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对中国民营报业影响论析

外国租界的存在,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具体到中国民营报业的发展有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是重要民营报刊的发祥地和栖息地;第二,它客观上为进步民营报刊提供了庇护;第三,它给民营报业带来了近代报业文明。     

近代政治变迁中梁启超报刊角色观的演变

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决定了近代报业的产生和发展,其新闻思想的演进也被打上了社会变迁的时代烙印。媒介(报刊)功能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下,与政治舆论环境的建构有内在的一致性。本文通过研究梁启超在不同时期的新闻实践活动和新闻论著来对他的报刊角色观进行分析,并尝试总结梁启超报刊角色观演变的深层动因以及其对梁启超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传播触媒效应及其出版史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正值中国传统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过渡的重要阶段，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汇流与融合中，报刊以其不可取代的大众媒介作用和传播特性，扮演着记录者、参与者乃至建构者的角色。报刊传播的革命触媒效应得益于两种力量的推波助澜。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纷纷利用报刊这一宣传工具夯实其舆论阵地，另一方面上海作为出版中心所形成的大众读报时代景观提供了重要的公共话语空间与媒介互动场域。近代报刊的萌芽、成长与繁荣，是在与革命互为因果、相互激荡的过程中实现的，技术革新推动报刊商品化、制度转型引领报馆企业化、供需调节导向报业市场化三个层面的共同作用，促使报刊成为近代出版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国侨民与广州近代报刊的肇端

在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史上,广州以其特殊的区域优势和长期对外开放的人文环境,为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发源地.本文拟就广州近代报刊产生的背景与概况作一些历史的考察,并进而透视其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浅论中国近代报刊对社会思潮的传播与影响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思潮传播中,刚诞生不久的近代报刊成为传播的重要阵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办报高潮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传播的高潮叠加涌现;中国近代报刊造就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公共领域,为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公共空间;中国近代报刊促进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客观上为近代社会思潮的传播扩充了新型传播主体;中国近代报刊的副刊对通俗文艺作品的传播为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了"第二空间"。     

论我国传统文化对近代报刊发展的影响

我国古代报刊在向近代报刊的转变中走向了与西方近代报刊发展相异的道路。促使中国近代报刊走向不同道路的因素．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状况使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脱离了西方近代报刊发展的轨道;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要走自己的路。本文旨在探讨第二种力量即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报刊发展的影响,将从政治情结、立言、教化和重义轻利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高峰——读卓南生先生的名作《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追溯了中国近代报业的源起,探讨了近代报业的发展轨迹。它清晰地展现了从1815年到1874年六十年间我国汉文报刊的发展变化,有不少独到见解。1966年他在日本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就走上了一条略异于一般中国新闻史研究者的道路。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就立志研究中国近代报刊。他首先翻阅了被许多学者忽略的“官版翻刻汉字新闻”。他获得了研究中国近代报业的珍贵史料。他还从著名的研究中国新闻史专家小     

王韬报刊活动的几点考证

王韬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开拓者,1874年1月5日他创办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报刊之一——循环日报;他是我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在他启蒙下,到二十世纪初,逐渐形成了我国近代办报思想;他是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开创了报刊政论文体,经梁启超等人的继承和发扬,形成了我国近代报刊以政论为主体的显著特点。王韬在我国新闻史上是一位颇著影响的人物。数十年来,许多学者对他的报刊活动进行过研究。本文就王韬报刊活动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考证,现就教于新闻界的学者们。     

发展还须靠自己——评近代外人在华办报的跨文化传播作用

近代报刊源于西方，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胫到了19世纪初，报刊已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信息传媒和舆论工具。当西方传教士来到古老的中国传教布道时，也带来了反映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器具——近代报刊，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如，第一份中近代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报刊《蜜蜂华报》等。     

关于明代京报的辨析

报房京报是一种与近代报刊比较接近的古代新闻传播工具。虽然它所刊载的内容和邸报一样,局限于宫门钞、明发谕旨和常程章奏的范围,但系民营报房定期出版,公开销售于民间,比起只在府衙中传阅的官办邸报,发行面毕竟要宽得多。京报是我国古代报刊最高级的发展形式,它具     

发现“城市”:重构近代报刊史之城市与报刊关系

中国近代报刊史和近代中国城市的变迁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城市是窥视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历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在以政治史、革命史范式为主导的近代中国报刊史研究中,城市与报刊的关系被"需要与被需要"的框架所束缚。本文认为可以在近代城市史的视角下,重视近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对报刊产生的影响,从而突破"需要与被需要"的解释框架,构建一个立体的、丰富的、互动的城市与报刊关系。     

也论林则徐的新闻观——兼论中国近代新闻思想之源头

林则徐是中国最早与近代报刊打交道的人之一,但林却误以为近代报刊就是中国固有之“塘报”,他有关报刊的一些认识,就是由“塘报”引申而来。林则徐的译报出于现实“制夷”之需要,其意义在于“睁眼看世界”,而不在于报刊思想。相反,他的报刊观念与同时代的人并无实质区别。林之所以超出时人想到“译报”,这与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一贯的务实作风及出身于沿海等特殊背景有关,也不排除受到洋人阅读“邸报”了解中国动向的直接启发。在当前的研究中,有的学者以为林是把新闻作为“情报”,因而具有“情报”纸的报刊观念;有的甚至认为林是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一个环节。本文以为,这些说法缺乏说服力。林则徐译报的意义在于“译”,并不在于“报”。我们应该对前者加以充分肯定,但没有必要因此拔高他的报刊观念     

华人在近代中文外办报刊中的角色演变

中国的近代中文报业肇始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办报活动.19世纪,西方传教士创办了近200多种报刊,所办的宗教报刊成为早期中文报刊的主流.传教士为使其创办的报刊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在宣传策略上处处"附会儒家",在形式上也采用中国线装书的方式进行印刷和装帧.     

