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介绍

正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山西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研究项目编号:11CZS054主持人:段建宏"明清山西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研究"以明清民间信仰为中心,全面调查明清时期山西地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探讨民间信仰产生的根源与地域社会的关联以及在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关注民间信仰对地方民俗的影响。该课题主     

江南镇乡祭祀体系中的地方与国家——以上海金泽镇及苏、松二府为例

民间信仰的神祇,不仅具有地方意义,而且其诸多形式亦具有国家象征意义,而以民间信仰来讨论"国家"与"地方"之关系,乃是当今宗教学界所忽略者。兹以上海市郊金泽镇所存地方信仰祭祀形式为例,尝试提供一种新的民间宗教研究视角。金泽镇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套以"杨老爷"为核心的民间宗教,镇上"桥桥有庙,庙庙有桥"的信仰格局,俨然延续了明清儒家祠祀体系,体现出近世以来的江南地方信仰模式的诸多特点。江南民间宗教是一个完整的信仰系统,儒教祠祀表现出"国家"特征,众多的老爷信仰则表现出"地方"性质。基于金泽镇的当代田野调查和江南苏、松二府地方志的文献整理,可以看出乡镇一级的祠祀系统,是维持江南地方社会的重要支柱。     

信仰控制与道德渗透——儒教影响民间信仰的途径分析

作为官方信仰的儒教具备运用权力优势影响民间信仰体系.对于具有自发性、功利性、多元性的基层民众信仰,儒教采取认同与限制并举的两手策略,力图防止和纠正民间信仰对儒教轨道的偏离.在官方推行神道设教的过程中,儒教主导着一种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造神运动,通过圣贤人物的神圣化与民间神明的道德化实现对民间信仰的道德渗透,以确保儒教系统向基层社会的延伸.     

明中晚期的徽州社会秩序及儒家伦理价值整合

明朝中晚期,徽州底层社会动荡不安。在对失序的社会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官府通过革新诉讼制度,将国家权力再次渗透到基层社会;富于士大夫精神的行政长官励精图治,抚恤受灾百姓,推行乡约,神道设教,以儒家纲常伦理价值规范社会秩序,以民间信仰约束百姓行为;乡绅牺牲自我,提倡克己复礼,整齐风俗,凝聚地方人心,维持地方秩序。儒家传统价值在时代的变局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     

儒家伦理的世俗化

传统儒家伦理是世俗伦理，它与世俗的结合或者它的世俗化进程有着合乎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和自身特点的机制，这一机制是由政治、教育、民间信仰等共同组成的。传统儒家伦理的世俗化不是儒家理想的实现，这其中有着儒家伦理思辨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包含着对自身否定的因素。传统儒家伦理世俗化对我们当代的道德建设能够提供一些教训和启示。     

明清民间信仰视域中的江南社会

在明清时期,受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江南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反映在民间信仰上,各种违反国家礼制的现象不断出现,成为考察江南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问题的重要视角.考察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间信仰现象,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1.从城隍信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更导致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变动,才造成了江南地区民间信仰的相应变更;2.从解钱粮习俗与一镇多城隍现象,则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江南社会交往整合发生变化的两个层面,即城乡之间和市镇内部.总体而言,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与江南社会在互动中发生着变迁.这种变迁的推动力是江南社会经济的变迁,其方向则是以一种曲折、变异的形式改变着传统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     

明清江南地方家族与民间信仰略论——以苏州、松江为例

明清时代江南地方家族与民间信仰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疏离.研究表明,地方家族的家庙宗祠往往和民间寺观结合在一起,互为奥援.而在更多情况下,因经济、文化等多重利益的存在,它们还会更深入地介入地方信仰之中,从而对江南民间信仰的发展产生特有的影响,而民间信仰的存在反过来也会对家族的发展产生影响.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水神信仰初探——以徐州府辖区为中心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徐州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徐州水神信仰兴起的主要原因。明清时期在国家的倡导和推动下,徐州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修建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徐州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明清时期临沂地区民间信仰述略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在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明清时期临沂地区民间信仰种类众多,分布广泛。其中既有对碧霞元君、东岳大帝、玉皇大帝、真武大帝、城隍等自然神以及关帝、地方乡贤名宦等人格神的信仰,也有对龙王、八蜡等灾害神的崇拜。民间信仰呈现出种类多样性、地域广泛性、主体普遍性、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在民间信仰发挥心理慰藉、社会整合等作用的同时,因其而产生的庙会活动对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越南华人民间信仰历史与现状

越南华人民间信仰源于祖籍地杂糅儒释道文化信仰、祖先信仰、地方神灵信仰、行业神信仰于一体的民间信仰文化,随贸易与移民浪潮播迁入越。早期华人民间信仰极大地保留了祖籍地民间信仰的文化样貌,其宫庙是华人社群生活的中心,信仰活动与影响力局限于华人社会。当代越南华人民间信仰在所祀奉神灵、仪式、空间及信众与内涵上都具有祖籍地与在地化的二重性,但祖籍地仍占主导地位。越南华人民间信仰从历史到现状之变迁的实质是在地化的演进,是社会变迁在民间信仰文化上的投射。     

明清时期海州地区民间信仰初探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在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明清时期海州地区民间信仰种类众多,分布广泛.其中既有对碧霞元君、东岳大帝、真武大帝、城隍等自然神以及关帝、天妃等人格神的信仰,也有对龙王、八蜡、刘猛将军等灾害神的崇拜.民间信仰呈现出种类多样性、地域广泛性、主体普遍性、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对地方民众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明清时期太白山信仰中看地方政府的作用

