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君情悲满，肝肠尺寸断——谈谈中国的悼亡诗

中国悼亡诗整体数量多，意象选择主要是局限于“身边事、儿女情”，诗歌内容主要是突出妻子的“善”，诗歌的情感内容带着强烈的伦理色彩，诗歌的情感倾向主要呈凄婉、沉痛的氛围，抒情表达方式是由景到人，物我统一，“以素心为己心”。将鸟兽草木诸自然物象，作为人伦世界，理性世界相沟通之媒介。诗中多是景的描绘，情则蕴含在景中，情景交融，物我不分。这种特点是由中国化传统决定的。     

论穆旦诗歌的智性倾向

本认为穆旦诗歌的智性倾向得力于他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对抗日战争的体验和哲学思考，他的诗中流露出的对自我的探索、生死观及其选择与承担，既与西方现代主义息息相通，又和中国现实社会密切相连。     

写给自己的诗——论顾城后期诗歌的私语化倾向

顾城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但其后期诗歌仿佛是专为自己而写的,在内容表达、创作风格、艺术形式等方面较前期都有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一种私语化的倾向,值得关注。在此,结合诗人复杂的生活经历和“无为无不为”的哲学观念,试论顾城后期诗歌作品所呈现的私语化倾向。     

《中国新诗》与“中国新诗”派——对“中国新诗派”的再认识

学术界对“中国新诗派”认识及命名的混乱要求我们对它进行重新认识。通过对40年代未两个诗歌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分析与研究,从源头上认识“中国新诗派”的发轫与形成。“中国新诗派”不同于其他流派,它是因诗歌艺术客观上的趋同而被后人追认的文学流派,是“自觉”的现代主义促成了“不自觉”的诗歌流派。     

浅析中国古典意象概念对庞德诗艺的影响

埃兹拉·庞德是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先驱,意象派运动的发起者。庞德具有“中国文化情结”,他的诗歌翻译与创作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而中国“五四”运动后诞生的中国新诗又深受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启迪。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曾得益于中国古典诗,反过来又对中国的新诗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借鉴与转换中,传承与创新兼备的诗学理念影响了现当代东西方诗坛。     

舒婷诗歌的理想倾向与当代诗歌的选择

舒婷诗歌的理想主义内涵及相对精致的形式与俗化倾向及极度散化，构成中国当代诗歌的两极，代表两种发展方向的选择。舒婷以超越困境、诗意化境界、乐观态度为基本特征的理想主义内涵，以重视韵律及语言锤炼为特征的体形式精致化，更有可能代表中国诗歌的合理方向。过分俗化、丑化以及毫无限度的散化，并不符合诗歌体的历史、心理与逻辑定位，也不利于诗歌充分发挥体的特殊优势。     

1999～2002中国新诗状况述评

1999至2002年的中国新诗在写作实践与理论批评领域表现出极其活跃的态势,并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发展成型的“多元化”格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界,出现了“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复合型写作”这三种诗歌写作风格与倾向,并呈现出相对立疏离又互补互渗的复杂情状;与之相对应,在诗歌批评领域,也出现了“学院化批评”、“本土化批评”,“个人化批评”等不同的批评路向与多元化的批评格局。作为近三四年来值得关注的诗歌事件,“盘峰论争”、“龙脉诗会”、“衡山诗会”、“沈韩之争”、“70后”诗歌运动、“下半身”诗歌运动、“中间代”诗歌运动等在诗界引起争议与反响的“诗歌现象”,直接对当下的诗学建设与诗歌写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一些负面效应,并在一种复杂的“合力”作用下,有效地促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新诗整体上良好态势与局面的出现与形成。     

个人想象与集体意识交织着的民族共同体--严阵诗歌中的中国形象

诗歌中的“中国形象”,是诗人关于中国的“审美想象与建构”,是个人想象与集体意识交织着的民族共同体形象。严阵诗歌中的中国形象既有与时代集体“共名”的特征,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色彩。在严阵的诗歌中,中国形象与时变化地呈现为“革命和浪漫”、“欲望和沉思”和“自信与期待”等形象,并相应地采用“飘扬的红旗”、“醉人的红酒”和“怒放的红花”等意象来喻指。严阵诗歌中的中国形象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在蜕变中叩问谜底——论翟永明的诗歌创作

诗人翟永明作为中国当代诗坛“女性诗歌”的代表之一。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的“青春期”后,诗歌创作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戏剧性、叙述性以及对诗歌经验的重视等,都体现了她对诗歌艺术的不懈探索,对自我的不断更新,通过对翟永明不同时期诗歌作品的细读与分析,理清翟永明诗歌艺术探索的内在理路、诗歌风格的变化。     

再论元诗分期标准及有关问题:兼答门岿先生

元诗的发展呈现着前衰后兴微妙的变化,而科举的废兴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元代,传统诗歌和以杂剧为主体的戏曲存在着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的势头。“学宋”、“尊唐”是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前后期诗歌创作的不同倾向。门岿论所谓元诗说不上前兴后衰或前衰后兴,发展是处于一种平缓态势的观点是错误的。     

