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词语训释三则

一、“处处志之”的“志”并非作标记陶渊明《桃花源记》:“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其中“志”字,古文注译本大都解释为“作标志”之类的意思。如郭锡良等《古代汉语》注:“志:作标记。”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初中语文第四册《教参》将“处处志之”译为“(一路上)处处做记     

《搜神记》研究札记

《搜神记》是我国古代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前人对之研究颇多，从《搜神记》的卷数、全书风格、有无残本、原书材料的构成与编排等方面，可以看出《搜神记》构成的复杂性，它的“真”、“假”程度还应进一步考证。     

《复庵记》的“志”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大学问家顾炎武写的《复庵记》中说“作此记”,是要人们“无忘范君之志”。作者告诫人们不要忘     

钟嵘《诗品》四误辨说(上)

钟嵘《诗品》四误是历史的必然,坚持唯物辩证法,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诗品》评李陵为汉初五言之始,而排斥苏武。枚乘《杂诗》为汉初五言的真正起点,而非苏、李之制。枚乘、蔡邕五言八首俱在《文选.古诗十九首》中,没枚乘、蔡邕名氏。“疑古”和“拟古”是六朝共生的文化形态。陆机“拟古”十二首,有八首为枚乘、蔡邕五言,统称为“古”,为《文选.古诗十九首》没作者名氏开创了不良先例。蔡邕、文姬父女在史咏领域为构建长城文化之始。中国的现代派妄批长城,是一大社会公害。谢灵运生旬日而“谢玄亡”,应是“谢玄稚子亡”。释宝月窃柴廓《行路难》诗,柴廓子欲讼此事,释宝月厚赂止之。《诗品》题柴廓诗为释宝月作,是历史的错位。     

包办婚姻制度压迫下苦闷的叫声——论苏曼殊小说的思想意义

僧人作家苏曼殊的小说创作生涯,始于辛亥革命之后,终于“五四”运动之前。他的小说数量不多,目前只搜集到六篇,而且其中的《天涯红泪记》尚属未完篇。然而,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曾引起过褒贬不同的评价。柳亚子先生说过:“现在一部分的青年很热狂地崇拜他,而一般批评家不满意于他的却也很多"。郁达夫也指出过这种情况:“因为胡适之的《最近五十年的中国文学》里,没有苏曼殊的名氏,一般年青气盛的文学家     

《游褒禅山记》中“志”的释义

在《游褒禅山记》中这样一句话: 尽吾志也不能至者,可以无悔也这句话中的“志”是心意的意思,与上文“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志”指志向,意义有所不同。贵州人民出版社《古文选泽》将这句译为“如果尽了自己的志向却未能到达的话,     

吴汝纶与《深州风土记》

吴汝纶是晚期桐城古文派的代表人物 ,他以“字字有本 ,篇篇成文”为原则修成的《深州风土记》 ,与旧志体例有所不同。该志“人谱”“金石”等篇中的史学研究方法 ,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且“人谱”为吴汝纶首创。《深州风土记》为清末名志 ,这一事实批驳了章学诚“文人不可与修志”的偏见。它对直隶及后来河北的不少名志起到了示范作用 ,其影响是很大的     

品人于细节处读《项脊轩志》

清代桐城派古文大师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继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之后,于明代三百年间的作家只选了归有光一人的作品,而《项脊轩志》又是公认的"太仆最胜之文"。归有光对"志"和"记"是有严格区分的,他的文集中《双鹤轩记》《沧浪亭记》等,都用以记"事",而如《兰圹志》《寒花葬志》等,则以"志"为篇名,以记录人物事迹为主。因此,《项脊轩志》这篇文章记事或物是辅,记人是主。抓住人物——文中的三个     

宋代以前的早期湖南方志史书考略

方志史书作为地方性的历史书写方式,在湖南史学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宋代以前的早期湖南地方志,在形式上主要有三国两晋时期的“郡书”、南朝“地记”和唐代“图经”,这与全国范围内方志演变的过程是一致的。宋以前的湖南方志目前仅有唐人的《南岳小录》保存完整,其他均已遗佚,仅有零文碎篇见于清人的辑佚书。通过对诸史《艺丈志》、《经籍志》以及清人辑佚书的考察,可以大致重构宋以前湖南方志史书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情况。     

杼山考

杼山因为闻名古今,史籍记载不少.考诸文献有晋吴兴太守张元之《吴兴疏》,唐陆羽《杼山记》、颜真卿《杼山妙喜寺碑铭》,宋嘉泰《吴兴志》,明万历《湖州府志》,清同治《湖州府志》,以及掌故、旧闻、俚语等等.不同时代给杼山打下不同印记.晋以前称“稽留山”,晋代名“东张山”,唐代始称“杼山”.所谓杼山,是因为这座山是夏杼“南巡之所”.故山西北有夏驾山,山下有夏王村(今称王村).夏杼遗迹的考证是陆羽的功绩,在陆羽《杼山记》前还没有杼山这个名称.《湖州府志》载:“郡有专志,实肇始于陆羽.”陆羽写下不少地方志籍,如《江表四姓谱》、《南北人物志》、《吴兴历官记》、《湖     

