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程序问题研究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在这两个方面都作了有益的尝试,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我国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还处于起步阶段,笔者仅就刑事诉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必要性,程序规定,特征和立法缺欠做以研究。     

起刑点降低论与立案程序改革论之间的对话

面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刑法保护不足、司法实务中权力难获有效制约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刑法学界和刑事诉讼法学界分别从起刑点降低与立案程序改革等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制度改良方案。然而,刑事司法是一个整体,两种制度努力彼此间并非孤立,将降低起刑点的思考与立案程序改革的思路联系起来进行检讨,从实体与程序双向切入,可以获得新的启示。     

论中国刑事诉讼的程序错位

刑事诉讼程序从启动到结束,是一个连续的、前后互相影响的逻辑过程。以审判为中心,可以将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两大部分。审前程序是整个诉讼程序的基础,是审判程序的准备;而审判程序是整个诉讼程序的集中,是诉讼程序的中心。这两大程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但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之间逻辑不吻合;在职权主义的审前程序之上建立的对抗制的审判程序无法达到目的的根本原因,在于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之间的错位。     

浅谈刑事诉讼程序违法问题

分析了刑事诉讼程序违法的内涵及其存在的原因和解决该问题的对策，强调了重视刑事诉讼程序违法问题研究的意义。     

浅析刑事诉讼普通程序简化审

2003年3月14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谴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在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遇到了各种问题．文章对此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力求使这一制度更趋完善。     

论行政执法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问题

基于我国立法上的二元违法制裁体系,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执法证据在达到一定的标准后,可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中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但是,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对可转化的行政执法证据种类规定得不一致,审查能否作为刑事证据的标准不清晰,势必会影响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应用.因此,应根据各种证据种类的特点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对可以转化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行政执法证据种类及情形予以统一明确化;审查行政执法证据的收集主体、程序、种类以及是否属于刑事非法证据等,认定其是否具有作为刑事证据的资格.     

我国刑事诉讼庭前程序的现状与改革

中国传统的刑事审判理念类同与大陆法系,甚至可以说,其对“职权探知”和“实体真实”的强调较之于大陆法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在于,中国把法院审判视为惩治犯罪的最后一个司法环节,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工具和手段.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重构

目前我国关于少年犯罪和不良行为处理的法律基本上是使用成人法为标准的,尤其是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规定杂乱、不配套、互相冲突。所以,重新构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非常迫切。本文拟建立的新程序确定了全面调查、分案处理、司法转处、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分为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四个程序进行具体论述。     

论两种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

刑事诉讼模式通常有两种,即当事人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模式。两者各有利弊。于此,在探索这两种模式利弊的基础上,指出了“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的特点及意义。     

论刑事诉讼普通程序简易审--兼评其与公正效率的关系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普通程序之外增设了简易程序。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来看,简易程序对提高诉讼效率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收到了一定效果,但目前适用简易审程序的比率还相当低。引进外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既有利于简易审程序的适用与完善,也有利于正确把握简易审与公正效率的辩证关系。     

刑事诉讼中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

我国刑诉法适应时代的发展 ,加强了对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与国际标准格格不入的问题。因此 ,应当加强对被追诉者权利的保护 ,改进现有的状况 ,以适应当今国际刑诉法发展的趋势。     

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成本收益分析

诉讼成本是诉讼参加人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花去的时间的价格,诉讼收益是诉讼参加人通过投入而试图得到的产出结果。诉讼的投入产出关系是个生产函数的问题,诉讼的成本收益的关系是一个价值函数的关系．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刑事诉讼程序所维护的法律价值是投入的直接成本所带来的收益,刑事程序价值就是诉讼投入（成本）获得的诉讼产出（收益）的体现。     

论刑事诉讼程序启动权与平等

依据刑事诉讼平等原则,刑事案件满足立案条件都应当立案,即＂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区别对待要有＂合理根据＂。但是司法实践中,行使刑事诉讼启动权不平等情况表现为：一般民众很难启动,轻微案件很难被启动,平常期间很难启动。因此,必须要废除立案程序,将其并入侦查程序;确立对事模式的刑事诉讼启动方式;树立正当的政绩观,客观面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的监督。     

关于我国民事立案制度的思考

民事立案,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起始环节,其设置是否科学,将对当事人的诉权能否保护、其实体权利能否得到实现,产生直接的影响。通过对我国现行民事立案制度中立案条件、立案程序及其现实性等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民事立案制度在理论上绝对化了实体权利对诉权的决定作用,逻辑上颠倒了结论与条件的关系,违反了诉讼的一般运行规律;在程序上与民事诉讼的一些基本原则、精神和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脱节、相背离;在实践上不具有现实性。因此,民事立案应改实质审查为形式审查,并进行相关的立法     

论公诉裁量权的模式划分

公诉裁量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重要的程序分流意义,扩大检察官的公诉裁量权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权力的扩张同时伴随滥用的风险。公诉裁量权的"运行"与"制约"由此成为理论研究的基点,而模式化分析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本路径。通过对西方国家现有公诉裁量权模式划分的借鉴与反思,结合我国的本土情况,提出"相对裁量权"与"绝对裁量权"的模式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德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思考与借鉴

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传统诉讼理念中强调对犯罪的控制,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普遍实行警检一体化,起诉法定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等法律制度.德国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更多的关注了人权保障、权力控制、诉讼效率等问题.司法审查、警检合一等机制的缺失造成我国刑事诉讼的结构性缺陷,需要借鉴德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运作的良性经验,反思我国的审前程序.     

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认罪及其确认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认罪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应准确界定认罪的标准及其构成要件,充分认识被告人认罪确认的复杂性,逐渐树立认罪应当得到明确量刑回报的司法理念。为顺应刑事诉讼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诉讼应当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罪状认否程序的基础上,设立独立的被告人认罪确认程序,以推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朝着公正与效率兼顾的价值目标不断迈进。     

论受贿罪的立案标准

目前我国受贿罪立案依照贪污罪以5000元为标准。根据1999年《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4000元以上情节较重的也予以追诉。以数额作为受贿罪的主要标准存在易惹争端、不符合刑法基本原理、不利于司法操作以及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稳定性等缺陷。与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采取相同的立案标准也不符合受贿罪的罪质与特征。因此,应当取消具体立案数额标准,依据《刑法》第385条关于受贿罪行为犯的内涵,采取非量化的立案标准。     

“刑事诉讼目的双重论”批判——以“刑事诉讼目的”概念界定为切入点

在“刑事诉讼目的”概念的界定上,“刑事诉讼目的双重论”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对“刑事诉讼目的”缺乏清晰准确的界定,二是混同“刑事诉讼目的”与“刑事诉讼模式”。前者导致其结论的得出偏离前提,后者导致其错误吸收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相关观点,并最终得出“刑事诉讼法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个错误结论,该结论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刑事诉讼目的”之界定,应明确限定于“刑事诉讼法目的”这个范围,对该目的内容之确定,则应注意其与刑法目的的区别。刑法目的在于惩罚和预防犯罪,而刑事诉讼法目的则在于既查明案件真相、准确适用刑法,又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     

浅议辩护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地位——从不同诉讼模式背景下审视

辩护人的法律地位是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不同的诉讼模式,辩护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各有其独特的特点,共同组成辩护人制度丰富的内涵。对辩护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地位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能够为人们更全面地认识辩护人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