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遗民对屈原的接受

明遗民是一群游离在主流社会边缘的特殊群体。国家的沦亡,民族的危殆,使他们理想受挫,身心受创。在艰难的处境中,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历史,试图在往圣先贤那里寻得慰藉和力量,屈原就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对象。明遗民出于现实的需要,他们美化屈原形象,笺注屈原作品,继承楚辞技法进行文学创作,掀起了一股接受屈原的风潮。探究明遗民对屈原的接受情况,不仅对明遗民的精神状态、文化创造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且对屈原接受史的发展流变也具有更深刻的认识意义。     

楚辞对柳宗元贬谪诗歌的影响

楚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屈原对楚辞的贡献使得楚辞更加完美,影响更大,使得如屈原般的文人不自觉地接受楚辞的创作风格。柳宗元的贬谪诗歌创作受到楚辞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传承的关系。     

关于《楚辞·国殇》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楚辞》西汉人刘向在天禄阁(汉朝国立图书馆)校书时,把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东方朔、荘忌、淮南小山、王褒的作品以及他自己写的《九叹》编辑成一部书,定名为《楚辞》。东汉人王逸为楚辞作注释,又加进他自己写的《九思》,成《楚辞章句》。宋人朱熹,作《楚辞集注》。“楚辞”这个名词,在刘向以前就有。汉武帝时人朱买臣,能“说春秋,言楚辞”。不过“楚辞”这一名称在当时并不成为这种文体的通称。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乃作怀沙之赋”。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二十之篇”。可见西汉早期称     

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

李贺对《楚辞》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与偏好,他与屈原相似的遭遇、相似的现实语境,使他在情感上容易与屈原产生共鸣,这是他对《楚辞》接受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还与韩盂诗派对《楚辞》的继承有一定的关系。     

许学夷楚辞批评考论

《诗源辩体》卷二主要是许学夷有关楚辞的批评,他对刘勰、朱熹、严羽、祝尧、胡应麟等人观点既有继承,又有所超越.许学夷以"辨体不辨意"为批评原则,强调屈骚本辞赋之宗,"不必以圣经列之";他接受《昭明文选》骚、赋二分的分类原则,重点辨析骚、赋之别.对于楚辞各篇价值与优劣比较,许学夷往往据其文辞之有无意蕴、有无文采而立论.他对《楚辞》作者的考辨,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屈原"忠而过"的评价,体现了许学夷对儒家中和思想的接受.     

游国恩的楚辞研究及教育品格述论

游国恩是现代楚辞学的集大成，其《楚辞概论》、《楚辞论集》等作，将楚辞作为一个完整自足的体系来研究，并在大量原始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富于启示性的观点，体现了他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学风。游国恩一生从不鲩合强权与世俗，其精神品格与屈原一脉相承。他同时还培养和熏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后辈。为北大及至全国的教育和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取熔经意 联藻日月——论《文心雕龙》的《楚辞》批评及其文学史意义

《文心雕龙》有五分之一的篇目谈到了《楚辞》,并设专节讨论屈原。《文心雕龙》深刻论述了《楚辞》的意义和价值,进而从理论上肯定了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心雕龙》全面分析了《诗》、骚之同异,肯定了屈原"自铸伟词"、追求新变的文学史意义;《文心雕龙》还从"诡异之辞"、"触类而长"、因方借巧、"重沓舒状"等方面总结了《楚辞》的审美特质。《文心雕龙》的《楚辞》批评,直观地传达出了刘勰本人进步的文学史观,而且对六朝的文学创作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楚辞》自然生态意识审美(上)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计有动植物222种(类),楚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巫祝盛行的文化背景,以及屈原两次放逐的特殊遭遇等,是构成《楚辞》动植物景观的主要因素。与之相联系者,《楚辞》自然生态意识之表现特征与审美价值约有四端:一、图腾崇拜之原始遗韵;二、民神糅合之自然神世界;三、草木之巫术与药用价值;四、"心物"关系之有机统一。《楚辞》与《诗经》相比,其自然生态的"博物学"、"社会学"、"文艺学"与"教育学"四大层面之意义更为丰富多彩。自然生态之于屈原和《楚辞》作品,其意义重大,启迪良多。     

