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科看清代的科举改革

在清代,科举考试除常科外,还采用其他方式选拔人才,称为制科。制科是对常科的完善、补充和调整,也是在常科的基础上进行的科举改革。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博学鸿词科以及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就是两次重要的刺科。透过这两次制科可以看到,清代执政者力图从考试内容、录取标准、考试思想等各方面对科举制度进行调整。     

停罢科举后的特科余绪

1905年清廷宣布立停科举,主要针对常科,并未触及恩科与特科。随着各省学堂的兴办、扩展及西学风行、儒学衰微,不断有人呼吁举办制科,借此保存国粹。清廷批准开科后,博学鸿词科因故未能落实,孝廉方正则在宣统年间两度开科,其初虽以德行、孝道为推荐的依据,而后却据考试成绩与报考者原有旧学功名分等录用,未见有挽回中学颓势的功效,却实际成为停罢科举后疏通旧学士子的一项善后措施。     

恩科制、科举功能嬗变与清代教育危机

清康熙朝中后期,科举入仕政策导向下的文化教育"繁荣昌盛",其直接结果是科举应试人口膨胀,中式机率走低。科举笼络士子、控制社会的功能亦相应趋弱。情势所逼,清廷设立恩科。雍正、乾隆二朝恩科的周密实施,在保障科举控制社会之强力的同时,也使得传统科举的根本功能——选贤任能作为交换而被牺牲。长此以往,科举终结,以培养专事科举者为主旨的清代教育亦失去存在意义。     

清代博学鸿词科与骈体公文的写作

清代博学鸿词科诗、赋取士所产生的社会导向,大大提升了韵文的社会地位,骈体公文的写作也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因康乾两次博学鸿词科而授翰林院官的徵士,在其任职期间写了大量文辞优美、韵律和谐的骈体公文,展现了骈体公文的特有风貌。而这种创作模式也逐步渗透进其他公文的写作中,出现了不少骈散并行的公文。与此同时,骈体公文选集在社会范围内得到大量刊印,骈体公文的写作在清代呈现出了新的生机。     

清代科举与闽都文化

清代,福建的文教事业处于领先地位,这在科举方面有着明显的反映。首先是确定了科举、文教大省的地位,在科举考试中享受到了大省的待遇,这表现在乡试主考官的选派、乡试中额、学额等方面。其次,福建属于边远省份,因此,也享受了一些内地士子享受不到的待遇,士子对朝廷的优惠政策积极回应,苦读风气日渐浓厚,文教事业稳步发展。再次,与其他省份相比,福建士风朴实,反应在科场中,就是很少冒尖,也很少惹祸,乡闱稳定,这是科举、文教平稳发展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之一。从清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情况可以透视闽都文化的一些特征。     

清代恩科的确立及其成因——以《万寿盛典初集》为中心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恩科乡、会试是清代历史上的首次恩科。据清朝官修政史《万寿盛典初集》所载,本次恩科的推出,经过了文生、武士呈请,主管官员上奏,礼部、兵部议覆,皇帝俞允等一系列严密的程序,而非皇帝个人即兴所为。在开科的过程中,无论是乡、会试考官的选任、贡士中额的裁定,还是殿试的命题及主持,均由康熙皇帝亲力亲为,充分体现出了统治者的重视。就取中额数来看,本次恩科乡、会试都不亚于往届正科,这也确定了此后清代各朝恩科录取人数的标准。总体而言,统治者笼络人心的主观愿望,士子困不逢年的客观现实和康熙皇帝六旬万寿的时机,是清代首次恩科出台的主要原因。     

清代武举与八旗科举

清代武举考试是清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取士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自身民族特性的写照和反映。清代武举考试在嘉庆帝以前不但将文试与武试分开来进行,而且也比较重视文试的功能。武举中对各级考官的设置参照文举进行,在考试级别中也设有殿试一项,同时采取了复试的办法以搜罗人才,并借此严肃考风考纪。清代八旗宗室内部的官学与举业也同样以其民族性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科举,八旗内部无论是文试还是武试均恪守“祖制”,时刻保持本民族的尚武传统。就科举考试而言,清代武举与八旗官学和八旗科举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联系,它构成了清代科举文化与政治文化的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     