《明书》一误

《明书》又名《罪惟录》,是清初查继佐写的一部编年体明代史书。其《太宗纪》、《科举志》均称永乐七年会试副榜第一名为孔鹗,与《明太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补编》所记不合。考明清碑文、笔记、史册等多种材料,证明《明书》之《太宗纪》、《科举志》上述记载存在疏误,“孔鹗”当改为“孔谔”。     

北朝政区“柏人”改“柏以石刻资料为线索”考——以石刻资料为线索

汉晋以来一直存在的柏人县,在《魏书·地形志》中仍作“柏人”,而在《隋书·地理志》中被记作“柏仁”,《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记》记载改名的具体时间为后魏,又有不少学者依据《魏书·地形志》认为改名当在更晚的周齐之世。结合出土石刻文献材料,改名时间应当在后魏之世。     

略论苏轼“记”体散文的艺术特色

“记”体散文是苏轼散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收集在《苏东坡全集》中的共约六十余篇(不包括《东坡志林》中的《记承天寺夜游》等游记小品)。其中记叙亭台楼阁、佛寺道院等名胜建筑的有《喜雨亭记》、《中和胜相院记》等二十九篇;记载书画文物,奇事异闻的有《传神记》、《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等十六篇;记叙公堂、学校、水利建设的有《盖公堂记》、《南安军学记》、《钱塘六井记》等九篇;山水游记,寓言游记有《石钟山记》、《陲乡记》等五篇。这类散文,虽然数量不多,却较真实地反映了苏轼的     

“双石”不是“上、下石钟山”

“双石”不是“上、下石钟山”四川丰都师范曾平东江有志同志在《（石钟山记）中的“双石”究竟指什么？》（《中学语文教学》９３·２期）一文中认为“双石”就是“上、下石钟山”。这一看法是错误的。我们从《衰字记》所载李渤的文章中摘引有关“双石”的部分如下：“予...     

山水游记—把自然拉入社会

读了一些古代山水小品,我把它们分为三类:一是把山水拉入社会的“山水游记”,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等;二是把人文注入山水的“山水碑记”,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三是为山水立传的“山水志”,如地方志中的“山水”款。这三类文章中,山水志属于说明、介绍性文字,写得比较客观,主体因素不太明显;而在山水游记中,游者的游踪既是     

各地志所载唐开元、天宝户口数字的源流、系年和校勘

人口问题,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现存唐代的户口资料比较丰富,为深入研究唐代的人口问题提供了数字依据。在现存唐代户口资料中,除了一些全国户口总数的记载以外,尚有贞观、开元、天宝和元和年间各州的户口数字。其中,尤以开元、天宝年闾的数字最为丰富。《元和郡县志》(简称《元和志》)和《太平寰宇记》(简称《寰宇记》)有“开元户”;《通典·州郡门》(简称《州郡门》)有开元的户、口数字;《旧唐书·地理志》(简称《旧志》)和《新唐书·地理志》(简称《新志》)分别记载了天宝年间的户、     

吴汝纶与《深州风土记》

吴汝纶是晚期桐城古派的代表人物，他以“字字有本，篇篇成”为原则修成的《深州风土记》，与旧志体例有所不同。该志“人谱”“金石”等篇中的史学研究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且“人谱”为吴汝纶首创。《深州风土记》为甭末名志，这一事实批驳了单学诚“人不可与修志”的偏见。它对直隶及后来河北的不少名志起了示范作用，其影响是很大的。     

是“要有志”,还是“尽吾志”——《游褒禅山记》主题质疑

《游褒禅山记》的主题,历来被人们认为是“发挥学道”,全文“一路俱是论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文观止》批语),课本的“预习提示”更具体地指出,“其中,作者特别强调‘志’——志向,意志”,人教社出版的教参书在“思考和练习参考答案”中也把原文的中心段落第三段的结论(即主题)归纳为“要有志”。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窃以为《游褒禅山记》虽然写有“学者”字样,但表达的其实是王安石在其后百折不挠地推行新法、锐意改革的决心。与其说全文着重强调的是“要有志”的观点,倒不如说全文处处体现了     

试论容闳的现代化思想品格——以《西学东渐记》为中心

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容闳,一生以“西学东渐”之志,寻“维新中国”之路,应时乘势地紧贴了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进程。借以他的自传体回忆录《西学东渐记》考察其现代化思想品格,凸现出了与时偕进的爱国精神、超人一筹的革新主张,以及尴尬边缘人的角色特征。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俗字、俗语零札

《隋书·经籍志》史部载 :“《应验记》一卷 ,宋光禄大夫傅亮撰。”此《应验记》即指南朝刘宋傅亮撰《光世音应验记》 ,国内久佚 ,1 943年在日本京都天台宗派佛教寺院———青莲院发现了该书的古抄本 (原书可能唐时传入日本 ,后经再度传抄 ,而青莲院本乃日本镰仓中期所抄 ,日本的镰仓时代相当于公元 1 1 92 -1 3 3 3年 ) ,其中包括南朝刘宋时傅亮撰《光世音应验记》7条、张演撰《续观世音应验记》1 0条、南朝萧齐陆杲撰《系观世音应验记》69条 ,合称《观世音应验记三种》。笔者 1 992年在日本得到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影印本 ,其中大量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