“楚辞”实为“楚”之“赋”辨——“楚辞”辨名之一

楚辞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出现,与语词的搭配和使用习惯有关。楚辞之辞乃文辞之意,汉代既已习用如屈原赋等语词,而楚之名与单个作家名在概念上不能并列,则楚赋之称殊为不类,此舍楚赋而取楚辞之由也。楚辞,亦即楚之赋,实为以楚声及屈原为特定指向的多位作家赋作之类称;而《楚辞》,则是一种特殊的屈原集。楚辞之名的出现,不会早于汉初。《屈原列传》好辞而以赋见称之辞,仍指文辞,断非楚辞之省称,亦非所谓与赋并列之文体。     

20世纪新楚辞学建立的过程考察

２０世纪新楚辞学的建构是从解构传统楚辞学甚至是解构屈原开始的,廖季平、胡适率先提出屈原否定论,此观点遭到陆侃如、谢无量等人的有力驳斥。稍后,梁启超发表了《屈原研究》之讲演,使新楚辞学的建立有了轮廓。此后,游国恩写成了《楚辞概论》这部新楚辞学的奠基之作,从而建立起完整的体系,推进了新楚辞学的研究。     

许国《屈原论》析论

许国《屈原论》是继司马迁《屈原列传》之后唯一一篇专论屈原的文章。《屈原论》针对评价屈原的三种时论而发,其主要观点是:屈原作为宗臣无可去之义,其自沉出于忧国之义、爱君之情和存君兴国之志,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得失;屈原虽然有“怨”,自沉汨罗,仍不失为忠臣;屈原之死咎在其君。许国创作《屈原论》的原因主要有:楚辞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与学术风向的变迁,许国个人的性格、政治遭际与楚辞研究的寄托传统。     

"文化诗学"视界中的屈原与《楚辞》

文章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 ,来观照中国学术中的“楚辞研究”。汉代以前的史书中几乎从未提到屈原 ,尤其是在楚国的史料中 ,屈原更是不见经传。历史上的屈原在出现新材料之前 ,可视为不可追寻。今日言说之屈原 ,只能是《史记》、《楚辞》及此后各类相关文本中的一个人物符号 ,一个相关话语的命名。历史文本中之屈原 ,乃是一个经改写、想象而被重构之屈原 ,是汉儒在大一统专制政治背景下 ,以汉族儒家文化的视角对一非中心的历史人物的想象性建构。屈原作品最初当以在民间口耳之间散播、流传的可能性最大。汉儒们解读、编纂、注释《楚辞》 ,实际上等于是为《楚辞》建构了一个“独尊儒术”的中心意义。     

从《文心雕龙·辨骚》看《楚辞》通变创新精神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没有屈原便不会有楚辞体的产生。作为才士,屈原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继承了北方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楚辞》"取熔经意,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中国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程。     

试论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分期及近三十年来的屈原及楚辞研究

文学史上第一部骚体类文章的总集与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就是以屈原为主写作的《楚辞》。《楚辞》中的地方色彩表现得较为浓厚,在《楚辞》中有大量的楚地方言声韵、文学样式以及风土物产等。自《楚辞》面世以来便备受各界人士的喜爱,从古至今有无数的学者对《楚辞》进行了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楚辞》以及楚辞研究史已经成为了一门研究的学科,被称之为"楚辞学"。基于此,对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分期及近三十年来的屈原及楚辞研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旨在进一步明确屈原及其《楚辞》的研究价值,并对关于屈原及楚辞研究进行综述。     

浅析《楚辞》与《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之属”

