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主义”与丁玲

提起丁玲,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一本书主义”。五十年代,“一本书主义”是作为丁玲的反党罪证之一而被赫然公诸报刊的。从那个时候起,“一本书主义”就象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丁玲的脖子上,将丁玲从精神到肉体,残酷地折磨了二十多年。1979年,丁玲复出。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笔者有幸在北京友谊宾馆拜访了不久前从山西长治老顶山下的嶂头村回到北京的丁玲。谈话间,丁玲不无感慨地提到她回到北京后哭笑不得的遭遇,她说:“我到北京来,碰到青年人,他们就说:‘你就是丁玲,我知道你是一本书主义。’我都笑了。他们知道什么是‘一本书主义’!”的确,对于多数人,特别是青年人来说,“一本书主义”的来龙去脉、原委曲直是不甚了然的。因此,有心要将当年“一本书主义”炮制出笼的事实真相,一一理清,大白于天下,为“彻底推倒强加给她(指丁玲——笔者注)的一切不实之词”作一点切实的工作。     

《现代》杂志与丁玲

从1932年5月《现代》杂志创刊到1933年5月丁玲被捕,《现代》与丁玲的关系是一个文学刊物和一个知名作家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现代》及时报道了丁玲的文艺活动,刊发了有关丁玲的书讯,多次向丁玲约稿并发表了丁玲的作品;另一方面,丁玲也以自己的作品和批评表现出了对《现代》的关注和重视。从1933年5月至1934年11月,因丁玲的被囚失语,二者的关系演变为单向的授受关系：《现代》通过及时报道丁玲被捕消息、精心编发（搜集）丁玲相关资料、多次刊登丁玲著作广告和组织刊发丁玲创作评论,一再表现出了对丁玲的关注、声援与追念。二者这一“互动一授受”关系,呈现出了30年代“自由主义文人”与“左翼文人”这两个文人群体关系之复杂性。     

论丁玲的文化人格及意志

从1955年到1979年，在长达1／4世纪的时间里，丁玲虽历遭劫难而不死，这是一个“谜”。支撑丁玲战胜磨难，战胜死亡的精神力量是丁玲的文化人格与意志。这种人格，意志是湖湘文化长期熏染的结果，也是鲁精神感召丁玲的具体表现，丁玲的文化人格与意志具体表现为：沉默，坚韧，自强，乐观。     

丁玲的"牢狱"——从个案看体制内外女作家主体性精神建构的困境

丁玲之于中国文坛举足轻重。可以说,其近60年写作生涯的大半都显性存在于中国文学史,作家丁玲一直是时代的代言人;作为共产党领导下文艺体制内部的工作者和领导阶层,她亲历了新文学体制在政治体制规约之下从建立到形成的全过程。到了晚年,丁玲仍作为中国文坛的“旗帜”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去,成为中国主流文学的代言人之一。纵观丁玲的一生,对合理社会制度的热切追求贯穿始终,其对自我、社会、人生的不懈求索与积极探寻都体现出同时代女性知识分子、作家中鲜有的激情、勇气和主体实践精神。然而,现实境遇中的丁玲却时时陷身于有形、无形、肉体、精神的“牢狱”。从丁玲个案探讨体制内外女作家主体性精神建构的困境,正是本文题旨所在。     

迷惘中的探索——论丁玲早期创作中的追求与困顿

<正> 丁玲早期的创作,指的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前后的作品。从发轫的《梦珂》、《莉菲女士的日记》到《自杀日记》的集成,忠实而又形象地记录了早期丁玲在苦闷、迷惘、徘徊之中奋起追求但又陷入困顿的思想流程。 “梦珂”、“莎菲”甚至“阿毛”、“阿英”是丁玲情绪、直感的物化实体,是丁玲早期自我意识的外化形象,是她思想流程中的特殊符号。如果说丁玲早期作品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她自己的主观情绪和记录了她思想发展轨迹的话,那么研究这些作品,就不能不联系她的个人经历和思     

