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只信“坏消息”不信真相

在以微博、论坛、社区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引人关注的“坏消息”比较多,网友也更乐意发表负面评论,这种现象被专家称之为“坏消息综合征”。“坏消息综合征”并不是一种心理疾病,也非中国网民独有。从新闻专业角度看,一般媒体普遍比较偏爱“坏消息”。基于人性使然的“坏消息综合征”并不一定是坏事情,有时正因为人们对“坏消息”格外敏感和关注,才能够汇聚起舆论力量,找到化解“坏消息”的方法。     

“后真相”论的执迷与幻觉北大核心

"后真相"和"后真相时代"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被西方知识精英捧为热词。这两个概念是英美自由知识分子无视真理的来源而制造的假象,用以歪曲和限制民众对社会真相的认识。鼓吹"后真相"和"后真相政治"既是西方主流媒体及其精英对他们信念的执迷与幻觉,又是他们掩盖预测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遭到惨败的遁词。     

“幻影公众”的认知实践：后真相时代生活世界的真相建构解读

后真相时代人们在媒介技术发展的赋权下得以进行更加广泛多元的表达与交流,从默不作声的“幻影公众”转变成积极建构生活世界的交互主体。后真相时代的主体认知特点出现了新的框架特征,主体的意向性和具身性不断拓展,同时也会引发事实碎片化拼贴和情感主导真相建构的负面影响。须从尊重公众的主体性并不断提升公众的数字素养和责任意识、积极转变媒体定位和加强服务职能、不断提高行政部门的信息处理和管理能力等方面进行积极应对。     

两岸网友共同的家园——访中国台湾网总编辑刘晓辉

华南虎、藏羚羊、XX门……一系列事件让人们不得不感叹互联网传播的巨大威力；而在汶川地震面前，网络媒体信息传播更及时、更准确、更互动的特点，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走向“失联”真相的路上

一位名叫马特·罗勒的洛杉矶喜剧作家曾说,“一场灾难发生后5分钟内Twitter做出的贡献最大,12小时后就开始帮倒忙。”而有人评论说,此次马航事件的主要讨论,证明这位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大部分人不到12小时就开始帮倒忙了。”     

微博发展将“何去何从”

2011年,微博的迅速崛起,一举打破了固化了的传播格局,将网络舆情继续前推,成为一支新闻奇兵。在大众对信息、真相越来越渴求的当下,微博正以便捷、原创、草根的姿态迅猛占据传播的前沿阵地,每一个人既是受众,又是信息传播者,一个小小的手机,就可以第一时间将重大信息发布,然后以转播的方式,急速拓展。     

公共事件传播中的真相缺失问题探析—以“李刚事件”为例

当下中国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往往会出现真相缺失的问题.在公共事件发生以后,由于正常的信息机制不透明,不仅会出现谣言盛行、真相缺失的情况,甚至会出现在真相出现的情况下,仍然会被舆论所忽视.本文分别从受众、新的传播技术和主流媒体三方面对该现象进行分析,以期从中找出在当下公共事件的传播中真相缺失的原因所在,为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     

“后真相”对新闻伦理产生的冲击及应对方法研究

自2016年以来,"后真相"以高调的姿态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它作为舶来品对中国的新闻理论和舆论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本文通过追溯"后真相"起源,厘清"后真相"定义,并结合新闻理论知识提出"后真相"对新闻伦理的三种冲击:舆情反转现象频发、新闻客观性受到损害、价值共识引导遇困境;并从民众、媒体、政府三个层面针对三种冲击提出了三点建议:良好的舆论环境离不开民众的媒介素养、媒体应该致力于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建构、政府应重视政府网站和政府新媒体管理。     

浅析“后真相”时代下的网络舆论失焦

在众声喧哗的"后真相"时代,事实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网络舆论失焦现象频频发生。本文结合现实案例,从大众媒体、受众、自媒体平台以及政府等多方面分析后真相时代舆论失焦产生的原因。社交媒体的情绪动员、互联网时代的受众狂欢、官方认证的姗姗来迟以及平台方的低调助攻都为舆论失焦提供滋生的土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治理的对策。     

“爆料”的风险和防范

现在对猛料的渴望，眼看是越来越强烈了，因为没有猛料就没有注意力。那些漫不经心的受众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大多是一脸漠然．只有看到猛料才会跃然而起，睁大眼睛。需求旺盛，可猛料不够或找不到，怎么办？很快就有人想出办法了：拉关系．登广告，查网络，并许以大洋若干。     

