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三重奏之陈白露篇:女色交易背景下苍凉的自由手势

《日出》并不是一部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不是“忠实地再现生活”的结果。陈白露的悲剧命运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源,但她的伦理缺憾更多的来源于遥远的基督教原罪说。陈白露的现世生活是一种变相的寄生生活,在曹禺的人类学哲学的生命视野里,这一部都市交际花悲情传奇,其历史底本是存放在《旧约·创世记》所载的那个神秘的伊甸园中的。研究陈白露这一形象是准确把握《日出》甚至是全面理解曹禺早期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形象

曹禺说过:“《日出》里每个角色都应占有相当的轻重。”但是,陈白露的形象仍然是全剧的中心,下面就结合作品的内容作一简要分析。陈白露的性格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作为一个交际花,我们看到腐朽的生活给她的性     

夕阳天使——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矛盾性格

在剧本《日出》中,曹禺先生塑造了陈白露这样一个交际花形象。本文旨在分析这一人物的性格及其矛盾性。     

话说陈白露之死

<正> 事情发生在三十年代初期。一位年轻、美丽,而又认真、热情的交际花,忽然在一个清晨,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刻,流着眼泪吞下数量足以致命的安眠药。只听她低声地说了句:“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然后,睡倒在旅馆客厅的沙发上,静静地死去了。她就是陈白露——曹禺的名剧《日出》的主人公。陈白露为什么要自杀?这是一出悲剧么?她临终之前留下的那句话,似乎是一首带     

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悲剧成因

《日出》是曹禺的代表作品,陈白露是剧中的主要人物,本文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对陈白露的悲剧成因进行了探讨。     

曹禺的创作与女性形象两极化

曹禺,中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在他的话剧艺术画廊里,无论是三十年代自由奔放、浓厚强烈的《雷雨》、《日出》和《原野》,还是四十年代素淡深远的《北京人》、《家》,曹禺的大部分创作中都塑造了触发矛盾和推动剧情发展的女性形象,如繁漪、陈白露、花金子、愫方和瑞珏等。但她们是两类近乎极端的女性形象,     

曹禺剧作中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曹禺的《雷雨》、《日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蘩漪与陈白露是曹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这两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可以更深一步探索曹禺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冲突与较量--曹禺笔下悲剧女性周蘩漪和陈白露之比较

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曹禺以《雷雨》、《日出》为代表的剧作在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为读者塑造了不朽的艺术形象，尤其是丰满的女性形象。曹禺笔下周蘩漪、陈白露这两位典型的悲剧女性，人性的表现达到相当的高度，放射出异常的艺术魅力。     

简谈陈白露

《日出》中的陈白露是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物。她初出场时,作者对她所作的介绍最好地说明了她:“她爱生活,她又厌恶生活。”她爱生活,是因为生活里充满着欢乐,充满着美好的东西。她又厌恶生活,是因为她所想望的欢乐,她所喜爱的美好的东西,却又是必须通过她所非常厌恶的方式,必须忍受着最残酷的桎梏才能取得的。对她的生活感到不满、痛苦与厌恶,鄙夷她周围的一切人,这是陈白露高傲、清醒的一面。她在她的生活圈子里,     

陈白露与纳斯塔霞之比较

曹禺的话剧《日出》和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都对金钱社会进行了深切的揭露和批判,并且都对“日出”所包含的希望表达了期许,有展开比较研究的价值。最能体现两部作品的可比性的是作品的女主人公陈白露和纳斯塔霞,这两个艺术形象体现了各自时代女性解放的艰难性和矛盾性。     

沉沦·毁灭·升华——陈白露与茶花女悲剧意识的探视

陈白露和茶花女分别是曹禺《日出》和小仲马《茶花女》中的人物。她们正值生命旺盛之年,就在风尘中带着淡淡的悲哀和无奈的“涅槃”情绪走向了生命的最后归宿。本文试把陈白露与茶花女这两个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着相似的境遇而又有着不同个性的文学形象放在同一视角下审视比较,旨在透过这两个形象悲剧意识的嬗变及其衍进所呈现的复杂的社会内涵来探视其悲剧意义和审美形式上的差异。     

殊途同归：子君与陈白露形象比较

鲁迅小说《伤逝》中的人物子君与曹禺戏剧《日出》中的陈白露有着极强的可比性。她们都受到个性解放思想的熏陶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在爱情追求中经历着从追寻、失望到挣扎的过程。婚姻失败后两者选择的生活道路并不相同,但最终的结局却一样。通过对两者“殊途”的剖析,可以探寻到子君和陈白露性格、生存的差异及其悲剧性结局的形成原因。     