丁玲研究75年（1930—2004）的沉思——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75年来,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创作,而震惊了30年代的坛,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获奖而驰誉国际苑。可是在“反右’,风暴的浪涛里．丁玲竟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变为令人齿寒的“复仇女神”,从而湮没了24年。新时期丁玲复出后,丁玲研究才从恶梦中惊醒过来．将丁玲研究由“拨乱反正”而逐步走向深入;1986年丁玲逝世后,研究站在时代和历史的聚焦点上,去告别死去的丁玲,同时又去寻觅还活着的丁玲,让丁玲创作的“生命力”要在“承受过去．向着未来”的时代浪涛里,闪烁艺术美的火花。     

延安《解放日报》与丁玲文学创作的转向

延安时期丁玲的文学创作发生了由“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转向,前期她的创作积极干预社会生活,具有浓重的启蒙色彩。经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王实味事件后,她的创作转入了大众化,取材于大众,服务于大众。丁玲曾是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主编,她的编辑方针曾一度影响了文艺栏的发展,而文艺栏作为一个载体,它又真实的记录了丁玲的转向。     

身份认同与左翼身份的确立——关于丁玲“向左转”问题的解剖

运用身份认同理论,再度思考与重新阐释了丁玲三十年代初“向左转”问题的复杂性。揭示了丁玲小说创作“向左转”的现象是与其“左翼身份”的确立密切相关的;分析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种种思想雾障;得出了丁玲“向左转”是其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合力作用促成的结论。     

否定的建构——"野百合花"系列杂文的现代美学呈现

“野百合花”系列杂文呈现了现代美学观念,以对现实阴暗面的否定来实行对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文学建构是其基本理路,“鲁迅式”杂文是他们创作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其成员却各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如丁玲对女性诗学的建构,王实味对狂人美学的实践。萧军对日常生活美学的追求等。杂文作者们各自不同的艺术个性显示了前期延安文学的丰富性。     

启蒙：“革命”哲学品格的实践——丁玲1940—1942年思想与创作研究

本文从启蒙与“革命”哲学的关系视角探讨了丁玲1940-1942年间的思想与创作,分别从启蒙认同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觉、“革命”哲学的内涵与品格及其丁玲的文学实践等方面,阐释了丁玲的文学启蒙乃是一种“革命”哲学品格的实践。     

你知道丁玲奶奶吗?

咱们中国有一位世界闻名的女作家,她就是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去年10月4日,是丁玲奶奶诞生100周年纪念日。1951年,毛主席在国庆节观礼台上问丁玲:“中国有没有培养青年作家的学校?”丁玲说没有。毛主席说:“那你就创办一个吧。”于是丁玲就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即现在的鲁迅文学院)。当年,我就是丁玲奶奶的学生。她给     

丁玲早期小说创作论

丁玲从1927年秋创作处女作《梦珂》到1986年3月14日溘然长逝,漫长的60年创作生涯,跨越了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和几个风风雨雨的历史时期,共写了约300万字的作品。对她的创作分期,学术界意见虽然分岐(1),可是对其“早期小说”的界说却基本一致。我们这里所说的她“早期小说”,是指她从1927年12月《梦珂》问世到1929年6月发表《野草》这段时间里所创作的小说。我们不同意将丁玲“早期小说创作”下限时间划到1929年末写的《自杀日记》(2),更不敢苟同将其下限时间延伸到“1930年左右”,把丁玲1930年创作的《韦护》和《一九三0年春上海》也划归她“早期小说”范围(3)。     

从丁玲的作品看她创作思想的改变

人的改变,有时是自觉地,有时却是在无意中完成的一种无法逃脱的历史的选择.对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人来说,丁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她的大胆的充满叛逆精神的作品曾经是那个时代最敏感的声音而一度成为“最正统的共产党作家”.1957年,这个曾经被鲁迅称赞为“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丁玲,被毛泽东“钦点”为中国文艺界最大的“右派”,进入80年代又因为言必称马列,被许多人之称为“右派”.丁玲,这个曾被誉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女作家,建国后我们很少再听到真正属于"作家丁玲"的声音.     

