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40年中国历史著作出版评述(上)

中国的历史学有过光辉的过去,两千多年来,史学名家辈出,史学名著如林,为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出版部门有意识地引导、组织、推动历史学著作的编撰,使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历史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历史著作的出版蔚为大观,成为新中国40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传播百年回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已走过百年历程,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典在中国出版传播,以便于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从源头活水中汲取大智慧.党在百年历程中,从最初引进译介马列经典著作的尝试,到后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成熟,这对于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从胜利走向胜利意义重大.在此过程中,党不仅把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出版,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出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这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的出版传播,为党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回望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百年出版传播历程,可以深刻地把握其发展规律和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延安时期对马列著作的翻译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历史,在众多革命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更是成为党的指导性理论.因此,党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和传播,其中在延安的这十年中翻译、出版、发行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一方面满足了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学习理论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思想、革命与生意:抗战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传播

以往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传播的研究,多采用政治的和理论的模式,更关注意识形态和学术史的梳理.从出版产业视角切入,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出版传播的新图景.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传播既与当时的社会思想变动和需求有关,更是不同类型出版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出版机关分别关注马恩经典著作、通俗性著作,遵循出版行业规律,对它们...     

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1949—1982年）

毛泽东著作是20世纪我国最有影响力和出版数量最多的著作。关于毛泽东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出版情况,包括各种著作的初版时间、版本的考证和传播的情况等,已有不少专家作了专门研究和论述。本文仅就1949年至1982年期间毛泽东著作出版工作情况(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文版为重点),作一历史的回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出版50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是我国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出版工作继往开来的大发展时期,是翻译出版工作水平极大提高、达到前所未有规模的新时期。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列宁全集》(第二版)和《斯大林全集》三大全集为代表,以及《资本论》等大批马列经典著作单行本的出版发行,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满足广大人民学习和研究需要,作出了巨大贡献。50年来马列著作翻译出版的丰硕成果,在我国当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出版5O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是我国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出版工作继往开来的大发展时期,是翻译出版工作水平极大提高、达到前所未有规模的新时期。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列宁全集》(第二版)和《斯大林全集》三大全集为代表,以及《资本论》等大批马列经典著作单行本的出版发行,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满足广大人民学习和研究需要,作出了巨大贡献。50年来马列著作翻译出版的丰硕成果,在我国当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乘汉学东风而上

近年来海外汉学(中国学)领域的研究著作、译作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相关著作的译介出版已经形成热点,海外汉学对当代中国学术的转型和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汉学"编辑室,自1998年成立以来,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汉学研究、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著作,受到学术界的欢迎.     

建党前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几种珍籍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小组创办了以工人为对象的刊物《劳动界》,并将《新青年》(8卷1号起)改为小组机关刊物,秘密编辑与出版《共产党》月刊,同时,着重出版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项工作是由党的上海发起组肩负的重任,以便对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学习革命理论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推动作用。     

人民出版社大事记选编

(1921—2011)1921年9月1日,人民出版社成立,社址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具体工作由李达负责。建社初期,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共产主义者丛书》)等书籍49种,掀起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高潮。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百年出版传播探析

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工作历经1921-1949年、1949-1978年、1978年至今共三个阶段,取得光辉成就,呈现出文本系统逐渐完整、出版力量日益强大、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等三个特点.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工作取得巨大进展:一是传播主体从党员干部扩展到各族群众,二是传播媒介从传统媒介发展到现代媒介,三是传播效果从初步理解演变到高度认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百年出版传播意义重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新闻自由研究应与时俱进

翻开一本于2001年出版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书,竟找不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的论述;翻开一本于200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闻论著的书,竞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出版自由的著作;     

艾思奇哲学著作的出版及其影响

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其哲学著作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其中,对毛泽东的哲学叙述方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艾思奇哲学著作对当代出版工作的启示主要体现为:出版工作者要高度重视通俗著作的出版;要善于发现和培育有潜力的青年作者;要敢于进行编辑体例的创新.     

20世纪上半叶的出版研究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斯克罗敦·普南,[美]罗白孙著,周仪君译的<版权考>一书.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20世纪最早的出版研究著作.从此时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半个世纪的光阴,为20世纪出版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郭大力首译《资本论》全本

"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是人类思想库中的瑰宝,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这部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经典著作从问世后,一直没有中译全本,经过七十一年后才由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校友郭大力领衔翻译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曾经仔细地阅读过郭大力、王亚南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并细致地做了圈注和笔记.     

大众传媒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初步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们的学说;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共建党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利用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此,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传媒的重要历史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多学科综合性出版社,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新出版社。我社既出版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著作,也出版基本资料和工具书。同时,又翻译出版国外的社会科学著作。 1978年6月14日我社成立,当年出书3种,期刊10种;1979年出书63种,期刊33种;1980年出书107种,期刊38种。 1980年我们除了注意全面地安排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出版     

学林的书

学林出版社于1981年7月成立,至今已15年了。这个社是以出版学术理论著作为特色的综合性出版社。它以出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为主,特别注重出版弘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大型学术文化著作;同时,也出版各类学习辅导读物,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1996年底,该社推出两种大型画册,即《中国书画装裱艺术》(定价480元)和《中国珍稀钱币》(定价     

广印、选印、精印:毛泽东著作初期的经典化

文章以图书出版的视角,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间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从出版时空分布、单行本著作版本流变谱系、合辑本与副文本选印形式、《毛泽东选集》精校精印四个方面,再现了根据地解放区毛泽东著作的出版概貌,着重探讨了出版如何通过其独有的作为和方式,成为毛泽东著作经典化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参与力量.同时还阐明了毛泽东著作早期的经典化,是文本内容品质、政治动员需要、群众政治情感以及出版媒介推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我党创办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广州(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二一年秋天以后,我国许多地方陆续出现了“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它革命书籍,出版物上标明的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实际上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当时我国处于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控制之下,当政者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有些曾出版过进步书刊的民间出版机构,均被反动当局扣上“宣传过激进主义”的罪名而遭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