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褒姒史实质疑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汉中女子褒姒是"红颜祸水",因"烽火戏诸侯"而导致了西周灭亡。这是不公允的。拨开《史记》等史料中虚妄故事的成分,据西周当时的史官伯阳所言褒姒出生时间看,在西周灭亡的幽王十一年,褒姒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周幽王根本不可能为博其一笑而置江山于不顾。西周的灭亡,自是周王室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夺嫡争权的结果,与弱女子褒姒并无多大干系。     

不同话语视角下的褒姒形象阐释

在政治家及史官眼中,褒姒因烽火戏诸侯,一笑而失江山在历史上被定性为美女祸国,数千年来鲜少有不同声音发出。但随着西学东渐思潮的出现,一部分思想家则推翻女祸论,为褒姒正名。而在褒姒出生的故乡陕西省汉中市,人民出于对家乡自发的热爱和荣誉感,为褒姒构筑了一个善良可爱的美女形象。基于对褒姒形象的理解不同,史官视角、文学视角、民间叙事视角中的褒姒都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文化意蕴。     

褒姒的神话传说及其文化思想价值

关于褒姒的神话传说是在天命观念支配下,通过想像而演义成的一则神话传说故事,反映命运的必然性就是沿着天命所决定的方向发展,直至达到既定结局,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和它相抗衡。命运不但受着天命的制约,与天命相一致,而且符合惩恶扬善的正义原则,具有伦理化的特征,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它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权威性,削弱甚至扼杀了人们对于命运的反抗精神。这则神话传说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暴露天命、命运观念所宣扬的消极无为思想,而是从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层面上开掘,揭示天命、命运观念扼杀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残酷本质。     

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红颜祸水”论——从“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说起

在男权社会里,语言的主动权掌握在男性手里.以男性审美取向、意识形态为主流的历史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都表现了男性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需要,男权文化也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伴随着男性对女性既依赖,又压抑;既期待,又恐惧的矛盾心理,"红颜祸水"便成为祸难来临时中国男人掩饰自身过失、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口头禅."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成为最有名的"红颜祸水"论的历史佐证.周王朝的灭亡有很多综合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烽火戏诸侯,二是废除申后和太子,与褒姒的一笑一颦毫无关系.     

《史记》与汉代民俗

司马迁不仅是中国纪传体通史的鼻祖，在中国民俗调查与研究上也是位开先河的人物。弱冠之年，他便离家南下，不畏艰难、不惧险阻，跋山涉水，调查民俗。入仕后又以公务之便，忙里偷闲地调查，第一次对全国民俗的特征作了精确的阐述。他的《史记》成功的奥妙之一，便是匠心独具地运用民俗材料来塑造人物，他对民俗的关注为后世史家所祖承，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     

杨慎汉史考据学探论

明代中叶,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模拟“史汉”之风渐盛,学风日趋空疏。杨慎针对此种弊病,提倡求实、博学的治学风格。他通过考究汉代名物、辨析汉代史实、补充汉史文本注释之所未及,驳正后人改窜之讹谬及考辨汉代史学著作记载之误,借以倡导务实之学风。     

唐代《史》《汉》古注考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了 2 2种唐代学者为《史记》、《汉书》所作的古注 ,文章对其注释、音义、杂论、辨疑等 ,一一作出考证。通过考察书目著录和其它史料 ,进而研究诸书撰述的缘起、内容大概、流传影响等 ,并推断其亡佚时代     

司马迁、班固义利思想比较

由于西汉武帝年间经济政策的转变、儒学思想的强化，两汉人对待义、利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司马迁、班固承此影响。在《史记》、《汉书》中虽然都为货殖立传，但目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义利思想亦存在有差异。司马迁重货殖，倡导义利并重，班固主张以礼法约束货殖，强调重义轻利。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辩

我国对正史的态度历来不一,对一些史学家的著史也有不同的评价,如对司马迁、班固这两位正史源头作家就有谁优谁劣的争论.从司马迁、班固的生活年代、著史背景、创作好尚等角度去分析并加以考辩,可知司马迁、班固都是我国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们著史各有所长.司马迁主要贡献在"通史"体例上,班固则体现在"断代史"体例上.在创作方面,他们都十分艰辛,意志坚强.争论他们著史谁优谁劣实没必要,能写出<史记>、<汉书>这样的史著实在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史》《汉》类传比义

由于司马迁与班固两位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出身与遭际及各自史学才能之不同,因而《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同的类传虽记述时代、内容基本相同,但评价却大为不同。表现在对西汉王朝的看法上,《史》多讥剌之辞而《汉》则代之以雍容圆滑的记述。在道德评判上,《史》往往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根据人物的具体情况定其优劣;《汉》则自觉地以统治者的代言人自居,处处以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来绳墨历史。在义利观上,《史》重利但不排斥义;《汉》则重义而轻利。《史》、《汉》类传之异鲜明地体现了两位史家的史学思想。     

