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拯救——北村小说创作转型的原因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

北村的小说在1992年之后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型,他之前是一个先锋小说作家,而这之后他的小说则明显地有了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内容,他的作品更多地表现出了对基督教文化精神的阐述。对于这样的转型,文章就是要探讨北村小说转型的外在、内在原因以及他的小说是如何对基督教文化精神进行阐述的。同时,在这样的阐述外衣之下,我们知道了北村的真正目的是拯救,是通过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精神来拯救沉沦中的芸芸众生。     

罪孽与救赎——浅议《施洗的河》的宗教情结

1980年代中期,被冠以“先锋”头衔并驰骋在“先锋派”写作的先锋小说家北村,在九十年代初期,更确切的说是1992年的淡漠转型．不啻为他个人文学立场,乃至文学界文学思潮风云变幻的一个表征。纵观他的“者说”系列到转型后的代表作《施洗的河》,不难发现,他的文学立场、文学价值观和追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贯穿他创作与思索的精神线索无疑是对基督教的皈依。本文将从《施洗的河》中蕴含的宗教情结,发掘作家北村创作思路和文学观念骤然转变的缘由和他对人生意义的探索。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阐释蕴含在作品本身的宗教情结：两个内容层面——宗教主题意蕴和人性人生选择探索：形式层面——叙述人的转换体现作者对神性对人性的启迪与拯救。     

绝望汪洋中的一叶方舟：救赎——北村小说主题的阐发研究

文章侧重从阐发研究的角度,通过中国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阐释,解读北村的小说文本,突出其西方基督教文化色彩,概括出北村小说宗教主题的逻辑结构及主要内涵：表现人外在的生存困境,剖析人内在的精神困境,探寻人在困境下的宗教救赎之路。     

从旧约到新约--北村的皈依之路

《圣经》的上卷《旧约》是上帝创世的故事,因了人性之恶,充满了许多具体的罪孽和迷失,以至于连上帝都开始后悔造人于尘世.为了挽救世人,耶和华派其子耶稣降生尘世传播福音,下卷《新约》就是基督拯救世人的故事.北村的写作也经历了这样一个从虚无到皈依,从罪的控诉到灵魂的救赎的过程.北村是一个始终关注存在的作家,早期形式上的先锋掩饰不住内心的迷失,作品中充满了死亡的阴影.皈依之后,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执着于对人性原罪的渲染和揭示,在否定人类种种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之后,拯救的道路无一例外都被引向上帝的仁爱和良知的复苏.     

试论北村的宗教小说

先锋作家北村1992年以后的写作通常被称作神性写作。他立足基督的信仰,力图传扬上帝的救赎和永生之道,宣扬圣经神圣启示的权威性和唯一性。本文通过对北村后期小说的介绍,试分析基督教文化在其小说中的体现。     

试论北村的宗教小说

“先锋作家”北村1992年以后的写作通常被称作“神性写作”。他立足基督的信仰,力图传扬上帝的救赎和永生之道,宣扬圣经“神圣启示”的权威性和唯一性。本文通过对北村后期小说的介绍,试分析基督教文化在其小说中的体现。     

浅析北村小说的叙事策略

皈依基督后的北村置身神界看人界,努力在关注现实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探寻中,突出基督对于处在精神绝境中的人的拯救。在当代语境中,为了确立这种神圣话语,北村在他的小说叙事中往往采取了一种极端表达的叙事策略。     

浅析北村小说的叙事策略

依基督后的北村置身神界看人界，努力在关注现实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探寻中，突出基督对于处在精神绝境中的人的拯救。在当代语境中，为了确立这种神圣话语，北村在他的小说叙事中往往采取了一种极端表达的叙事策略。     

王安忆小说中的"原罪"与"救赎"主题——以《小鲍庄》和《长恨歌》为例

自"五四"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愈来愈多,大批的中国文人对西方文化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西方文化精神内涵的基督教文化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和研究,在创作上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进入新时期以后,这种影响愈加明显,许多作品中都体现出了强烈的基督教情愫.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就体现出了这样一种宗教情愫.本文试图以王安忆的两部作品--中篇小说<小鲍庄>和长篇小说<长恨歌>为例,分析隐含在小说中的源于基督教的"原罪"和"救赎"这样两个主题.     