现代汉诗语言的"常"与"变"--兼谈小诗创作的当下意义

从考察现代汉诗语言“常”与“变”的角度出发,经由对大陆先锋诗歌及台湾现代诗发展中诸多语言问题的辨析,试图寻找“变”中求“常”,守护中求拓进的语言机制,进而追索其本质特征,并以对小诗创作的当下意义的思考,探求发扬汉诗语言传统的新的切入点。     

台湾宋诗研究的现况和展望

探讨五十年来台湾宋诗研究之五项现况,包括：研究基地,以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东吴大学为主;研究学,为毕业于上述四校之老、中、青三代学人;研究选题,较集中于大家名家作品之考察,选择诗话笔记作学位论尤多;研究方法,大多采用归纳法、分析法,间有运用比较学、科际整合法;学术专刊,以成功大学主编《宋代学研究丛刊》、津出版社发行宋诗专最为大宗。复就目前研究现况之优长或缺失作检讨,提出展望意见,以策励来兹,自勉勉人。     

论李魁贤诗歌的抒情性

李魁贤认为抒情性是诗歌的本质要素之一。本文从李魁贤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出发，分析他对诗歌抒情性的认识，理清他诗歌抒情艺术的发展轨迹，并系统地讨论其抒情诗在艺术上的独有风采。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理论观点和创作实验在台湾诗坛上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中国想象的功能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想象中国的诗歌,无论是在文化认知、理解功能方面,还是在文化融合功能方面,都表现出与西方文人想象中国的作品迥然不同的特征。在文化认知功能方面,随着历史的流变,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的诗歌呈现出一种逐渐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我"与"他"的不平等关系转换为"我"与"你"的平等关系的态势。在文化理解功能方面,台湾人与大陆人同文同种,拥有共享的历史和共同的民族文化。这就使得,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想象中国的过程,往往就是他们强调换位思考在两岸对话过程中的可行性、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过程。在文化融合功能方面,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受中国传统"和而不同"思维的影响,主张让不同的文化多元共存,达成一种相互协调的境界。     

丘逢甲诗歌研究综述

丘逢甲一生跨海峡两岸,且有出游南洋的经历,作为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对其诗歌研究具有起步晚、范围广、欠深入、争议多等特点,从对其人其诗研究的历程着眼,主要梳理了大陆及台湾有关研究线索,并通过对其诗歌研究特点及现状的讨论,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对"词为艳科"观念的一点思考

对“词为艳科”是否为现代的词学观念作了分析,并对自宋朝以来与词有关的“艳”与“科”二字在古代词学献中的大致情况作了一番粗略的梳理。     

“寄言出意”与“以理化情”

阮籍诗歌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儒家“比兴”的方法已经不能解释他的诗歌。这是因为外在严峻的政局,阮籍不能直抒其意,造成了他的诗歌结构的封闭性。他采用“寄言出意”言说方式,运用与当时流行的道教有关的语汇,构筑了一个象征的世界,使他的诗歌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现实在他的诗歌中,大多是记忆的醉片,并不是写实的,而是为诗歌中的哲理服务的。因此,造成了阮籍诗歌和儒家“比兴”解放方法的错位。这是阮籍诗歌难以理解的重要原因。     

洛夫的诗路历程对现代汉诗的启示

研究海峡两岸非常著名的诗人洛夫先生的诗路历程,着重分析了洛夫写于不同时期的两首诗歌《石室之死亡》和《湖南大雪》,从对洛夫诗路历程的研究结论中得到启示：在全球化语境条件下,汉语诗歌全盘西化或逆势复古都是行不通的,唯有“传统文化现代化,西方文化本土化”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主流,“实现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接轨”必定是现代汉语诗歌发展的主要方向。     

“浅语”的质朴之美——试析林良童诗的美学风格

林良是台湾知名的儿童诗人,他笔下的童诗处处闪现着质朴本色的真美。文章分别从语言层次,意象层次以及诗歌所反映的儿童思维与情感层次分别来论述林良作品体现出的质拙朴实的美学品貌。     

西山南浦:意象之外的意象——兼论宋代文人情感构造的视点

唐宋诗词里的意象词汇基本涵盖了社会生活诸层面,其被艺术化过程当与唐宋社会生活变迁息息相关.比如唐诗宋词的“南浦”,一如北方的“长亭”,常常被用来代指南方送行的场所.但宋代诗词中的“南浦”,尤其对举名词“西山”、“南浦”,在其成为意象名词之初并非泛指送行场所,至少在宋代文人赋予其意象功能之前还仅仅是某个景观方位名词.然而,由唐到宋,随着市俗文化的发展,这些原本朴素的地理方位或景观名词被文人们在诗词之中大量使用,从而赋予其多重的文化意蕴,进而借助其市俗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态,勾勒出浓重的艺术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