论民国报人金臻庠的报纸理念与新闻实践

金臻庠是宁波民国报刊史上一位重要的报人。他将一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报刊活动,共创立两份报纸,即《詹詹报》和《时事公报》。其中《时事公报》是宁波近代报刊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民营报纸,是金臻庠追求独立办报的新闻理念和新闻实践活动的集中体现,也是金臻庠一生报刊活动的成功大作。     

一份新发现的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目录

1991年,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在上海一家图书馆内,意外地发现了一份中英文对照《中文报刊目录》。这份目录是189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由范约翰提供的,后以附录载于这次大会的《记录》中。沉睡百年后被发现,虽姗姗来迟,却是现存最早的、极珍贵的近代报刊目录,它为研究中国近代早期新闻史、报刊史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资料。我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与西化东渐有着直接关系。当时西方教会和传教士为了在中国传教,对于办报不遗余力。以这个提供《目录》的范约翰(farnham, 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1830—1917)为例,他的汉名是樊     

梁启超新闻思想试析

梁启超是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的一座重镇。对于他的新闻观,前辈学者已有大量文章论及,但就目前所见,多就新闻而论新闻,少有涉及其新闻思想与社会政治理想之间的深层关系。虽然梁启超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与新闻言论界须臾不可分,但他首先是一个以改造社会、振兴国家为己任的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杰出的报刊活动家。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政治理想构成了梁启超新闻思想的根据,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转换,成为他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梁启超第一次从社会建构的高度阐述了新闻事业的功能、宗旨与地位,他的新闻思想超越了王韬、郑观应等前驱先路,成为近代中国新闻思想的一个转折。     

旧时代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关系之考察(1897—1949)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出版企业,在旧时代经历了三个政府,即清政府、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较为短暂不计)。考察它与旧政府的关系,无疑是商务印书馆和近代出版业史的一个无人涉及的新角度,同时又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新课题。商务为求生存发展而争取政府帮助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可以说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推动中国现代化理想的实现途径之一。但中国近代以来的民营出版业是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并发展的,是在官僚资本挤压的夹缝中生存并发展的。民营的中国近代出版业处此艰难时世,不得不随时调整自己和官府的关系。作为近代民营出版业代表的商务印书馆,浓缩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商务印书馆注意谋求政府的支持,以争     

全球史中的媒介时间：《申报》与中国近代历法变革

新闻媒介与时间制度是互嵌的。中国近代历法制度的变革不仅在报刊上获得广泛讨论，而且在它的报头信息中清晰地呈现出来。本文以《申报》为切入点，以全球化史为背景，探寻近代中国报刊在时制变革中的角色，从而理解中国是如何与全球传播秩序对接的。研究发现，《申报》报头的日期标注与历法变革相呼应。起初帝王年号与干支结合的中式历法占据主导，随后西历逐渐登场，并最终演化为中华民国的国历，而帝王年号和干支纪年作为废历退出历史舞台“。公历”的确认蕴含着中国对全球体系与全球秩序的重新认知，也是中西碰撞与汇聚的焦点之一。近代中国的历法变革、报刊发展与现代时间观念密不可分，报刊作为历法知识传播的载体，成为时间与媒介互构的重要中介。中国的国族概念据此构建，中国加入全球体系，而中国媒介也就此汇入全球传播秩序。     

中国近代妇女报刊发展与妇女解放思想研究

西方妇女报刊、妇女解放运动的逐渐崛起,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面对的民族危机以及首次国人办报的热潮等因素都为中国近代妇女报刊的产生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传教士以及维新派为广大妇女传播的新思想和观念也为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在1898年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首份妇女报刊得以诞生。这份报刊意义重大,是我国妇女力争自由和思想解放的载体,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文按时间顺序分别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抗日战争四个阶段对中国近代妇女报刊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与研究,从中找出妇女解放思想对当代女性报刊发展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的中国民营报刊

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中国民营报刊选择正视当时严峻的社会生态,调动一切可调动因素,在炮火的夹缝中挣扎生存。停刊、复刊,迁徙、辗转,此时的中国民营报刊,悄然地在发生从经济利益为主到追求社会效益为首的转变。不少民营报刊并未因身处战火主战场就“全身而退”,而是毅然选择继续斗争,用笔杆坚守正义与无畏,捍卫领土与主权。“游击式流动”便是它们持续作战的方式之一。笔者考察发现,此阶段的中国民营报刊“游击战”流动路径的选择具有不约而同的“默契”,特选取若干在当时具较大影响力的民营报刊比较,分析其“不谋而合”中的必然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