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介身份研究的可能性与科学性

大众媒介处于社会、媒介和人之间复杂互动的网状体系中，经受着全球化与本地化的双重困境和文化与经济的双重挤压，如果仍然延用传统方法来研究已显得捉襟见肘。媒介身份研究既可以融合传统方法，又有自己的视野、标杆和特点，具有成为一种有效媒介研究方法的可能性、正当性和科学性。媒介身份理论以功能一角色理论、拟剧理论、传者理论（控制分析）和整体互动理论为支撑，具有进行整体互动、多维多层、系统全面地研究优势和兼容并包、消解差异的特点，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很好的发展前景。     

解码青年“御宅族”的媒介崇拜心理

＂御宅族＂既是产业经济现象,更是社会文化现象。近来,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与理论视角入手研究御宅族,比如青年社会学、媒介依赖、身份认同和亚文化理论等,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本文另辟蹊径,从御宅群体与现代媒介的关系出发,认为这是信息化社会下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源于人对技术、信息、符号化虚拟世界的媒介崇拜心理。     

经典国货形象塑造的媒介社会学解读

通过多重媒介、多种形式、多维内涵的构建,经典国货的媒介形象日渐从便宜耐用向代表"中国制造"转变,塑造出现实与历史呼应、传统与时尚互补、个体与民族情感共融的品牌文化内涵.从媒介社会学视角,运用"媒介系统依赖理论""消费社会""场域""景观社会"等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大国和平崛起的政治隐喻、经济升级转型的信心引导、...     

媒介融合视角下的报网互动—以重庆商报与腾讯大渝网合作为例

报网互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报网互动是从媒介融合的角度而言,两者是媒体的互动;狭义的报网互动指的是报纸与网络上开辟某个专栏,这主要是栏目的互动。传统的纸媒与互联网的融合既是媒介进化的必经阶段,又是纸媒在电子传播领域的一次摸索性延伸。这种融合由媒介的进化与广大受众的共同需求所决定。     

他者的生存：求助行为的媒介化及其启示

求助既是常态化的社会行为,也是非常态化的个体行动,呈现了弱势一方的他者与外界的多重联系,而在这一交往情境中,媒介形塑力与主体性之间呈现着怎样的互动？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并借助Nvivo12工具进行编码与词频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求助媒介的演化与新生既是技术自主性的体现,又是外界行动者经协商互动后保护他者以维系整体生存与发展态势的客观结果。一方面,求助行为因媒介而变,经历了“在世存有”“乱象割裂”与“整合再生”的三重变迁。另一方面,求助媒介也因求助实践而延展,一是存在着反向进化的趋势,二是物质性层面的“创造-召唤-生成”过程,三是从媒介应用的“最初理解”出现了反思性修正。     

从媒介学再出发：媒介记忆理论新取径

媒介记忆研究业已成为一个具有传播学面向的交叉研究领域,但其研究范围的宽泛和驳杂也导致媒介记忆研究的理论旨趣分散,缺乏兼具传播学视角和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文章借助媒介学的研究方法,将媒介视为技术—文化的二元整体,摒弃了传统的二元性,以实践取向的过程性视角将媒介内容与媒介形式对记忆机制的影响同步纳入分析框架中,同时,基于互动性的物质性内涵来理解媒介形式对记忆机制的影响,进一步补充完善媒介形式作用于记忆实践的具体方式。     

中外媒介评价指标比较

媒介评价指标是衡量媒介绩效的依据。作为公益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结合体,媒介在具体的评价指标设定时必将有社会效益层面和经济效益层面的双重考量标准。本文试对中外媒介评价指标加以宏观上的比较,并从各类不同媒介的属性出发作具体的横向比较,以求对中外不同媒介的评价指标有更加全面、多维的认识。     

仪式媒介与文化记忆建构

仪式作为一种存储、传播文化和信仰的重要媒介,承载着一个民族历时性的文化记忆.而文化记忆又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本文以传播仪式观理论和人类学仪式理论,试图阐释仪式媒介通过传承文化记忆来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指出不仅传统的人类学仪式是一种媒介形式,而且所有的媒介(人际传播媒介、群体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社交媒介等)都具有一定的仪式媒介内涵.提出如何借助传统仪式媒介和现代仪式媒介来唤醒、激发华夏文化记忆,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命题.     

媒介建构观:区别于媒介工具观的传播认识论

媒介建构观作为一种区别于媒介工具观的传播认识论,重点关注意义的生产与交流,已经具有了全球性的普遍价值。这种传播思想是在传统的意识哲学走到死胡同之后,在"语言论转向"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与媒介工具观相比,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表征体系与理论内涵:现实是由传播活动的行动者主动建构的;传播的内容是意义,而它又是由行动者的互动解释生产出来的;研究的主要内容不是舆论和媒介效果,而是常识以及常识的运作;采用的话语体系是建构式的;研究方法倾向于多种方法的综合,但以阐释为主等。     

社会化媒介进化规律探究

本文结合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和媒介生态理论,以人人网、微博、微信等媒介为例,以点带面,从种间竞争和社会选择的角度探求社会化媒介进化的规律。研究发现:社会化媒介的演进源于外来基因和本土基因的融合。围绕着用户、内容、商业等资源的媒介种群间的竞争是社会化媒介进化的内因,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外部生境对社会化媒介进化起着"社会选择"作用:政治因素制约了社会化媒介发展的形式和方向,经济因素促进了社会化媒介优势资源的积累;文化形塑了中国社会化的媒体的"围观参与式"和"圈子"交往特征;补救性技术促进未来社会化媒介向人性化、跨越时空、全感官互动、部落化的方向演进。     

