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政治与早年格拉斯顿的择业之道

大学时代是格拉斯顿思想初步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格拉斯顿从政前的最后准备阶段。其间,围绕未来人生道路的方向选择——"职业选择问题",格拉斯顿经历了从执意充任圣职,到最终转变观念打定主意从政的曲折过程,这一过程深刻反映出当时的格拉斯顿对于宗教和政治的基本态度及其对宗教-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变化。格拉斯顿的"弃"教从政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宗教理想,相反,出于对政治与宗教之间工具-目的关系的内在考虑,格拉斯顿把从政视为服务于宗教的有效途径。他深沉的宗教气质预示着政治生涯早期宗教将对他的政治观及政治立场起决定性影响。     

从自由主义的历史流变中探析自由观的嬗变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整个西方的思想史就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发展史。自由主义先后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功利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的历史流变。在自由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对自由观的诠释亦存在着重大差异,有些甚至相互抵牾。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由主义自由观的发展趋向日益显明,主要表现为：侧重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积极自由观、自由观的多元化。     

论基督教与美国自由主义的源起

发端于欧洲、孕育于中世纪、兴起于市民社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最终能够在北美扎根,并非偶然,它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美国早期殖民地的环境与实践使基督教中的自由主义因素得以发展:从基督教自由观到公民自由观,从基督教契约观到个人自由观。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和种族多样性进而培植了美国的自由主义。美国立国时期的先驱们接受并发扬了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和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使自由、民主、平等精神在北美大陆深入人心。因此,美国的宗教自由从一开始即是美国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基石,基督教也因此而成为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     

杜威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架构

杜威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是美国改革时代政治思想的坐标系，新个人观、新自由观与新民主观是其政治哲学的基本架构。杜威批判原子个人主义，主张合作的个人；批判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的合理性；批判传统的民主观，主张合作的、参与的民主。     

论贡斯当自由主义辨析理论的价值

贡斯当第一次将自由区分为古代人的自由(政治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并阐释了这两种自由观的内涵、形成原因以及混淆两种自由观的实践后果。其自由观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史中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术价值。     

严复自由观论析

本文通过对严复有关自由主义论著、译作的分析,概括了其自由观的四个层次,即首重国家自由,次争政治自由,三分群己权界,四存絜矩之道.笔者认为,严复以译介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为基础,结合中国现实需要和传统文化而建立起的新的自由主义体系,不但相对完整,且具有积极的意义.     

自由的理念与现实

唯物史观作为辩证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真正的关于人的自由的理论.从人的自由的现实性上来考察,自由问题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自由与奴役的关系,二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当代自由主义的自由观的基本特征就是把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从自由问题中排除出去,从而认为人在其现实性上所能实现的仅仅是法律上的、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而反对实现事实上、实质上的平等与自由.马克思的自由理论深刻地批判了自由主义自由观的表面性和不彻底性,从而揭示了自由与奴役的关系和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发展中的自由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概念选择到方法解构:佩迪特无支配自由观的逻辑与缺陷

作为当代新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佩迪特无意重构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的价值目标和理论体系,他的目标是打破自由主义对自由概念的垄断,在共和主义的框架下,以无支配的自由观为核心,围绕自由、法律、公民、参与、身份等重要议题,深度阐释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从概念选择到方法解构,佩迪特的论证存在诸多误读和缺陷.新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为当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新的语境和论域.     

正义秩序之追寻——兼论罗尔斯的公民资格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直存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不同的公民资格传统,前者视个体自由为最高政治价值,后者视美德为最高公民典范.罗尔斯一方面对自由主义仅仅强调个体权利的倾向作出修正,增加了公民资格理论对实质平等的关心,用以解决社会正义问题,一方面提出一种公共理性的公民资格观,用以解决多元和统合的政治正义问题,从而在其正义理论的框架中彰显其独特的民主公民资格观,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不同的公民资格传统进行了一种调和,目的在于:在个人自由和市场社会基础上重建公共自由和集体认同,以维持和保障正义之秩序.     

马克思对施蒂纳唯心主义自由观的批判与超越

施蒂纳的自由观是建立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之上的,他在寻求自由的抽象概念中,看到了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对自由的限制,从而得出了所谓“自由悖论”即愈是追求自由的过程便愈是感受到限制的过程,并将解决方法归结为观念上的“独自性”。在政治思想上,其批判了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其中夹杂着对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自由观点。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观的批判是按照《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成文顺序所进行的,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批判,在批判施蒂纳唯心主义哲学立场和抽象自由观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自由本质的看法和通向自由的道路。     