试论《日出》的立体二重结构

《日出》的研究尽管取得了相当成绩,但仍有不少“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例如,作者一再强调,“《日出》里没有绝对的主要动作,也没有绝对的主要人物”,而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才是一个主要的角色”,陈白露和潘月亭、顾八奶奶、胡四等人“萍水相逢、凑在一处”,“互为宾主、交相陪衬,,然而我国评论界自三十年代起至今都坚持认为陈白露和方达生就是主要人物。这里无疑牵涉到《日出》的艺术     

陈白露与茶花女的艺术形象比较

陈白露和茶花女分别是曹禺《日出》和小仲马《茶花女》中的人物。她们两人都是文学中典型的妓女形象,都经历了几近相同的悲剧命运。文章把陈白露与茶花女这两个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着相似的境遇而又有着不同个性的文学形象放在同一视角下进行审视和比较,通过这两个悲剧形象所呈现的复杂的社会内涵来剖析其悲剧意义上的差异。     

曹禺前期戏剧的结构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面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深刻矛盾”，曹禺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吸收、融合和剥离，形成了他具有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的思想文化和戏剧美学观念，构成了他戏剧作品的独特的文化意蕴。这种影响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富有个性特征的戏剧结构艺术上：一类是单线倾斜动态封闭式，如《日出》；一类是复线守衡静态开放式，如《雷雨》、《原野》、《北京人》等。从曹禺前期戏剧所表现的“深刻矛盾”和艺术结构特征来看，那种“动力的动力”正是构成他前期戏剧创作的诗化现实主义文化内涵的根本原因。     

试论曹禺剧作中的三个女性形象

本世纪三十年代,戏剧大师曹禺又为世界女性画廊增添了三个奇异的形象.她们中有虽为人妻、人母,却不守妇道,犯有“通奸”乱伦”之罪的神经质女人;有玩世不恭,享有“大众情人”之称的高级交际花;有背着丈夫、婆婆偷野汉子的“狐狸精”.这三位女性形象分别出现在曹禺早期创作的戏剧《雷雨》、《日出》和《原野》中,她们是繁漪、陈白露和金子.她们都是全剧的“灵魂”所在.曹禺通过三位具有不同身份,地位,处于不同背景和环境下的女性形象深刻揭示了那个罪恶的旧社会腐朽没落、必将崩溃的本质,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三位女主人公不同的遭遇和命运探索戏剧大师曹禺创作道路上的发展轨迹.     

同途殊归:陈白露与玛格丽特形象之比较

《日出》中的陈白露与《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在从妓女生涯走向死亡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悲剧命运；但二者的性格内涵又有质的区别。陈白露屈服、依赖于黑暗势力而自甘堕落，而玛格丽特却始终保持着独立与自由，并最终挣脱金钱的羁绊而追求真挚的爱情。因而，陈白露的悲剧是社会悲剧，玛格丽特则表现为信仰的悲剧     

关于《日出》的几个问题

曹禺的《日出》,一九三五年作于天津。一九三六年,剧本在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上发表。戏首先由复旦大学剧社演出,导演是欧阳予倩,凤子演陈白露。一九三七年春,这个戏被一群留学生在日本东京演出,如同一九三五年《雷雨》在东京演出时一样,又     

对周蘩漪和陈白露的悲剧命运的再思考

曹禺是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勇于探索的民主主义剧作家,他的戏剧强烈而集中地表达了“五四”新文学的主题,呼唤出被压迫者的心声,以个性解放的革命民主主义力量,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在《雷雨》和《日出》中,对蘩漪和白露这类知识妇女的悲剧命运和出路的探索可看出曹禺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成就及局限。     

救赎与幻灭——论曹禺前期戏剧创作的精神指向

曹禺在其早期的话剧创作中,力图建构一个全新的理想世界,并试图以此去对 抗现实社会中的丑陋与邪恶,进而实现人类灵魂的自我救赎。这是一种基督徒式的精神理念。 他的文本中充满了“以善抗恶”的理想色彩,但剧中人物的命运最终却是走向幻灭,自始至终都 是处在矛盾运动的两极对立之中。本文拟以曹禺前期。部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 人》）为个案,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来对这种救赎与幻灭作进一步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