媒介效果研究:“假说”还是“理论”?——基于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学术考察

在传播学的话语版图中,媒介效果研究无疑是最耀眼的坐标。作为传播学研究主流范式的经验学派与批评学派在媒介效果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诸如"皮下注射模式""第三人称假说""媒介文化",等等。但在媒介效果研究的本质归属上,两大学派的观点却发生了较大分歧:经验学派认为批判学派的效果研究只不过是借用了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其他研究范式的一些新名词,其研究成果缺乏形成"理论"的社会基础/实证调查;而批判学派认为经验学派过于推崇实证/量化研究,所谓的"研究结论"充其量只能归属于"假说"的范畴,难以建立具有普适价值的理论范式。由此,媒介效果研究到底是"假说"还是"理论"成为了一个亟待深入研讨的学术问题。本文尝试在借鉴哲学、社会学有关"假说"和"理论"界定的基础上,结合传播学现状探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这两大主流范式的媒介效果研究的归属问题以及二者的"可能性融合"趋势,以期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一种基础的、本质的话语范畴。     

贡献于媒介环境学基本问题成形的古典学家——多伦多学派代表人物埃里克·哈弗洛克评介

西方著名古典学家埃里克·哈弗洛克是媒介环境学多伦多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被尼尔·波斯曼誉为和麦克卢汉、苏珊·朗格并列的伟大学者。他的代表作《柏拉图导论》体现了他的主要观点——希腊文化从口语到书面传统的转移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形成有深刻的意义。他的理论给媒介环境学提供了营养,对媒介环境学的基本问题成形作出了贡献。     

差异性情境下的网络媒介接触行为研究——以在内地高校学习澳门大学生群体为例

媒介接触与使用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和领域。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媒介与用户主体经验的二元结构及其互动关系中,媒介接触行为不断呈现新的特点。对于在内地高校学习的澳门大学生这一群体而言,双重社会情境势必给他们的媒介接触与使用带来影响。从使用与满足的理论视角,该群体在网络媒介的使用、选择、动机与评价四个维度上的表现与现有研究不尽相同,并在整体上呈现出差异性情境下"两栖性"的媒介接触行为与文化认同。     

基于补偿性媒介理论的互动剧传播策略探析

互动剧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呈现出媒介发展的“人性化趋势”,改变了传统电视剧的线性叙事和单向传播信息的弊端,革新了观众与影视内容之间的连接方式,具有补偿功能,为影视行业带来了新的可能。本文在补偿性媒介理论视阈下探讨互动剧表现出的受众赋权、交叉叙事、交互性等新特点,总结了互动剧“补偿”自身发展时所面临的挑战,并针对互动剧的传播策略提出几点建议,为进一步探索研究互动剧奠定基础。     

从幸福感到幸福观:媒介与幸福研究的新进路

目前,大部分的媒介与幸福研究都围绕幸福感展开,而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变量幸福观却被忽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媒介使用对幸福感的贡献率,相对于社会变迁、生活环境等因素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作为一种效果研究取向,很容易忽视人的主体性。将幸福观引入媒介与幸福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幸福观的研究是勾连历史、文化、社会、媒介与个人精神世界的桥梁,是我们得以窥探文化与个人互动的极好窗口,并认真思考人的主体性。幸福观研究可从三个领域展开,一是对幸福的呈现与投射:媒介内容与个人观念的互动;二是对幸福的记忆与感知:文化传统与社会变迁的媒介交汇;三是对幸福的取向与体验:有形与无形的主体性转化。     

媒介的物质属性和交往属性——兼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媒介思想

当代媒介理论的发展日益活跃,展现了“万物皆媒”的视野,但也使媒介研究可能滑入“泛媒介化”的陷阱,让媒介研究显得琐碎化与牵强化。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于反思既往媒介理论中的“媒介中心主义”偏向具有指导意义。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媒介具有物质与交往双重属性,应当从具体的交往实践出发把握媒介的本质,坚持以唯物、辩证、实践原则来建构当代中国媒介理论。     

“技术决定论”抑或“技术人文主义”?——波兹曼“媒介意识形态”理论探析

媒介环境学派以研究媒介、文化和社会的关系而闻名,但也饱受技术决定论的质疑。在"媒介意识形态"理论中,波兹曼厘清了媒介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既强调媒介技术在社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又深深表达了技术研究中所饱含的人文关怀。本文从媒介的偏向性、媒介的隐蔽性、作为整体生态环境的媒介以及对技术决定论误解的澄清中对该理论进行解读,以期更客观地认识媒介与技术对于当代文化的影响方式,并为我国媒介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     

危机信息传播的公众认知与媒介素养教育

新媒体时代具有受传者和传播者双重角色的公众对危机信息传播的认知存在偏差,体现了其媒介素养的多层级和不平衡特征。在公共危机频发的当代中国,加强公众媒介素养教育,既是传播管理的重要内容,又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环节。     

社会“媒介仪式”研究——以“蚁族”群体的媒介关注为例

结合"信息传递"与"媒介仪式"两种研究方法,本文建构了基于传播过程的"媒介仪式"研究框架,并通过对"蚁族"群体的实证分析阐释了媒介的仪式性功能。社会"媒介仪式"大体上分为身份导入、互动开展和认同形成三个阶段,其实质是符号身份与社会接纳的形成,整个过程为媒介所主导,"舆论共振"则是其形成影响的重要方式。     

嬗变与抉择:新媒介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

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的每一次变迁,不仅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深刻互动,也会促发媒介环境下话语权力结构的重新布局,在积极回应的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介生存策略也应进行相应调整,以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