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诗史"观念与实践及对注杜的影响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他建立了“通经汲古”的虞山之学，强调经史并重，主张诗史一家，他自已的诗作就有“以诗记史”的特点，其中尤以晚年所作《投笔集》为代表，基于明确的“诗史”观念和卓越的创作实践，钱谦益的杜诗注本以“以史证诗”的鲜明特色，开创了杜诗学的新局面。     

论梅村体的诗史特征

诗史特征是梅村体的首要特征。比较全面地结合吴伟业文学观点，指出他所认识的“诗史”包含“诗与史通”、“史外传心之史”两层含义，在创作实践中分别表现为“事俱征实”和强烈的主观抒情性。     

论金松岑诗歌的“诗史”特征

金松岑是近代颇有成就和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反映了国内外半个世纪的历史面貌，记录重大事件和人物，历史上发生过的实事，官府的敲诈和百姓的涂炭，以诗证史，以史补诗，具有鲜明的“诗史”特征。当然，诗歌毕竟不同于历史，“诗史”的深层含义应为“史外传心之史”，他的创作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虚构的文学本文——以《兵车行》为例解读杜诗的“诗”与“史”

杜甫的诗歌一直被誉为“诗史”，而杜诗中“诗”与“史”是什么关系?本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出发，结合古今有关评论，认为杜诗的“史”是虚构(也即诗化)的历史，而“诗”又往往用“史笔”，在艺术思维中用“诗性”的艺术思维，三相结合，形成其“诗史”之表达形式。“诗史”与一般史书的不同，在于其虚构历史和诗性艺术思维，而与一般诗歌不同则在于其运用“史笔”与作表现出来的史识．     

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探赜

莫友芝是清道咸年间贵州的诗文大家,他的纪乱诗反映了社会动乱、人民丧亡的社会现实,具有“诗史”品格。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具体表现为诗注互补、诗史互证、忧国忧民和实录时事四方面。莫友芝的“诗史”思想与其人生境遇、师法杜甫以及自身谨于治史精神息息相关,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握莫友芝的纪乱诗的“诗史”品格,一方面可以对莫友芝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更全面的了解,可以借此以深化对宋诗派诗歌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了解贵州历史细节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杜诗何以称“诗史”——关于杜甫研究的一桩公案

杜诗何以称“史”？古今说者纷纭，而见解莫衷一是。 “诗史”之称，首见于孟肎《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高逸第三》）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承其说，称“甫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衷，世号‘诗史’”。至明代胡震亨大抵亦标榜此说，言“以时事入诗，自少陵始。”其意都在称扬杜诗翔实地记录了自己时代政治历史事件。 宋·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     

诗史与心史

“诗史”是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代表着传统诗学对诗的功能的体认,以及相应的批评原则。本文认为,“诗史”的提法客观上冲淡了诗人的主体性和抒情功能,主张以“心史”取代“诗史”范畴,以还原创作者的主体地位。以此来观照中国古典诗歌,将会开拓出一个较新的认识空间。     

吕本中与江西诗派

宋代理学家、诗人、诗论家吕本中，出身学术世家，喜结交诗友。在南北宋之际，吕本中率先高标江西诗社宗派旗帜，提出“活法”和“悟入”说，补充与完善了江西派诗论。吕本中存世的近千首诗中，充分体现了他的诗歌理论主张，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靖康之变”的伤时感乱之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论清人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以《吴诗集览》为中心

吴梅村的诗歌在清代已有“诗史”之称.靳荣藩的《吴诗集览》作为最早的吴梅村诗歌笺注本,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颇有代表性.《吴诗集览》沿袭《本事诗》中的“诗史”观念,详证梅村诗中的史实.《吴诗集览》征引的材料仅限于《明史》及《御撰资治通鉴三编》,使梅村的“诗史”精神打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另外《吴诗集览》忽视了吴梅村“诗史”观念中对士人心态史的关注.     