清代科举少数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政策,早在元明清科举考试中已实行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尤其是清代科举少数民族政策具有自己的独创性。清代科举少数民族政策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元明科举少数民族政策,具有历史前瞻性和合理性,对当今高考民族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科举看今天的高考与课程改革

科举与高考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探索科举考试与学校课程的关系入手，看现代的高考与学校课程的关系．可以为当今的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使高考改革朝向有利于中学的育才的方向发展。     

从科举的兴衰看当代高考改革

有人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这一年的高考，有了太多的“破例”：第一次破例在冬天高考；第一次破例为解决77级的考卷用纸，调用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据统计，中国当年约570多万报考大学，其中有20多万考生荣幸成为“77级”，录取比例仅为4％左右。     

清代科举士子在台湾的影响研究

清政府在康熙年间收复台湾,随即在台湾推行科举制,科举制的推行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台湾意义重大。取得功名的科举士子不仅极大的提升了自己和家族的地位,与此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经济资本。成为士绅阶层的科举士子积极参与文教活动和社会活动,影响了台湾文教和社会发展,促进了台湾地区的繁荣。     

决科之利:科举时代专经现象述论——兼论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

科举专经,是指科举考试中所出现的科举群体对特定经书的依赖现象。该现象发端于唐,积淀于两宋,至元明而蔚为大观。学界对此虽已有不少关注,但就科举专经的历史演变,其所内含的科举意义等方面尚未见专论。相较于地区文化、经济等背景因素,科举人才的成功与专经取向的关联更为直接。科举地理所呈现的人才分布与地区差异,是长期以来科举专经制度与地方科举互动的结果。     

清代三大科举弊案

清代,大的科场案（由科举引发的舞弊案）共有三起,分别为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和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案。     

欧阳修与科举改革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也是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在科举文风、选拔方法、录取公正、考试公平等方面的革新思路和举措,不仅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且对后世考试选拔制度也有借鉴意义。     

清代科举世家河南固始吴氏家族文献考述

河南固始吴氏家族是中州科举望族。明季以来,河南固始吴氏家族科举仕进、代有闻人。该族文化底蕴深厚,族谱、家乘皆修,族内多人留有著述,但存佚情况不明。经考可知,其族谱、家乘乃至庄规皆存,族中至少15人有著述行世,著(辑)书总书目50余种,今存约30种。这些文献在推动状元吴其濬相关研究、钩稽新的仕宦交游网络、补地方史志之缺、辑时人文集之佚等方面有着重要价值。     

试论清代八旗科举的宗室教育与考试

清代八旗科举的宗室教育与考试是清代科举制度的重要内容,清朝统治者奉行对满族宗室贵族的优待政策,力图通过满族宗室贵族达到对全国政权的统治。因而在教育和科举考试中,一方面积极学习汉民族优秀文化,一方面则恪守祖制,维护以清语骑射为特征的满族固有文化,并在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为宗室人员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清代八旗宗室教育与考试是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特点。     

清代非独立型科举考场考论

清代是中国历代科举考场制度建设的最高峰.除了殿试,从最低级别的童生县试到最高级别的举人会试,均出现了专用科举考场,但普及率各不相同.为了既能节约考试成本,又能为考生提供应试便利条件、加强考试秩序管理,清代各地将试院、考棚等考试功能建筑与政府衙署、地方官学、书院、文昌宫等公共建筑结合在一起.与其他专用科举考场一样,非独立型科举考场同样是清代地方社会努力追求科举考试制度公平的重要表现,体现了清代科举考场"以公益求公平"的文化特征.     

清代蒙学教材中的文学教育与科举关系探析

清代蒙学教材的编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蒙学教材的编撰在蒙童接受规律和教学效果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连接点,在文学教育与科举之间表现出密切的关联,表现为:蒙学教材的形式美和格律美,契合清代科举文体的要求,在美好的音律和规整的文字形式教育中与清代的科举教育恰当地接轨;将有益科举的以往蒙学读物改编成韵语形式;有益科举的蒙学诗文韵对读物更易受到追捧;蒙学教材偶句韵语中体现出明显的科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