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执行失真的规避

中小学生减负问题不仅关系到青少年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发展的未来。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所推行的各项减负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减负问题的价值期待有所不同。“双减”政策不仅是党和政府对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的有力回应,而且也是加快构建我国良好教育生态的重大举措。为了规避“双减”政策执行失真,有必要对政策本身的有限理性、支持性的执行环境以及执行过程中各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进行合理审视,防止政策目标偏离。可通过提高执行主体的政策认同度与执行水平、优化政策的执行支持环境、调适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冲突,确保政策有效实施并促使政策目标高效实现。     

“双减”背景下学生学业压力减轻了吗?——基于我国东中西部6省30个县(市、区)的调查

随着“双减”政策的推进,其政策落实效果及存在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应关注学业压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而保障“双减”政策的顺利实施。本研究基于东中西部6省30个县(市、区)的实证调查数据,运用多层次线性回归的方法探讨了学生学业压力现状及影响因素问题,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生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学业压力、学生学业压力存在个体与学校两方面层次的差异、个体及学校方面相关因素均能够对学业压力造成显著影响。为进一步减轻学生学业压力,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注重多方力量的协同配合,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实行弱势群体补偿措施,以期帮助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缓解学业压力,促进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我国“双减”政策执行困局与破解路径——以武汉市武昌区各政策主体执行策略为例

“双减”政策的目的在于解决我国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沉疴,其发挥效力的重要前提是构建利益协调和平衡机制,妥善处理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双减”政策自落地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众多利益冲突,导致政策执行力度弱化。案例分析发现,在多重利益困局下,“双减”政策各执行主体出现不同的应对策略：地方政府趋于搞“土政策”、学校选择技巧性的合理规避、家长选择“放风式”观望、教师采取倦怠性的消极参与、校外培训机构仍在寻求劫后重生。基于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冲突,应更新利益观念,通过建立切实的利益补偿机制、严格的利益约束机制、完善的利益均衡机制和有力的利益保障机制来破解“双减”政策执行困局。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双减”政策执行的多重困境及其纾解策略

不同利益相关者基于对自我利益的关切形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复杂态势,明确所涉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分布与利益诉求并对其进行分类科学管理,将助推“双减”政策行稳致远。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建构“双减”政策有效执行的规范性前提、描述性基础、矛盾性分析、工具性策略的四分结构框架。“双减”政策有效执行的规范性前提需要考虑将利益相关者视角引入“双减”政策的合法性及合理性问题。“双减”政策的描述性基础一方面需要从学生、教师、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等视角全景式刻画“双减”政策利益相关者主体图谱,另一方面需要对利益相关者根据利益与权力的异质性分布进行分类。“双减”政策利益相关者矛盾性分析涉及共体性矛盾、竞合性矛盾、竞争性矛盾、合作性矛盾四类矛盾。“双减”政策有效执行的工具性策略即纾解策略,是从动态保持、使得满意、最小努力、取得关注四个方面构建利益相关者协调共进路径。     

从“阵痛”到“镇痛”——“双减”政策实施的困境与纾解路径分析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老师、家长及校外机构三个利益相关群体面临的困境,挖掘深层次原因,提出深化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坚持学校教育主阵地,加强职业教育建设,健全监管机制,完善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再就业政策、增加学生的社会粘稠度等措施。     

“双减”背景下家长教育焦虑的生成与纾解

家长教育焦虑已成为不容小觑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着“双减”政策落地实施的效果。目前,学业负担和培训负担并未让家长教育焦虑得到实质性缓解,究其根本,教育生态失衡、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知受限、学校育人水平参差不齐都是家长产生教育焦虑的主要成因。通过环境熏陶、机构指导、学校深耕等策略,重塑教育生态结构,回归教书育人本质,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推动“双减”政策卓有成效开展。     

“双减”背景下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能改善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吗?——基于东中西部6省30个县(市、区)的调查

“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备受关注。对我国东中西部6省30个县(市、区)的中小学生的现状进行调查,采用泛精确匹配法(CEM)解决内生性偏误,研究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减”背景下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人数略有下降,中小学生参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时间和费用基本保持稳定;参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能够显著改善小学生的抑郁情绪,但对初中生的心理健康作用不显著;参加校外非学科类培训对小学生抑郁、状态焦虑和积极情绪的影响在城市与农村学生、留守与非留守学生间均存在组间异质性;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参与对初中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存在城乡、留守与非留守的组间异质性。相关建议为：应理性看待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让中小学生的教育更多回归学校和家庭;丰富学校课后活动内容,满足学生个性化和差异化需求;加强校外非学科类培训治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双减”政策执行的碎片化困境及整体性治理

“双减”政策旨在破解长期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这一顽疾,有效执行是“双减”政策发挥实效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双减”政策执行面临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不同且存在价值冲突、多维复杂治理对象的新兴情况层出不穷、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多种育人资源整合的深度挖掘不够充分等碎片化困境。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双减”政策具有一致的治理理念、相同的价值遵循,能够为“双减”政策有效执行提供路径。基于整体性治理内嵌的信息机制、信任机制、协调机制及整合机制,“双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应建立收集并统合信息的信息机制,夯实多元主体价值支撑的信任机制,构建纵横交错、内外联结的路径协调机制,形成发挥资源聚合和配置作用的资源整合机制,从而促进“双减”政策真正发挥实效。     

“双减”政策减负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双减”政策被赋予减负厚望。通过对三个省会城市“双减”政策实施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小学阶段整体减负成效较好,初中学段减负效果不甚理想,且减负成效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政策执行过程理论认为政策文本(制度安排)、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等四个关键要素影响执行成效。根据政策执行过程理论,可以发现制度安排的有限性、区域教育生态环境的竞争性、政府较弱的公共服务偏好、教师认可度低与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是制约“双减”政策减负成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提升减负成效,宏观上须破解教育系统中的结构性障碍,建设服务型政府;中观上须改革现有教育绩效考核制度和改善区域教育生态,缓解教育竞争压力;微观上赋权教师,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政策执行反馈机制,增强政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双减”政策执行的阻滞与突破: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分析