丁玲与萨坡赛路204号

萨坡赛路204号,是丁玲在上海生涯中值得纪念的一处住址。从一九二八年秋至一九二九年夏,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三人在此联合发起成立了“红黑出版处”,编辑出版了《红黑》月刊、《人间》月刊和“二○四号丛书”。他们的合作与努力,在上海文坛有较大的影响,曾在戴望舒、施蛰存、杜衡之外,被誉为又一个“三个火抢手”。丁玲由此创办刊物,发表作品,开始了从《红黑》到《中国》漫长文学编辑工作的第一步。     

丁玲延安书写的空间想象与话语重构

主体改造、精神转向是伴随丁玲创作始终的两个关键词,折射出她随地域空间的变化不断调整写作方式的倾向。在延安这一新的空间中,丁玲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转变以往的写作方式、审美习性和主体想象,她不断地调整视角,仍会受惯性书写经验支配想象乡村、构形延安,由此形成了一种混杂式的书写模式,“五四”国民性批判、浪漫理想化的革命想象不同程度地干预、掺杂进她的延安叙事,造成种种叙事困境和情感冲突。可以说,一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运动之前,丁玲都没能绕过“经验”的范式,直到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期,丁玲才找到书写延安的在场理想状态。从整体上追溯丁玲的延安书写,可以更加确切地理解丁玲在延安这一新的空间下精神转向和话语重构的复杂性。     

论丁玲《杜晚香》的创作设想与逸出

《杜晚香》是丁玲创作“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重要实践成果之一,只是在“新人”逐渐为“英雄”所取代的历史背景下,丁玲的创作思想也受到了影响,使得笔下的杜晚香显露出被“提纯复壮”的痕迹,且具有构成“女英雄”形象的一些特质,《杜晚香》的文本因此出现了明显的缺憾。而丁玲对作品“散文”属性的坚持,使杜晚香最终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神化”的“英雄”,基本保持着她的“新人”面貌。     

丁玲和她的母亲

丁玲和她的母亲北京第一师范周德耀丁玲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享誉中外的女作家，妇女中的佼佼者。丁玲的母亲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母亲，不是一个平凡的女性。”（丁玲《魍魉世界》）丁玲走上革命和文学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她母亲的影响。丁玲原名蒋冰之，１９０４年１...     

为否定之否定规律正名

大家知道,有个时期人们比较普遍地认为,辩证法只有对立统一这一个基本规律,没有否定之否定规律。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哲学名词解释》一书,用“肯定和否定”这一范畴条目取代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打倒“四人帮”以后,绝大多数同志承认了否定之否定规律。但有些同志认为,这一规律既可以叫否定之否定规律,也可以叫肯定否定规律。近年出版的《辞海》也在“否定之否定规律”条目中说:“否定之否定规律”亦称“肯定否定规律”,而在“肯定否定规律”条目中说,即“否定之否定规律”。似乎两种称呼是一回事。真是这样吗?否。怎样称谓这个规律,并不仅仅是名词概念问题,而是涉及到对这一规律实质和特点的理解问题,涉及承不承认它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的原则问题。古语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有给这一规律正名的必要。     

女性心路的执著言说——论丁玲的创作

丁玲的创作,就是通过对女性心路的言说来书写自己的情感之路,不管是早期的“激情言说”,还是后期的“默默倾诉”,都是她的女性意识在社会挤压之下的情感流露。本文就是从丁玲女性情感的曲折发展对她文本中的女性化写作进行分析。     

浅论思想品德课开放式教学的实施策略

丁玲的廊桥遗梦 女作家丁玲,一生情路坎坷。在她的几段爱情中,她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最怀念的是雪峰。”关于他们3人,在杭州,还有一段在当年看来．可以说是很时尚的“廊桥遗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