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自大”与“个人的解放”──鲁迅、周作人片论

鲁迅的“个人的自大”与周作人的“个人的解放”看似语言相仿，然而，作为精神界战士的鲁迅却始终坚持文化批判的立场，对传统文化中“合群的自大”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他强调的是个体鲜活的生命；而周作人的“个人的解放”则是作叛国的遗民的潜台词。     

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

周作人晚年堕落变节为汉奸不是偶然的,导致周作人最后堕落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它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文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由此而演绎出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及“唯文化至上”的日本文化观等思想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堕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高校文科学报文摘

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杜春海在《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一文中指出:周作人的各个思想层面都是以个人本位主义为中心轴呈放射状展开的,个人本位主义的思想本质已经渗透到了他思想的各个方面。由此可见,个人本位主义已经成为周作人复杂思想的核心与灵魂,由此而演绎出来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及双重人格等思想因素共同作用于周作人各个时期的人生选择。因此,我们认为,周作人最后选择背叛祖国、民族的道路是他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他的堕落失节不是哪一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

周作人晚年堕落变节为汉奸不是偶然的，导致周作人最后堕落的思想化基础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它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由此而演泽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厦“唪化至上”的日本化现等思想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堕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从"余情"和"涩味"谈起

在周作人的文化和创作实情中，“涩味”和“余情”这两个概念相互关联，并且有深刻的内在意义，本文试图从这两个概念来解读周作人的作品和思想，本文认为，这两个概念包括含着闲适享乐，对文化选择和启蒙的怀疑和深刻的苦涩等复杂意味，而所有这些意味折射出周作人为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的人生品味和文学立场，也使周作人区别于和其他的自由主义作家，这样的解读中，周作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或可呈现。     

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旧体诗探析

周作人的“打油诗”在其创作中的重要性丝毫也不亚于他的散文写作,它是周作人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人生、艺术转向的伴生物,是步入中年之后的周作人表露个人心迹、抒发人生感喟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些旧体诗为我们窥测这一时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人生变故的周作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功利化的文学观的疏离与超越,转向一种将人生艺术化的审美主义;二是以此表达一种“古老的忧惧”．一种置身于乱世的忧患、悲悯意识;三是其附逆后的心迹流露,一种“不辩解”的辩解。     

"谈狐说鬼寻常事"--周作人早期散文中的一种文化探源

周作人的早期散文中多热衷于谈“鬼”，这其中包括对“蛮性鬼”的科学剖析，对“专制鬼”的高度警惕和对“吃人鬼”的猛烈批判，对三种“鬼”的剖析的方法，角度各不相同，但都统一在一种周作人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独特文化思考及其思维方式中，周作人的谈鬼在经历了三个阶段后，由得出的悲观结论转向了“闭户读书”和小品文写作，于是理解了周作人的谈鬼，可以为他后来的人生转向和文风转向提供思想依据。     

周作人与佛教文化之关系初探

周作人自称“半是儒家半释家”，明白道出其受佛教文化影响，周作人喜爱佛教戒律，因为佛教形式戒律与儒家所讲的“礼”有会通之处，又与周作人艺术的人生观相契合，周作人的“疾虚妄”，周作人的苦乐观，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佛教文化的积极因素，佛教文化在周作人的艺术和人生中意义重大，它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上对佛教文化的批判继承。     

掐臂至见血 摇头作游戏——周作人“杂诗”的阅读随想

周作人从1934年春开始写作“杂诗”,经过自己的有意删削,至今留下280首。阅读这些作品,有两点随想：一是作为新文学引领者和实践者的周作人,为什么到头来却选择了“杂诗”;二是周作人的“杂诗”,没有进入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视野,是否就意味着它缺乏足够的文学性。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周作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实质上说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正是出于这一精神的要求,周作人对西方文化人类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中心构建了他独特的知识体系。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富于穿透力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受到的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滋养,正是文化人类学使周作人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主义”,跟整个20世纪的“人”的觉醒与解放运动完成了精神呼应,它同时也垫高了周作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观照视点,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论周作人文章的“味”

周作人重视文章的“味”，无论在创作中，还是在他对别人文章的评价中，“味”都具有一种突出的文学价值。“味”不仅是我们理解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关键，更是我们研究周作人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通道。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

