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中后期南衙对北司的依附

唐代南衙泛指以宰相为首的朝官集团，北司是指以神策军中尉和内枢密使为首的宦官集团。两大集团势力的消长对唐中后期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北司势力的膨胀和南衙势力的削弱，导致南衙对北司的依附，使唐中后期外朝士大夫集团对宦官势力的制约大大削弱，是宦官专权局面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斗争

北宋时期,以王安石为首代表无特权的地主阶级下层的“新党”,同以司马光为首代表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王安石的“新学”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变法精神,主张改革;司马光的“旧     

唐后期的枢密使与南衙北司之争

唐后期由于宦官势力的极度膨胀,大大地压制了以宰相为首的士人朝官团,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遂引发了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即以宰相为首的南衙朝官与以枢密使、神策中尉等为代表的北司宦官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唐代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在宦官专权的彤势下枢密使的权势与地位发展到极至。身为宦官集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枢密使是作为非宦官身份的外朝官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但事实上,由于枢密使在政治中枢的特殊地住使其成为许多外朝官员巴结的对象,同时枢密使与宦官集团的另一权贵——神策中尉之间又时时有权力之争,这就使南衙北司之争复杂化,对唐后期政局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北宋制置三司条例司考述

熙宁初年，王安石通过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置，为其变法完成了权力转移和人事过渡。章通过对条例司的设置缘由、职能、其内部机构设置及其他机构的交叉冲突的探讨，提出条例司堪称“经济计划季员会”。它的设置，是王安石理财的突破口，并形成与三司分庭抗礼的新的财权系统，对王安石变法和宋代官制变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与其后的异变

宋代立国以来，君权与相权之间业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制衡格局。在熙宁新法的历史变局中，在“得君行道”的理想追求下，由宋神宗亲自授予并由王安石实际运作的“非常相权”，是导致这一制衡格局开始欹侧的第一推力，而制置三司条例司这类制度外的组织则成为“非常相权”的重要抓手。宋神宗个性“好大喜功”，王安石为人“自信太厚”，他们都主张进行釜底抽薪式的彻底改革，以期国家一劳永逸地走上正轨。在这种思路的主导下，更兼旧党元老的不合作态度，宋神宗就毫不迟疑地对其理想的宰相赋以“非常相权”。王安石“这类人思路开阔、眼界极高，容易偏向固执、不妥协，变得具有侵略性”；尤其在自以为“得君行道”却横遭阻力时，“在他的新政或称变法体制下，政府变得自信而武断”。他把“非常相权”运作到极致，进而排斥持有异见的其他士大夫官僚，让君主政体从“中央控制模式”位移滑向“宫廷的集权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蔡京效法王安石的“非常相权”起，降及南宋，先是秦桧，中经韩饨胄、史弥远，直到宋季贾似道，权相专政竞成为南宋政治挥之不去的梦魇。     

宋代的太学

到了宋代,我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后期。一方面,封建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另一方面,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封建统治的危机日趋严重。北宋王朝面临着如何维护、延续封建统治的严峻问题。北宋中期,先后出现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新政派,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与此同步,学     

王安石变法期间儒法两家军事路线的斗争

北宋中叶,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坚持革新前进还是守旧倒退的儒法两家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斗争,同时也包含着儒法两家军事路线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儒家路线的反动本质,有助于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其成也神宗!其败也神宗!——略论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

以杰出政治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在宋神宗的有力支持下,实行过长达十余年、震撼北宋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熙宁、元丰变法,九百年来一直成为人们议论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皇权支持下的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呢?不少人把原因归之为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但这只是外因,还有其内因。因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王安石变法的情形是复杂的,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质言之:王安石变法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其成也神宗!”之所以会最后失败,“其败也神宗!”     

宋代提举常平司的沿革与财政体系的变化

提举常平司是宋代一项独有的制度 ,始设于王安石变法时期 ,常平司的设立打破了北宋初年以来三司转运司主管财政的格局 ,从此宋代财政体制进入了分司理财时期。由于王安石新法影响 ,常平司经历了多次兴废。本文试图通过对常平司建置沿革的考订 ,对王安石变法以后宋代财政体制的变化进行说明。     

北宋中期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论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

北宋中期,我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当时,围绕着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次变法,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了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变法派以王安石为首,得到宋神宗的支持;反变法派以司马光为头目,后台是曹氏(仁宗后)和高氏(英宗后)两个太后。王安石说,他与司马光的斗争,是由于“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即由于所执行的路线不同。司     

关于国家干预经济成本的思考——从国家干预主义角度看王安石与司马光变法之争

历史上,人们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是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在今天的主流认识中,人们仍然认为王安石变法图强,代表的是社会进步力量,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顽固势力的阻挠与反对。对司马光与王安石的评价众说纷纭,是因为评者所持的角度与价值取向不同所造成,但从国家干预主义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王安石变法中,国家干预经济成本太大,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虽不是从国家干预主义角度出发,但却不无道理。     

浅谈北洋军阀集团与清王朝灭亡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继湘、淮系集团在晚清政坛崛起，但较之前者又有一些新变化，对清王朝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并最终取而代之。     

浅议北宋熙宁年间的役法改革——兼评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役法问题上的论争

宋神宗熙宁年间,宰执王安石一改役制,废差役而行募役。这一改革举动,立即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一大批官僚士大夫的强烈反对。数年后,王安石被迫去政,新法即被废止。对北宋时期这一场变革与反变革,向来众说纷纭,仁智互见。本文试图对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作一探索,略陈管见。     

对比托出意境 读背领会神韵——《梅花》一诗教学谈

一、略知作者,明白诗的背景。 本诗作者是宋朝诗人王安石(1021—1086)。他主张“变风俗,立法度”,首先“改革官制”,是个敢于推行新法的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虽然两次出任宰相,却又两次被罢去宰相职务,这都是由于以皇后为首的皇亲国戚与大官僚大地主     

军阀统治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危害

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南北军阀、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反动统治。袁世凯垮台以后,北洋军阀内部形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南方各派军阀集团,在云贵有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两广则有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此外,北方还有晋系阎锡山,等等。他们各自占据地盘,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使     

《泊船瓜洲》主题新解

《泊船瓜洲》是诗人王安石宰相被免后回乡路过瓜洲时所作。由于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什么时候才能够在明月的照耀下返回呢)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诗作的主题是表达诗人对家乡的无限怀念之情。对此,笔者不以为然。众所周知,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1069年,为改变腐败的政治局面,王安石为相,推行变法。但由于新法损害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遭到了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阶级的反对,最后宋神宗动摇了,免去了王安石宰相职务,变法遂告失败。     

情报局 经互会 华沙条约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了“冷战”攻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采取了相应的反击措施，情报局、经互会、华约集团相继建立起来。     

王安石与司马光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司马光由于两人政见不同，因而对王安石的评价有失偏颇。他一方面用“谗佞幅凑、败坏百度”婉转否定王安石新政的政绩，另一方面屡屡制造王安石“执拗”的舆论，以说明王安石的刚愎自用。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新探

王安石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究其原因主要是 :缺乏权力集团的支持 ,具体操作的失误和变法的前卫性远远超出整体社会的承受力。     

隋"江都之变"与关陇集团

本文通过对江都之变爆发原因的分析，以为这是由于隋炀帝大量任用出身于山东、江左的非关陇集团人士，并将权力中心迁至江淮地区的江都，打破了宇文泰建立的关中本位政策，特别是宇文述在江都死后，以宇文化及为首的关陇集团成员及其子弟失去了中枢权力，政局完全被非关陇集团所控制，导致了双方矛盾激化，最终爆发了这场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