作为中国第一部个人诗歌总集的《楚辞》,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伟大诗人屈原的慊谦爱国之心;另一方面充斥着大量神话影子和神游景象也揭开了早期先民图腾崇拜的影子。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志提供了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图书的成熟情况,但在收书如此浩瀚的巨著中,独诗赋略较其余几略显得暗淡无光,其中的"诗赋略"在没有小序又夹杂种种疑问,而后世所说《楚辞》的踪影也无迹可寻,这给研究《楚辞》者带来诸多困惑。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通过探讨汉志"诗赋略"中的"屈原赋之属",得出今本《楚辞》并非选自"屈原赋之属"但其编纂者确为刘向无疑。     

《楚辞》自然生态意识审美

《楚辞》中提到的动植物有222种(类),楚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巫祝盛行的文化背景,以及屈原两次放逐的特殊遭遇等,是构成《楚辞》动植物景观的主要因素。与之相联系者,《楚辞》自然生态意识之表现特征与审美价值约有四端:一、图腾崇拜之原始遗韵;二、民神糅合之自然神世界;三、草木之巫术与药用价值;四、“心物”关系之有机统一。《楚辞》与《诗经》相比,其自然生态的“博物学”、“社会学”、“文艺学”与“教育学”四大层面之意义更为丰富多彩。自然生态之于屈原和《楚辞》作品,意义重大,启迪良多。     

《楚辞》的体例和《招魂》的对象

确定《楚辞》的体例,不宜以颇有附会之辞的王逸序言为依据,而应考察《楚辞》各篇的实际情况。由于《楚辞》成书不同阶段所收屈原作品有“疑不能明”的误传因素,增辑者所附己作的主旨和体式亦有不同,故《楚辞》并无所谓“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以屈原为第一人称口气抒写”的统一体例。因此,用这种“体例”去推断宋玉《招魂》必为“代屈原自招其魂”,是不科学的。宋玉《招魂》的创作背景,当与楚襄王射猎云梦、惊兕失魂有关,其所招应为楚襄王之生魂。但宋玉只是借此作为创作这篇瑰玮辞章的由头,《招魂》本身并不是巫师实际招魂的咒文。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

《汉志》屈原赋之属的分类与著录是以屈原及楚辞为着眼点,以与屈原及楚辞有密切关系的作者为单位进行分类与著录;《汉志》(《七略》)出于数量上平衡的需要,将屈原赋之属之外的赋作分为陆贾赋之属与孙卿赋之属,前者著录的是文辞较佳的赋作,后者著录的则是文辞不如前者的赋作。探讨屈原赋之属等赋分三类问题,应充分考虑到如下方面:其一,屈原赋之属与刘向所编《楚辞》之间的高度对应关系;其二,《汉志》(《七略》)的目录学特点;其三,汉人的赋作评价观。分类及著录时的"不严谨"及偶然性,以及刘歆包括班固在内的个人偏好,也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论谢无量先生的楚辞研究

谢无量先生楚辞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楚辞新论》一书中。该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和新见，是把《楚辞》作为古老的南方文学的代表，把它放在古代南方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同代表北方文学的《诗经》相区别进行研究，进而在屈原生平思想、楚辞篇目、《离骚》新释、楚辞学史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颖独特的见解，发前人之所东发。尽管其论述也有不少缺点和不足，但谢先生筚路蓝缕，勇于开拓新路、敢于破旧立新、大胆冲击陈说的精神，仍是十分可贵的。其以南方文学观为核心的诸多新见与发明。毕竟使人耳目一新，对后来从楚文化角度研究屈原与楚辞之思潮及楚辞文化学的兴起，无疑有深刻启示和巨大影响。还有对“屈原否定论”的首难之功，也不可抹煞。因此谢无量先生的楚辞研究。在楚辞学史以及20世纪学术史上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价值。     

王船山数责朱熹“过于忠”论的原因探究

汉代以来,非议屈原之词甚众,王船山一概弃而不论,却对给予屈原以相对好评的朱熹耿耿于怀,在《楚辞通释》中多次责难朱熹的"过于忠"论。究其原因,是因为《楚辞通释》的创作目的在于传承蕴含于楚辞之中的刚烈雄健的文化精神,以号召救亡图存运动;朱熹"过于忠"论所倡导的儒雅温驯的文化精神,与船山的文化精神取向和《楚辞通释》的创作意图相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