基督教文化精神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提供一种有效的参照。基督教文化不仅仅是“罪感”文化，更是“爱感”文化，它的“博爱”之情与“谦卑”之心有助于提供一种接近于文学本质的“博家现实主义”；基督教文化是“普世”性文化，它的“普世观”有助于提供一种走出中西对峙模式、实现文化融合的领带和思路；基督教文化对称漫全球的“后现代”思潮作出了神学回应，立倡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提供一种后现代主义发展的新向度；基督教文化不是律法性的“审判”文化而是恩典性的“赦罪”文化，它的宽恕与宽容有利于提供一种切实促进文学繁荣发展的宽容性批评原则。     

跨越时空的文化视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独特体悟

周作人"懂得"日本文化且偏爱日本文化。这一方面表现出日本文化与周作人性格心性的深度契合,同时,日本文化对周作人来说具有更深层的意义:一是日本本土文化对周作人的吸引力;二是周作人在日本文化中看到了古老中国文化的延续;三是周作人在日本文化中看到了一种希腊精神,为其建构"全生活"的理想奠定基础。     

普世诗学：周作人早期文论的基本质态

周作人“人的文学”中的“人”不主要指“个人”，而是指“人类”，因而他的“人的文学”不是“个人本位主义”的文学，而是“人间本位主义”的文学；他的“平民文学”中的“平民”也不是“民粹主义”意义上的“平民”。而是泛指“人类”，因而“平民文学”不是有关底层民众的文学，而是关于人类的文学。由此，普世诗学构成周作人早期文论的基本质态，而不是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所谓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的人本主义文化观及人的文学观

周作人的人本主义文化观及人的文学观葛红兵赵京华在《寻找精神家园》一书中将周作人与胡适一起列为“温和的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赵京华如是说：他们曾经是五四新文化阵营中激烈反传统的人物，有过激进主义的倾向．但始终坚持唯文化主义的立场；不能认可突变式（暴力革...     

周作人早期散文研究述评

这篇述评涉及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于周作人早期散文的研究状况及其反思。对关于周作人早期散文的外部探索分为几个方面加以概括，重点探讨了周作人与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关系(周作人与“语丝”)；对于散文文本的内部研究则重点评述了“浮躁凌厉”与“平和冲淡”的关系。并指出周作人早期散文研究应采取整体性眼光，要高度重视周作人散文的思想价值，加强对于早期杂文的研究。     

关于周作人“礼赞娼女”的辩正

一本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激烈地批判了周作人的《娼女礼赞》,称它是“毒汁四溅的黑文章”①;一期不久前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中,也有一篇文章,认为周作人后来堕落到“礼赞起妓女……来”②。这是完全误解了周作人的本意的。《娼女礼赞》是周作人一九二九年所写的《三礼赞》中的首篇。从表面上看,文章批判了德国人柯祖基提出的“在资本制度之下,卖淫成了社会的台柱子”的观点。鼓吹“卖淫足以满足大欲,获得良缘,启发文化,实在是不可厚非的事业”;卖淫“乃寓饮食于男女之     

周作人附逆心理探微

周作人的附逆是其一生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史实梳理和心理探究,也是周作人研究的重要方面。周作人的附逆暗含着微妙而复杂的心路历程,个人性格的优柔寡断、形势判断的失误和文化选择的保守使得他坚持个人主义而远离了集体和大众,欲超脱现实政治而实陷于政治泥淖,而其文化心态中的儒释之学及对日本文化的钟情,奠定了他附逆的思想和心理的基础。     

漫谈周作人的"新儒学"思想

周作人的“新儒学”思想,是在他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体认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历史原因和周作人个人思想的局限,他“复兴千年前的旧明”、“化至上主义”、“儒学化中心论”等“新儒学”理论主张,虽然表达了周作人改造社会现实、抵御外来化侵略等主观愿望,但这种在传统知识分子化心态和周作人“历史轮回观”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立论依据是错误的,客观上也没有起到过任何积极作用,而它的负面影响却十分明显。他附逆期间“儒学化中心论”主张,与“曲线救国论”没有质的区别。     

意义与价值的背离--对周作人"个人主义"观念的另一种阐释

各种理论都是由特定的语言来表达,受文化语境所制约。“个人主义”观念以翻译的形式进入中国之后,便脱离了原来的文化语境,在意义上便受制于中国文化。“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提倡“个人主义”最力者之一。西方个人主义观念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平等独立的关系。但周作人提倡的个人主义从未探讨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在探讨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集体的发展。他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将个人价值的实现当作目的,他提倡个人主义只是为了最终人类社会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