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堪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石,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从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中国哲学史》的架构设计、冯友兰哲学史研究的主要理论特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态度与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究。     

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上悖论问题的研究

冯友兰从逻辑学入门研究哲学。他的悖论观是在对中国古代名家、“辩者”的悖论问题的研究,对后期墨家所揭示的逻辑悖论的分析,以及对中西方哲学史上悖论的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对其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述评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的产物,体现了对方法论的自觉,是推进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近代化的经典文本之一。本文试图结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运用的主要方法,如西学观照、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哲学与哲学史相结合、唯物史观等作出评述。     

诠释论视阈中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观

从诠释论视角探讨冯友兰对哲学史的"形式依傍"与"比较研究"、对其诠释的"系统性"与"适度性"以及"哲学史的陈述性"与"哲学的创见"等几个重大关系问题的态度立场和理论贡献,并以此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观对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出现的过度诠释倾向、模糊"整理中国传统哲学"与"发展中国哲学史界限"、乃至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冯友兰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尝试着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观照中国哲学史,指明应该在客观的历史事实中找出中国哲学史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并用其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对中国哲学史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和解读。     

冯友兰：跋涉金色荒滩的三十年

毛泽东的客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冯友兰与毛泽东没有联系。共和国成立之后，想要实现“建国梦”的他必须同毛泽东打交道。第一次交往给冯友兰的感觉是“像雨又像风”，有酸也有甜。毛泽东说的一句话，他昕了老大不快。后来经过30多年的磨练，他终于理解了那句话的含义。一个会开车的朋友告诉他，开车开到熟练的时候，车就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车的四个轮子，就像自己的两条腿，来往走动，不出差错，这就是“化”。这使冯友兰懂得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光学会些词句不行，要“化”。“化”了才能很好地运用到实际工作和哲学研究中去。而这又绝非短时期内所能奏效的。所以，他所说的在5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写《中国哲学史》，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实之词，故回以“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从《中国哲学简史》看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中国哲学简史>短小精悍、简捷扼要,深刻地反映了冯友兰已然成型的明确、成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他以"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哲学观规范了哲学的内涵,以"无用之大用"和"内圣外王"推出哲学自身的特征和功能,在哲学方法上提出"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以及"新理学的方法".冯友兰关于哲学史和写的哲学史的划分,哲学史目的和任务的诠释,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阐发,表明他的哲学史观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     

冯友兰“新儒学”之检讨

冯友兰是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力图以传统儒学为主体来吸收改造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借以寻求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借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新儒学，实是希望理论工作者融纳、吸收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主体的共同信念。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三种方式

近几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的特点是聚焦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孙正聿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何萍的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任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研究是三种代表性的研究方式。虽然存在共同的研究领域、根本宗旨、基本目标,但是三者各具不同的学术特色,在总体特点、针对的问题和提问方式、基本原则和书写方式、具体使用的二级范式都存在差异,因此,三种研究方式各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独特的创新意义。     

冯友兰“负的方法”反思与重估

“负的方法（即直觉方法）”是中国哲学代表性方法，也是充满谜团的方法。冯友兰新理学建构由正的方法开始，却以推出负的方法结束。本文分析了冯友兰提出“负的方法”始末，并用现代哲学新成果，进一步论析了作为负的方法基础的负的思维和负的认识，揭示出负的方法的本质和认识论意义。     

试论“世界历史”时代里的“世界哲学”与哲学的中国性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新阶段,这一新的世界历史阶段切实地呼唤着一种新的"世界哲学"。新时代里的世界哲学不否定哲学的民族性,但的确又有不同于国别史和区域史时代的各民族哲学的问题意识,如世界一体化趋势下的伦理共识、科技伦理与环境伦理等问题。新的世界历史时代里也应当有与之相适应的"哲学"观,作为古希腊地方知识的"哲学"进入世界历史之后,在内涵与外延两方面都将发生变化。具有诗性特质的中国哲学将改变自柏拉图以来直至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主流观念哲学传统,从而拓展人们对"哲学"知识谱系的看法。在新的世界历史阶段里,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地探索"世界哲学"的新形态,另一方面又要韧性地追求哲学的中国性。     

史义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

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视阈入手,提出中国历史上对“历史”有一种三分法,即史事、史文、史义,进而指出史义即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同时,本文还认为史义包含有“历史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两部分内容,并认为史义与西方历史哲学存在着一些重大差异。     

理解"以德治国"的三个视点

理解“以德治国”,不宜只有手段论的视点,而应有依据论、手段论和目的论三个视点。在这三个视点的视域里,“以德治国”的内涵才得以充分展示出来。     

现代性与中国哲学史学科

从现代性理论的视野上来看，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在中国古代世界解体的背景下，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感应而产生的。但该学科产生之后，由于纠缠于思想的民族性辩护，将“中西问题”等同于“古今问题”，从而错失了对现代性问题的敏锐感知与积极回应。该错失既不利于中国哲学史学科与国际哲学界的对话交流，也不利于其“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须直面、担当现代性问题。     

历史三分法与中国历史哲学

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视阈入手，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对“历史”有一种三分法，即史事、史文、史义。其中史义即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同时，史义包含有“历史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两部分内容。史义与西方历史哲学存在着一些重大差异。     

关于"党史"与"国史"关系的再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相对独立的新兴分支学科,其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目前正处于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科体系建构的初始阶段.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人思想兴奋的焦点,在学科定位和归属方面,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重点方面,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在研究的话语系统方面,其"区隔"究竟何在,有非常大的"仁智互见"的自由讨论和自由探索空间.     

以“实体”的观念透视西方哲学史

“实体”观念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实体”概念,从而开启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之路;近代,伴随哲学认识论的转向,“实体”观念“主体化”;现代,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等致力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或拒斥,其最终却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实体论”,也是一种形而上学。虽然他们都以“存在”的探询为目标,但却停留在了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而没有通达“存在”本身。     

“三位一体”育人模式与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

以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为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改革可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教学内容的更新与完善,包括明确基本目标、确立新的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引进最新研究成果等;二是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比如运用启发式教学法、研讨式教学法、原典教学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