业救国＂者以实业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实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科技以及传播科学技术的教育发展程度为认识结果。＂教育救国＂者指出,教育可以促进实业的发展,＂实业救国＂者认识到发展实业必须依靠教育。由此,＂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开始互动。这种互动,不仅推动了教育发展,而且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萧一山与“新史学”

萧一山是"新史学"流派的承继者和开拓者,治学深受梁启超影响,形成博通的风格,不仅在融合中西文化基础上将"新史学"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于历史观和史学功能等方面提出独到见解,而且将其贯彻到清史编纂的实践中,撰成气象博大、新意迭出、风格独特的《清代通史》。他不仅为清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而且为历史编纂的现代转型作出卓越贡献。     

经亨颐的“教育救国”思想与实践探析

经亨颐是近代浙江籍一位重要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救国"思想产生于对环境的体认与对自身的省思,"纯正"的人格教育和"动"的教育是其"教育救国"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浙江一师、春晖中学、浙江省立四中三个教育实体机构和浙江省教育会一个教育平台的"教育救国"实践活动,经亨颐发现在"国破山河在"年代,"教育救国"的力量有限。时代变迁后,"教育救国"有了"教育强国"、"科教兴国"等新内涵。     

穆藕初的救国思想与实践

穆藕初是民国初期实业界崭露头角并领风骚于一时的新一代民族资本家。留学美国归来后,他率先引进和推行现代科学管理模式,一生致力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内涵在其身上得到了新的阐释。     

“新史学”的勃兴与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

中国学术的近代化是在比较参照中西文化的异同,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两橛的思维模式,有选择地吸取和消化西学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创造性文化重构与熔铸。近代“新史学”的勃兴实际上是中西文化认同融合创新的显例。这种吸收不是单向的,而是全方位的,包括欧美两大洲的英法美德俄以及亚洲的印度日本;融合创新的途径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几乎每一个有成就的学者都有自成一体的融合创新方法。     

“新史学”流派与唯物史观

涌起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在五四以后并未消亡,而是逐渐演变为一大流派。其与唯物史观并不属于同一体系,但在史学主张上存在着诸多相通和暗合之处。因唯物史观居于更高的理论层次,故而就两派的相互影响而言,究以新史学受影响为大,有的学者甚至发生治学方向的转变;同时,也有学者在对唯物史观部分观点予以吸收的基础上,试图对新史学体系进行修正和重构,以与其相抗衡。具体而言,唯物史观对新史学派影响最为突出者,是其核心历史解释观点,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基本进程;推动和影响社会进程的诸项原因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而与其他条件形成合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史学派继续加强或重新学习唯物史观,从而使学术研究达到新的境界,其中以周予同最有代表性。     

张謇“实业救国”思想主张探析

作为清末状元,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面对晚清朝政的腐败,毅然决定辞官返乡,满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热血,积极投身于兴办实业中。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产生有其特定的原因,对实业救国的主张,张謇也有其自己独特的观点,无论是前期"实业救国"思想的提出,还是后期兴办实业的实践,都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林焕平文艺论文的思想精神

林焕平是左联作家 ,一生著述甚丰 ,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时事政论、文化教育等 ,而主要的成就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本文试图以他的单篇文艺论文作为切入点 ,从时代性、民族性、审美性三个方面进行具体研究 ,以期对他的整个文艺理论框架乃至我国七十年来文艺理论的发展线索作粗略的概括和介绍。     

西学东渐与梁启超“新史学”的奠基

甲午战争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是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一代先进的史学工作者探求史学“究当世之务”的结果。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新史学具有以进化论史学代替传统鉴戒史学的特瓦,以及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明确目的。     

浅议张謇“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背景

张謇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教育救国”又是张謇教育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张謇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传统教育、科考经历和晚清社会的剧烈变迁,以及他对时代的深刻思考,共同构成了其“教育救国”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清末民初杨度“君宪救国”思想述论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杨度持君宪救国思想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是完全否定 ,认为是逆民主潮流的反动政治思想 ,毫无进步可言。另一种分两个阶段来评价 ,认为 190 8年 4月在他进入宪政编查馆或辛亥革命之前 ,其君宪救国思想有一定进步性 ;而在辛亥后则站到了民主共和的对立面 ,起着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作用。我们认为 ,这是不客观的。实际上 ,从 190 2到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之后 ,其君宪救国的政治理念是一以贯之的 ,只是前后政治倾向稍有侧重。辛亥前 ,他倾向于英国君主立宪模式 ,辛亥后民初社会的“典范危机”的失序混乱时势 ,他倾向于日本的立宪模式 ,希图以国家、君主之绝对权威来整合失序的混乱社会 ,因而更见其思想深度     

欧元怀的教育救国思想与实践

在国家危难时刻,欧元怀应时代之需,结合自身的教育工作,主张通过教育来实现救国的目的.因此,他在大夏大学积极举办各类救亡图存的讲座,重视学生的体格与军事训练,强调学科和课程救国,落脚点乃是注重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其思想与实践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蔡元培的早期教育救国思想与实践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倡导教育救国,特别是他早期的教育救国思想与实践,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造就了大批的民主革命志士,并直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特纳“新史学”的学术渊源

特纳的“边疆假设”及西部史的写作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而对。其学术渊源的探讨则相对薄弱。特纳的早期教育及在威斯康星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的经历对其史学思想的产生有非常大的影响。本文重点试从特纳的早期生活环境、人文理性的浸染、19世纪“欧关史学”的滋润等几个角度来探讨特纳“新史学”的学术渊源．不当之处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