试论杜甫对儒家正统观念的突破——杜甫战乱诗新评

杜甫,以其垂范千古的“诗史”巨笔而独领我国古代诗坛现实主义的风骚。杜甫,以其战乱诗所表达的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而受到人民的推崇和爱戴。     

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杜甫的现实关怀

杜甫的诗歌创作因其对现实的关怀被后世尊为“诗圣”,其诗则被誉为“诗史”。对此,清人仇兆鳘《杜诗详注·序》有一总结:“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仇氏之论指出,宋人以“诗史”誉杜甫,是“知人论世”之文学接受方法;而明人之以“诗圣”誉杜甫,则是“以意逆志”的结果。然无论何种方法,对杜甫的赞誉则一:他们都是心折于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平民情与入世心,即对现实社会之强烈关怀。     

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创作与其诗史精神

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而衰的分界线,正值中年的杜甫经历了此次战乱,他以深刻的诗笔描摹了战乱带给人民的苦痛,创作了一首首感人的诗作。胡宗愈冠以其"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论杜甫诗歌的史学价值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唐代就被誉为“诗史”。晚唐孟修的体事诗·高速》称：“社连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华陈于诗,推见至德,殆无道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说杜甫是“诗史”,自然而然,他的诗歌除了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还应当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因此,研究杜甫的诗歌还须坚杜甫于诗人之外,从史学角度去探求之,这样才能探驻得珠,真正发掘其诗歌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一、十分娴熟地运用了多种史传笔法在表现形式上,杜甫的诗歌不仅巧妙地运用了各种文学手法,而且十分们熟地运用了多种文传笔法。宋代黄彻《碧溪诗话》…     

读《谈艺录》、《管锥编》札记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管锥编》中每好就“诗史之别”立言。对此 ,过去往往只是从一般的意义上理解 ;其实钱氏此论非泛然者 ,而是关乎近、现代的学术背景。考察陈寅恪先生的“以诗证史”可以看出 ,钱氏所论与陈氏是有密切关系的     

诗史关系探微

对诗歌阐释来说,背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诗史相通”的传统背景下,晚唐首次出现“诗史”一词,至宋接受“诗史”说,将诗歌的纪事功能放在首位.而明代一些学者对诗史说并未完全接受,在主情的诗歌创作观念影响下重新思考二者之关系,出现了反“诗史”的逆流;清代学者在宋人“诗史”说基础上发明诗了“诗史互证”的阐释学新方法.     

在国家与人民之间——细读《石壕吏》

杜甫的《石壕吏》是“以诗写史”的典范之作。从“角色设计”“空白经营”和“视角转换”三个角度对《石壕吏》进行解读,呈现杜甫站在“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两难处境,揭示“诗史”复杂且深刻的人文内涵,能够促进学生对诗歌文本及诗人的深度理解。     

杜濬《初闻灯船鼓吹词》的叙事艺术

明遗民杜濬“诗史”名作《初闻灯船鼓吹词》，是一首反思明亡的时代挽歌，具有浓厚的批判色彩。诗中探究了明亡的原因，以灯船盛衰，抒写一代历史的变迁，体现了诗人深刻的历史反思与“以诗补史”的叙事艺术。     

论黄宗羲“诗史”思想内涵及其文化品格

黄宗羲是一位炳炳百世、熠熠万代的伟大思想家,他的诗学思想散见于平生所作的诗序、传记、碑表、墓志铭中,并与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等相关领域问题的论述纽结在一起,他的诗学思考视野开阔,于多层面、多角度的批评实践中提出了"史亡而后诗作"的"诗史"命题,该立论在三个维度上引发并深化着对传统"诗史"观念的探讨:1."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2."诗补史之阙";3."诗为史外传心之史".曲折的遗民人生经历使黄宗羲把诗看作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特殊存在,他用诗来作为思索社会的起点和记录心脉的总结,意图在矛盾纷繁的时代境域焦虑中突围.他的"诗史"思想谱系隐喻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文化内涵--批判性精神、兼收并蓄的胸襟和经世致用的旨归,他以其"诗史"实践勾画出晚明的眉目,震响着清初的风雷.探究黄宗羲"诗史"的思想内涵及文化品格,必须把黄宗羲对"诗史"观念的论述纳入到中国古典诗学流变的整体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并结合黄氏所生活的明清鼎革易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来作横向和纵向的审美观照,以期管窥其对传统诗论承传与创新的过渡意义.     

论近代新乐府诗的体式与特质

新乐府诗作为书写时事、讽刺现实、体现民之艰辛的特殊诗体,在这中国近代依然占据着一定位置。行文将从近代新乐府诗的诗歌体式、近代新乐府诗的场面描写以及近代新乐府诗"以史入诗,以诗存史"特点这三方面略论近代新乐府创作的体式与诗史特征。     

“诗史互证”研究方法初探——以陈寅恪《读<莺莺传>》为例

"诗史互证"包括"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和"诗史互证"三个方面。自中国文学传统始,诗歌与历史同根共源,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诗史互证",充分结合了此二种文体的内在机制,以历史真实与文本真实相互参照,对文学作品的阐释视野进行了极大地拓展。本文以陈寅恪《读<莺莺传>》的研究方法为例,讨论"诗史互证"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实践与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