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杞人的“自我之旅”——解读师陀的《夏侯杞》

可能是由于未单独结集出版的原因,师陀的散文诗集《夏侯杞》长期未被研究者注意。这部专注于内心的自省式作品,以“我”(“你”、“他”)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切入人性、生命、爱、童年、家园等主题,凸现出夏侯杞———这位现代杞人的内心旅程。它不仅是师陀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表露,也是作家探寻自我、建构自我的尝试。因此《夏侯杞》对于师陀,正如《野草》之于鲁迅,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师陀《果园城记》简评

师陀先生是以乡土文学而知名的作家。他的《果园城记》反映了20世纪初期到抗战前日益凋敞的封建乡村的生活场景。其中，让读者体味最深的是弥散在作品中沉郁、复杂的乡土情结。     

师陀《结婚》主人公胡去恶对城市身份的追求

师陀《结婚》主人公胡去恶的特殊"乡下人"以及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对乡下的冷漠、对城市满腔热情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在对城市身份追求的过程中,主人公屡屡受挫,与城市"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最终使他陷于绝望的困境。     

从《结婚》看师陀的上海叙事

在长篇小说<结婚>中,师陀细致刻画了胡去恶在上海咖啡馆、茶馆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的心理感受和语言行动,展示了其从淳朴本分、到野心膨胀、再到沉沦毁灭的过程,揭示了上海"毁人炉"的特质.在对上海否定性批判的背后,潜在着师陀的乡土情结:他眷恋着乡土的风物,但也批判乡村的落后、愚昧.这就使师陀的心灵陷入了双重危机:既不能认同现代都市,也无法认同自己原本所属的乡土,心灵的漂泊成为必然.     

师陀《果园城记》的语言策略

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是师陀历时八年创作的代表作，风格特异。尤其是作品的语言，可谓匠心独具。其语言策略可概括为：一：泛指，即以语意概括的词汇来模糊指代特征明显的具体对象。二，浓缩，即把具体的情感铺张转变为饱含深情的议论语言。语言策略成就了《果园城记》独特的艺术风格。     

论师陀小说《结婚》的现代性

师陀的《结婚》从“乡下人”的文化视野凸现都市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两种意识的碰撞与挤兑,同时择用“复合”的叙事视角从内、外两个层面对人物的行为方式和心灵世界实行双重透视,由此彰显人物困顿焦虑的复杂心理处境,隐喻作家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探询与置疑,从而铸就了文本在意蕴与文体上丰富而深刻的现代性。     

《师陀著作年表》勘误补遗及其他

师陀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作家,他在乡土文学、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但迄今,国内对师陀作品既无深入研究,也没有很好地整理出版.著作年表是研究作家的重要依据.目前,仅有刘增杰先生编的《师陀研究资料》中收有《师陀著作年表》,但其中还有许多遗漏和错误.笔者根据对师陀作品的搜集、钩沉,从篇名、写作和发表时间、入集等几个方面对此年表勘误补漏,并加些简介和说明,希望对师陀研究和现代文学史料学科的建设有些用处.     

无尽的期待与期待的彷徨——浅议师陀小说集《果园城记》的文本内涵

分析了师陀的小说集《果园城记》,认为它奠定了师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者利用回忆来介入现实,通过《果园城记》描写了果园城人的生活现状,果园城人是有期待的,但果园城的滞重与衰败让人感到迷惘和守候的彷徨。     

“现代”传奇：师陀《上海手札》对上海的书写

《上海手札》与《果园城记》不管在创作时间还是在意义逻辑上都呈现连续性,在对中国“现代”和“现代性”体验、沉思、描绘上构成互涉、互文关系。从逻辑上说,或许正是上海都市这一段现代生活经验和体验,促使师陀还乡寻觅。一个对城市文明的书写,一个对乡村形态的叙事,两个文本互涉互释和参差对比,共同构成师陀对整个中国“现代”场景沉思的“双城记”。与《果园城记》侧重文化整体性和方向性反思不同,《上海手札》更多抒发了战争中的体验,并倾向于抽象这种体验。比当时普遍的战时散文、报道,《上海手札》具有更多个人性,不仅审美上显得丰裕,也隐伏了沟通当代语境下反思“现代”和“现代性”问题的文学资源。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师陀创作——以《果园城记》为例