北村的世界

北村的小说，由纯粹的语言实验而转向了“贴近”读者，这种话语的转换，表明了他走出“先锋”，同时侧重于意义的探寻，而在文本的意义世界中，北村的“对立”原则，使他在“拯救”的药方之中增加了“神”的到位，然而，这种“神学”工作，却又使北村的小说丧失了文学的本体意义。本文对北村小说作了一次全面的考察，在北村的世界中，总结了作者的创作。     

北村：徘徊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创作

北村1992年皈依基督教后,便以一个基督徒的眼光关注世界、进行创作。他揭示出人世充满着罪恶与堕落,这种罪恶源于人类的诗意的栖居地的丧失与人性欲望的膨胀;人靠自身是无法弃恶从善、获得拯救的,只有依靠上帝才能获得救赎,否则将走向毁灭。他把创作与布道合二为一,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特例。但是,在其创作中,也体现了宗教万能的偏执及强烈的宗教专制性。     

芥川龙之介创作中的基督教文化情结透视

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中有一种鲜明的基督教文化情结。在芥川前期的创作中,他的基督教倾向就表现为：利用基督教题材去解说他的人生哲学;在后期表现为这样一个二元对立模式;一方面企业笃信基督教、求得精神解脱,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对其否定,走向彻底的绝望。芥川的这种倾向和他的生存环境、个人体验以及美学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喧哗与骚动》中的圣经传统

福克纳是一位十分关注人类精神的现代主义作家.他在小说<喧哗与骚动>中注入基督教文化元素,巧妙地运用<圣经>的模式,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忧患意识,同时更表达了他对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等这些人类不朽精神的呼唤.     

“乌托邦爱情”的现实生存——论北村小说《玛卓的爱情》、《鸟》中的诗人形象

北村是中国唯一公开皈依基督教的作家,他在90年代创作了一系列的诗人形象。这些诗人身上明显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通过对（（玛卓的爱情》和（《鸟》中的诗人形象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小说人物所遭遇到的困惑和挣扎也是作者面对现实的狐疑和思索。在北村的理念中,爱情和艺术都是脆弱的,人类必须通过皈依宗教才能获得对自我的救赎。     

论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林语堂是一个有着“一捆矛盾”的作家,其思想的复杂性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上也是少见的。他既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又同时赓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而基督教观念则融透于林语堂的整个精神历程。实际上,正是基督教精神使童年的林语堂轻而易举地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洗礼,也正是基督教精神使其能够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但是林语堂并不可能简单重复基督教思想,在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同时,他又始终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浸染。这样以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进程为大背景,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拒而又相融的事实显然具有文化上的典型意义。本文着重探讨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折射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走向。     

论北村透谷浪漫主义文学观对西方浪漫主义的接受

北村透谷作为日本初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很容易发现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及印记。通过简要描述北村透谷身上基督教痕迹,以及其与拜伦、爱默生等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对比,进一步比较和分析北村透谷浪漫主义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关系。     

中西之辩：从整合到嬗变——兼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的叙事新质》

考察中国现代小说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具有触发、推动作用的外来文化,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与文学转型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一书,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的历史坐标中,审视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小说尤其是叙事方式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该著对图文互文法的研究及其实践、对中西文化体用关系的重新定位,也对文化、文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郭沫若基督教文化观流变

1925年后郭沫若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由原先的汲取的姿态逐渐变为批判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之后,他的文学作品中,基督教文化色彩已鲜有痕迹。透过历史背景,我们发现,这与当时的文化、政治环境有密切联系。郭沫若作为一个善于把握时代风潮的文学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必然受到两者的影响,而后期他转变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基督教文化只能作为其文学创作素材的源泉,而非精神的支持。     

论北村小说标点符号的运用——以《周渔的喊叫》为例

《周渔的喊叫》是北村写作转型初期的一本爱情哲学小说,宣示着对信仰以及人性困境的思考。在文本中,标点符号也成了北村表达此主题的一个重要载体,他在人物的对话中不使用双引号,且在文本中大量使用省略号以及少量的破折号。如此手法既利于读者理解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缩短读者与小说人物的距离,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又能促使读者更好地解读"信仰"以及"人性困境"的文本主题。     

基督教文化对新农村题材小说的影响——基于新世纪以来五篇小说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基督教文化成为书写乡村时难以规避的内容。有些小说将基督教文化深度介入文本;有些小说展现新的社会背景下农民向基督教寻求精神寄托;有些小说只是将基督教作为文化背景,融入到多元宗教文化叙事中;有些小说单纯呈现基督教在乡村出现的现状。基督教文化在新农村题材小说中的表现差异,是其对小说创作者影响方式转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