“双减”政策是新时代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其落地执行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以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双减”政策执行深受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为提升政策执行成效,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准确把握学生学业负担的概念内涵;执行机构层面,应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建立各执行机构协调统一的执行机制;目标群体层面,学校应回归育人本位,教师增强教学能力,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环境因素层面,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和构建终身学习的教育生态系统。     

“双减”政策执行的舆情监测、关键问题与路径调适

“双减”政策是教育综合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创新。“双减”政策执行中,研究者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转型、社会校外教育培训需求、教培行业从业人员分流、地方政策推进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双减”政策执行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成为教育政策热点问题和社会重大舆情。“双减”政策执行舆情信息地域分布、态度分布、群体分布具有不平衡性,微信、媒体客户端、微博、资讯是舆情产生的主要渠道,教师、家长、社会等利益相关者对“双减”政策的认同度和支持度存在较大差异。“双减”政策实施在利益调整过程中,造成了利益相关者的赞成、抵触和反对,其关键问题体现为,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倒闭速度快、退费难,教育培训需求依然旺盛、隐性培训产生,教培从业人员大量失业、催生潜在社会隐患,“双减”政策推进形式单一、考虑地区差异不够。“双减”政策的科学、有效推进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需求的转化、对象的转变进行适当调整,要建立健全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关停风险预警、管理、干预机制,建立校外教育培训常态化监测以及家庭教育有效服务的机制,建立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合理分流、有效充分就业的机制,监管与疏导相结合、统一治理与因地制宜结合推进政策执...     

“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政策执行偏差及其调适路径——基于霍恩-米特模型

课后服务是达成“双减”目标的重要举措,探究其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调适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霍恩-米特政策执行模型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课后服务执行面临着政策目标与标准模糊化、资源保障乏力、组织间沟通堵塞、执行机构特性拘囿、系统环境存在痼疾及执行人员偏好等多重困境。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从明确政策目标、资源多元协同共建、整合组织机构体系、丰富政策执行手段、优化外部系统环境与提升执行人员政策认同感等方面寻找突破口,以期确保发挥课后服务政策效用的最大化。     

“双减”政策执行的辩证矛盾分析及解决策略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为探讨复杂矛盾提供了方法论。“双减”是促进教育公平、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的重要政策,“双减”政策执行中存在着七对辩证矛盾,通过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政策顶层设计,营造全面发展教育生态;形成学校改进的中国范式,全面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大力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加强智慧教育督导;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等解决对策,以实现“双减”政策的有效执行。     

“双减”背景下教师的角色困境与纾解路径

“双减”政策的出台对教师角色提出了新挑战,教师作为微观实践主体,面对严要求与高标准,需要精准的角色定位,但在具体教学情境中,教师主体性模糊、教师超负荷运转和教师多角色期待失衡等角色困境日趋明显。本研究运用角色理论,寻求“双减”政策背景下教师角色困境凸显的原因,并通过明确教师主体地位、健全保障机制和明晰教学重点,来消除角色模糊,调节角色超载,解决角色冲突,从而促进减负增效目标的达成。     

论“双减”政策下初中语文课堂“学习部落”的运行路径

“双减”政策的提出,不仅是对学生的减负,也是对教育本质的一次深度探寻,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追溯,再一次引发了对教育内核的深思,明确了学校教育的职责,促进了课堂教学变革。“学习部落”的理念与目标契合“双减”政策的要求,初中语文教师应加强对语文课堂“学习部落”运行路径的探索,以不断提高初中语文教学效率和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双减”政策下提升初中语文教学质量的路径

“双减”政策为学生健康快乐成长和长远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对教育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在“双减”政策背景下,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优化作业设计、拓展课外阅读。如此,才能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双减”政策背景下智慧作业能否提升学生幸福感——基于江西省78个县(区)的调查数据分析

“双减”政策的实施成为提升中小学生主观幸福感,实现以人为本教育的新机遇。江西省智慧作业作为信息技术助推“双减”政策落地落实的典型案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基于2021年11月江西省11个市78个县(区)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评估是否使用智慧作业对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是否使用智慧作业对影响学生主观幸福感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智慧作业的使用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对学生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感产生积极作用。因而提出加强智慧作业推广力度,落实智慧作业常态应用,精准定位学生学情,重点优化作业设计,共建共享名师微课,创新实施翻转课堂等建议,为充分利用智慧作业提高学生主观幸福感提供参考与启示。     

“双减”政策视域下初中数学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化策略

“双减”政策的推出为初中一线数学教师教学创新提出新的挑战.一方面,教师要基于“双减”政策合理减少作业压力;另一方面,教师还要在作业减负的基础上切实提升课堂教学效能,才能促使学生在减负、减压的前提下能够在课堂中获取更多的数学知识与能力,为提升其数学素养提供保障.但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初中数学教师更加侧重作业“减负”设计的创新,忽视了课堂教学模式的“提质”创新,这无疑不利于学生数学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本文就“双减”政策视域下初中数学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化策略进行阐述,为教师开展课堂“提质”的创新活动提供一些参考.     

“双减”政策下学校育人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双减”政策的实施,不仅是为了实现减负,更是为了促进学生“身、心、灵”的全方位健康成长,同时也为学校育人模式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为了打造优秀的育人模式,文中结合“双减”政策的要求以及学校的实际情况,对学校育人模式的相关经验进行了总结,为进一步做好育人工作提供经验支持,以期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