师陀在他的《果园城记》中,自觉地表现出对女性的深切关怀。小说中表现出对女性与自然同一性的关注,批判了父权制文化下女性"他者化"的现象,展示出女性自我觉醒的受挫,企图构建一种女性与自然、女性与男性的新型和谐关系,呈现出作家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哲思。     

关于师陀的“‘一二·九’运动三部曲”——与解志熙先生商榷

师陀的"‘一二·九’运动三部曲"在《师陀全集》中仅收录其中的《雪原》(前9节),近期解志熙发表《芦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披露了他新发现的《雪原》(后9节)及《争斗》,最终完成了"三部曲"的全部发掘。但解文对刊发《雪原》的《学生月刊》、《争斗》未完成的原因等问题的论述有错讹,应予说明。     

师陀创作研究综述

现代作家师陀的创作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目前，关于师陀创作的研究也已由早期的杂芜逐渐走向成熟，在研究观念、研究视角、研究深度与广度诸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但整体上仍存在不足。本文将以1949年为界分两个时段，对师陀创作研究状况进行综述，希望以此引起研究者进一步的关注。     

宋本方昕《集事诗鉴》考论

宋人方昕的《集事诗鉴》是一部以宣扬封建家庭伦理美德为主要内容的咏史之作,与另一宋人袁采的《袁氏世范》合刊而流传至今。此集不仅在古代孝悌文化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认识意义,在版本文化等文献方面也颇具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情伦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老乞大》、《朴通事》中的动补结构

《老乞大》、《朴通事》是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两部会知书，反映了元明时期北方话的口语面貌，动补结构在元明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两书里的动补结构的结构类型、补语的语义指向具有多样化等特点，助词“得（的）”同“将”一样，能作为引进趋向补语的结构标志。     

论马其昶"国史作《序》"之观点--兼论《毛诗序》的作者

马其昶从<诗大序>导出国史作<序>的结论.文章首先通过对<大序>文意的分析,推翻了马氏立论依据,进而从汉人注疏体例、四家诗<诗序>不同和<毛传>不为<诗序>作传三方面反驳国史作<序>的观点,最后得出<诗序>与<毛传>同出一人一时之手的结论.     

《宋史·礼志》史源评述

关于《宋史.礼志》的史源,前人的观点大致有四:一是《国史》说,二是《会要》说,三是《通考》说,四是多源说。此四种观点虽均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各自又存在诸多无法解释的其他证据。在《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官私记载与《宋史.礼志》比对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宋史.礼志》的史源,很可能是《国史》、宋代官修《会要》、《文献通考》等史料价值极高的官私著述。     

试论古直《钟记室诗品笺》文本诠释的自洽性

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以《历代诗话》本《诗品》为底本,整理出一个新的文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笺注的内容林林总总,涵盖面广,举凡史实考证、字词解释、文意阐释、诗作鉴赏、理论申说等等,都不轻易放过,创获甚多。古笺站在“理解之同情”的立场上,尽可能贴近原文,从引申钟说出发,最终走向了反驳钟嵘某些说法的一极,在钟说的基础上有所辨析、有所提高、有所升华,形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思维结构,进而成为一个阐释循环。     

魏庆之及《诗人玉屑》丛考

《诗人玉屑》历来受诗论家所重视,而关于编者魏庆之生平仍有若干问题待考。根据现有文献,考定魏氏籍贯为福建建阳;推测其生卒年约为公元1196至1273年,考定其有二子魏天应、魏草窗;考其与叶梦鼎、冯取洽、黄升、严羽、游九功等人之交游概况;最后,推测《诗人玉屑》之成书时间为理宗淳祐年间,至迟不超过1244年。     

浅论王力先生对《文始》的评价

王力先生对《文始》全面研究词源的首创之功进行肯定性评价的同时,又认为《文始》在“初文”方面犯了“拘牵形体”的原则,在声音方面将一些声音并不相近的词勉强系为同源,在意义方面将一些意义相差很远的词勉强加以牵合。重新学习和审视王力先生的这些评价,对词源研究和认识《文始》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