苏轼变法思想探论

苏轼对待变法的态度存在着前后不一的“矛盾”。从仁宗朝的锐于进取,到神宗朝的敛退保守,苏轼的变法思想经历了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苏轼认为,变法是一项渐进的事业,必须贯彻“相济”思想和采取“持中”策略;变法必须崇“礼”重“德”,“任人”重于“任法”。苏轼变法思想体现了“尽其自然”的“任情理”宗旨,也有着“自信则惑”的意气用事。苏轼对变法思想的论述,透露着鲜明的文士习气。     

从考成法看张居正改革失败原因

考成法,是张居正在改革中主要的政治措施,也是其推动变革的权力来源。张居正以此为依据,在明王朝内部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考成法在万历朝未能继续实施,张所推行的改革也因失去这一动力而停止。张居正通过考成法将纠举六科的权力握在以自己为首的内阁手中,触碰到了万历帝的利益,考成法在张死后失去了万历的支持。张居正因考成法将大权揽在手上,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始终对考成法加以抵制,同时其施行时间太短,未能成为明朝政治规则中的循例。张居正中年赫然病逝,之后的继任者不但无意继续推行考成法,反而成为它的掘墓人。     

清末政治改革中的满汉民族因素

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政治改革中,满汉关系极为敏感,至为关键,始终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满洲贵族集团囿于狭隘的自身利益,唯恐在这一改革中失去统治特权,故表面上大张旗鼓,煞有介事,实际上却在敷衍、拖延、欺骗,乃至镇压立宪派要求推进改革的国会请愿运动,并利用改革加强对最高统治权力尤其是军权的控制,最后竟改出一个"皇族内阁"。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极端自私腐朽,冥顽不化,无力超越自身的狭隘利益,终导致这场政治改革的失败。     

一道非同寻常的“即位诏”——明世宗“即位诏”与嘉靖初期改革

世宗“即位诏”的颁布，不仅稳定了政局，而且成为“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但是长达六年的“大礼议”阻碍了杨廷和等人改革的进程，使武宗弊政革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位诏”清醒地把握了嘉靖初期政治的关键，因而很多内容被其政敌——“议礼派”所继承。     

李秀成政治改革思想探析

李秀成在其“天朝十误”中总结出太平天国在政治方面的诸多失误1.法纪不明,用人唯亲;2.赏罚不公,封王太多;3.歧视士人,不用贤才;4.法制未备,立政无章。对此,李秀成在天国后期曾多次奏谏,力主改革。从其改革建议中,可以看出李秀成政治改革思想的鲜明性、深刻性。     

庆历党议与苏舜钦诗风的嬗变

庆历党议,那个士气高昂的特定时代,造就了苏舜钦豪放不羁的人格,赋予了他诗歌“奔放豪健”的风格。庆历新政失败后,士气低沉,他的诗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转入了清峻幽冷。庆历党议是苏诗风格变化的根本原因。     

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政治思想研究

宋育仁是一位杰出的维新志士。维新运动时期，他揭露时弊，纵论时政，言行并用，呼吁变法。他抨击官僚制度弊端，要求改革官制的思想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志士改革官制的主张颇为相似。其出使伦敦的经历、甲午战争后沉重的民族危机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深厚的国学素养等因素促进了他政治思想的产生。他的政治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主张西学中源、过度崇古尚古等。     

论汉文帝对时局的把握与政治改革

初登皇位的汉文帝,外柔内刚,掌控军权,朝内无权臣;使南越归属汉朝,对匈奴积极备战却高挂免战牌;关注民生,节俭无为,奠定了强国梦的坚实根基;朝议决策,不独断专行,创立了举贤良制度,无愧仁君之称.他对时局的把握与政治改革,使一个从战乱废墟中新创的国家进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相门高才”曾孝宽事迹论略

宋代晋江曾氏家族中,曾孝宽亦为著名人物。自身为政务实,是王安石在变法后期之主要助手之一。虽以荫补入仕,但积极进取,终能进入“二府”。积极交游,与众多文人均有诗作往来,提升自己的声誉。     

Bold choices: how ethnic inequaliti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re suppressed

Booker T. Washington was born a slave in the American South, rising remarkably in the period after slavery to become a leader of his race. His advocacy of appeasement with the Southern white establishment incurred the ire of his black peers, given the withdrawal of the franchise from ex-slaves in southern states after a brief period of positive social reforms in the year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and the widespread violence meted out to blacks at the time. Equally controversial was his advocac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ex-slaves, a pursuit that became his life’s work at Tuskegee Institute, Alabama, the school he founded. Antagonists, especially W.E.B. Du Bois, accused Washington of offer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lieu of liberal education which they felt could be the basis of a new class of blacks who could be leaders and professionals.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Washington’s vocationalist philosophy viewing it as misunderstood in his time. I show his belief in the liberal prospects of the subject to be an early forerunner of a new movement to reform the subject in keeping with a global shift in the conception of skill to reflect a new knowledge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