太白山信仰是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但这一民间信仰直到明清时期才扩展到整个关中地区,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地方政府在太白庙的修建和太白山神的祭祀上也起着主导性作用,对太白山信仰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家把太白山信仰纳入官方正统信仰之中和国家对民间太白山信仰迎合的结果,而作为封建国家在民间社会的具体执行机构——地方政府,必然会介入到太白山信仰之中,并最终发展起到占主导地位的作用。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民间信仰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明清时期徐州地区黄运交汇,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在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民间信仰种类众多,分布广泛。其中既有对自然山川神、灾害神、水神的崇拜,也有对关帝、文昌帝君等人格神的信仰。民间信仰带有极强的普遍性和功利性特点,官方力量在其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明清以来大伾、浮丘两山朝拜圈形成机制问题探析

深入研究浮丘山功德碑记、捐金碑记等史料和相关文献,可以认为,明清以来大伾、浮丘两山民间信仰朝拜圈形成的关键因素有:两山丰富的寺、庙、祠、观、庵等宗教文化建筑作为民间信仰物质载体的存在;平原民众对古渡关山原始的自然崇拜;地方神话传说、灵验碑碣的风传效应;地方政府有选择的支持与参与;华北南部相似的自然、人文环境以及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等。     

明清以来大侄、浮丘两山朝拜圈形成机制问题探析

深入研究浮丘山功德碑记、捐金碑记等史料和相关文献,可以认为,明清以来大伍、浮丘两山民间信仰朝拜圈形成的关键因素有：两山丰富的寺、庙、祠、观、庵等宗教文化建筑作为民间信仰物质载体的存在;平原民众对古渡关山原始的自然崇拜：地方神话传说、灵验碑碣的风传效应;地方政府有选择的支持与参与;华北南部相似的自然、人文环境以及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等。     

儒家价值观的现代意义

与西文基督教伦理根源于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不同,儒家价值观的根基在于与天道合一的人之“仁心本性”,而由此开出的仁、义、礼、智、诚(信)儒家“五常”,是为儒家伦理美德的恒常原则,最终又落实到具体应用的礼制规范层面.从“心性”基础层和“五常”中间层来看,儒家伦理具有普世伦理的意义;而从最外表的礼制规范层面来说,儒家伦理须因时制宜,因革损益,以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与需求.儒家价值观,对解决伴随科技与知识突飞猛进而日益凸显的价值失落、道德失范问题势必有所帮助,对现代人们的人伦日用仍不失指导意义.     

刍议黄天教无生老母信仰的形成及其在民间宗教信仰体系中的地位

“无生老母,真空家乡”是明清两代民间宗教所共奉的八字真言。这一信仰内容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黄天教之前,民间已经出现“无生父母”的概念,这一“无生父母”信仰因其外在化的特征而被罗教之罗祖批判并以内在化的“无极圣祖”代之。黄天教在罗教之后,一反罗教内在化的体证之路,重新建立了一个外在化的信仰天国,明确提出“无生老母”这一概念,并首次将其以完整的故事形态呈现出来。而无生老母信仰,也正是在黄天教之后,以一个系统化了的姿态,成为民间宗教世界里共奉的一套信仰观念。     

避祸趋福与扬善抑恶：明清泰山信仰中的大众心态

明清时期,帝王朝拜泰山退居次要地位,而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成为最重要的泰山信仰载体.那些来朝拜泰山的民众都是有所“求”而来,他们希望“避祸趋福”、“扬善抑恶”,香客的祸福善恶观念反映了他们对于生活的希望与对幸福的追求,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社会公正的善良愿望,这与儒家知识分子对于地方社会秩序的关注是一致的.民众祸福善恶观念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儒家思想与文化规范着民众的心理结构与大众信仰心态,并且成为民众祸福善恶的具体内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从民众信仰心态来考虑,很难分析出民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的存在,民间文化与儒家等三教文化只不过是一元文化下的不同表现形态.     

哪吒信仰的域外传入与其在中国的本土化

哪吒及其传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进入中土,不仅带来了印度文化因子,也吸收了中西亚神话传说。哪吒及其传说传入中国之初,面临着文化冲突问题。通过佛教自身、道教、儒家伦理、文学艺术、民间方术等对哪吒的传说、名称、形象、神能、信仰方式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本土化改造,哪吒被本土道教所吸纳和改造,为儒家伦理所接纳。哪吒的民间传说经人们口耳相传,进而被吸收演化成通俗文学,使哪吒这一民间信仰流传更广。这种本土化过程使哪吒从外来的制度化宗教之中抽离,从上层"大传统"领域进入"小传统"视野,从"域外神"变为人们喜爱的"本土神",完全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     

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徽州人与“龙文化”

“龙文化”在徽州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传说方面,“龙”信仰是重要的传承形式,传承过程中突出了徽州的地域特征;在生态方面,重视“龙脉”的理念体现了生态保护意识;在空间地名方面,以“龙”为名的现象自唐宋时期已有,至明清时逐渐增多,这也是“龙文化”在徽州民间加速传播的重要阶段;在民俗方面,舞龙、闹龙灯、赛龙舟等活动中的仪式反映了徽州人对地方“龙文化”的记忆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