《史记》、《汉书》中汉代秦晋方言的探究

以长安为中心的秦晋方言是汉代最重要的方言,它是当时共同语的基础,弄清其声韵特点对汉语方言史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史记》、《汉书》中汉代秦晋方言的诗赋语料颇丰,加之利用数理统计法便可分析这个时期的韵部分合情况,以此考察可以得出汉代秦晋方言的韵部特点。     

《史记》《汉书》所载“西夷西”道覆议——兼论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求通

传世正史文献对汉武帝时期使者出"西夷西"四道的记载,内容大多近同,具体分述上仍然存在一些差异,甚至不少记述互有抵牾,如出"四道"与五地、"出邛、僰"与"出徙、邛"、"出僰"与"出西夷西"、"出莋"与"闭筰"等。这些文献"讹误"的地方并非全都是错漏,反而是不少真实历史信息的反映。在西汉开发西南夷的时代背景下,结合"西夷西"道路与古代民族通道、汉代诸多官方政令、汉夷关系等方面的综合考察,汉武帝元狩年间求通"蜀身毒道"的"出西夷西"的四道是"出駹"、"出冉"、"出徙(邛)"、"出邛、僰"四道。     

从神到人——由《史记》到《资治通鉴》看刘邦形象的演变

《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是我国著名的三部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三位作者都记录过有关刘邦的一系列轶闻,但由于对待这些轶闻态度不同,使这一历史形象经历了由血肉丰满的凡夫俗子到真龙下凡的英明之神再到客观历史人物的演变过程。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的创作与发展,和汉代经学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二者不可分割。正是在汉代经学的推动和促进之下,使得司马迁成功地创作了伟大的《史记》,成为历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史书,为后代人所鉴赏与追逐,并且对人们传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汉代经学的基础上,司马迁借鉴其重要的思想,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逐步地超越和丰富了汉代经学知识的内容,使其更加完善、健全、思想开阔,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地向着文明前进。     

对《史记》中吕后形象一种读解

吕后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负面的,其负面性随时代更迭日益强化;这在平话及历史演义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民间,吕氏的形象常是这样的:性刚毅,有心计,善权谋,性残忍。本文拟从《史记》所载史实出发,从心理视角对这一人物进行解读。通过《史记》中材料的分析,本文认为吕后作为一个有心理缺陷的人,其刚毅专横、狠毒阴鸷在很大程序上是应该视为一种病态的表象的。正因为如此,在独断专横的行为背后,她的内心恰恰非常荏弱。她有着典型的人性的二重性。     

《史》《汉》疏密论

前人对《史记》和《汉书》之疏密多有论述,一般认为《史记》疏,《汉书》密。本文结合前人之论,以现代叙事理论中的叙事时间速度为切入点,论述《史记》《汉书》之疏密。首先,从总体上看,《汉书》之有书必录影响了叙事时间速度,是其密塞的重要原因,其他则未可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次,疏密不仅体现在两书之比较上,在篇章内部也存在疏密不同的情况及其深层次的原因。     

《史记》中母亲形象散论

依次从史学、文学角度分析了司马迁在<史记>创作中,注重文字史料和口碑史料的综合运用,注重对不同历史人物在同一历史事件中的相互映衬与呼应,从而使<史记>中几位母亲形象具有了跨越历史时空的性格魅力和人格内涵,并对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宋人对《史记》和《汉书》中晁错形象的接受——兼论晁错之死因

以宋文为例,探讨了宋人对《史记》和《汉书》中晁错形象的接受。宋人认为晁错确为忠臣,并认为袁盎献计杀晁错是晁错之死的直接原因。同时,宋人认为晁错削藩之策有失误之处,加之晁错有性格缺陷,谋身之计不足,终惹杀身之祸。宋代史学繁荣的背景之下,党争中出现了君子小人之辨、正邪之辨的风气,使得文人对忠臣与奸臣的论说兴趣大增。且晁错改革家的身份在宋代改革风云中能够产生共鸣,加之晁错自身浓厚的悲剧意义,诸多因素共同使得晁错成为宋人笔下常常论说的对象。另外,笔者对晁错之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史记》《汉书》中的项羽形象刻画的差别

《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历史学上的两部鸿篇巨著,书中都有项羽的传记,但两书中项羽的形象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且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也有较大不同,这现象出现在两位以实录为特点的史学家手下耐人寻味。     

汉代乐府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汉代由于儒学成为正统 ,封建礼教中歧视妇女的思想尤为突出。汉代乐府诗歌本着“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 ,真实再现了汉代各阶层妇女生活的遭遇 ,成为研究中国女性文学所必须涉及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