“梅花党”案的真相

在“文革”期间，发生一桩诡谲怪诞的所谓“梅花党”案件。传言“梅花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一个秘密组织，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与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等人都是它的重要成员。当年，有关“梅花党”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一些子虚乌有的“情节”还被写进手抄本小说《一双绣花鞋》中。江青等人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大肆追查“梅花党”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冤案。     

阳光之下真相不能“躲猫猫”——“躲猫猫”事件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启示

新闻传媒不应成为任何一个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应着眼于社会全局,链接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精英和大众之间寻求有机的纽带,承担重建社会价值、形成公共意识的责任。     

“后真相时代”新闻媒体人的坚守与担当

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赋权记者的信息传播机制,赋予了民众公开向大众进行传播活动的权利,实现了传播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利的全民化,也为后真相时代的来临提供了技术可能。两微一端的兴起意味着以传统媒体为主、受过专业技能训练的记者不再是新闻生产活动的唯一把关人,大部分自媒体用户在未接受过新闻专业教育的情况下成为新闻人。回顾清华附小大数据分析苏轼的报道,各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势,网络掀起一轮轮热烈讨论。媒体记者是社会的瞭望者,坚守新闻真实性原则,是后真相时代对舆论最好的引导。     

揭秘康熙“微服私访”的真相

看过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的观众,很可能会产生疑问：历史上的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康熙皇帝作为专制君主,是不可能深入民间接近群众的,他的微服私访故事于史无证,不过属于后世的戏说而已。     

情感与真相的竞合:论“后真相”何以成立

哲学领域的真相观经历了漫长的流变过程,康德提出的“合理性”颠覆了基础主义时代秉持的真理符合论,真相观就此进入相对主义时代。现代哲学家与新闻学者注意到语境、建构性对于真相观的影响,客观性作为人们争取还原本质之真的一种策略性仪式逐渐确立。新闻业界对于“后真相”的警惕本质上是情感转向挑战真相观传统的焦虑型反应,媒介技术迭代、新闻生产进一步液化等确实催化了种种乱象,但“后真相”并未颠覆新闻业根基,其本质在于无共识以及信任走向异化。由此来说,中国新闻业面对的挑战是结构性的,事实核查无法解决经由时代棱镜折射而放大的体制机制缺陷。     

全民互联语境下新闻的“后真相”叙事

在“全民互联”的媒介语境下,网民把“主观事实”置于“客观事实”之前,形成了主观倾向大于事实真相的“后真相”叙事。本文从互联网媒介特性与“后真相”的关系入手,发现新闻“后真相”叙事的生成逻辑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技术赋权改变了话语权结构的权利逻辑;情感宣泄甚于理性参与的社交逻辑;利益取向诱导叙事功利化的利益逻辑。在这三种生成逻辑下“后真相”叙事的三种主要形式是反转叙事、情感叙事和体验叙事。     

“后真相”时代对国家形象传播的影响

"后真相"是相比于客观事实,情绪和个人信仰更能影响舆论的特殊现象,"后真相"时代便是这一现象成为普遍的时代。经过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两大"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后真相"的使用量开始迅猛增长,并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后真相"对于一个国家形象的传播过程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对一个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发展至关重要,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中国要面对"后真相"时代对国家形象传播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难题,并要表现出一定的应变与调适。     

我所知道的“刺与案真相”

【相关链接】：“刺马”,是指清末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故事,后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围绕着张汶祥的杀人动机,民间众说纷纭,清朝政府也始终都没有定论。100多年后的2008年,一部斥巨资拍摄的电影《投名状》在国内问世。     

移动社交时代“后真相”信息传播主体的反思

新闻反转、网络谣言等事件频发,标志着"后真相"时代到来。本文基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分析"后真相"信息传播主体的狂欢过程,总结角色、观众间的传播机制,反思"后真相"现象。     

“过度医疗”的印象与真相

自从今年1月18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四川绵阳第一人民医院的“走廊医生”后,兰越峰便出了名。报道中,她勇敢地“揭穿了医院为创收诱导患者进行过度医疗的事实”,不惜得罪医院,得罪同事。事后该医院院长王彦铭涉嫌违纪被调查,更进一步反证了兰越峰说法的真实性。但是事情后来的发展有点让人看不懂了：2月22日,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监察局局长、区联合调查组组长唐仕林在新闻发布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