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播学研究主导范式的反思与批判——托德·吉特林《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解读

托德·吉特林的《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一文是代表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学实证研究学派与批判学派开展研究范式之争的经典文献。本文尝试将其置于范式争论和传播学学科发展困境的历史背景中,解读该文对于大众媒介研究的主要价值。文章梳理了以媒介效果为代表的实证研究,自1940年代起,成为美国传播学研究主导范式的因果脉络;并从吉特林的学术旨趣和写作背景出发,揭示其学理逻辑和批判价值——如何评价媒介效果研究在成为主导范式后,对媒介社会学造成的影响。文章认为,《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一文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了传播学科的发展缺失独立性的根本原因——应用性研究领域的主导范式不可避免受权力宰制;而实证研究的不足和缺陷使其难以担当媒介社会学研究应有的社会责任。     

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研究传播——重思詹姆斯·凯瑞传播观的方法论意义

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推进传播研究,从而不断加强学科自主性,建构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是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进入“万物皆媒”的数字时代,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研究转型的思路和方向仍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具体言之,只有将“人”作为价值标尺,才能深刻把握媒介和传播技术的本质,从而为传播研究注入思想和理论的“活的灵魂”;超越狭隘的媒介观,紧紧抓住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这个关键变量,重点思考如何将其从“背景地位”提升至“前景位置”,这不仅是夯实传播学学科基石的必由之路,而且是提升传播学学科地位的重要之举;数字传播形态相较传统媒体时代发生了质的变化,传播如何以促进公共生活福祉为核心旨归,通过共享的符号体系建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研究的格局和高度。     

公共传播范式下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改革

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高校培养的新闻传播学人才就业难与媒介化社会对传媒人才需求日益上升、用人单位猎寻优秀传媒人才难之间的矛盾.当前社会进入公共传播时代,传播关系由原来的强主体性特征转变为主体间性的对话关系,传播过程中的公共理念与公共精神成为基本的传播伦理要求,传播目标的公共利益取向日益突出.与之相对应,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公共传播范式转向成为必然,高校在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时应转换原来的"新闻传播"范式为"公共传播"范式.     

迈向关系范式的媒介地理学——评邵培仁《媒介地理学新论》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际遇,着眼传播研究深化的时代需求与未来走向,邵培仁教授新著《媒介地理学新论》展示了迈向关系范式的媒介地理学研究图景与实践价值。根基于communication精神与物质并重的关系意涵,该书锚定媒介与地理互嵌的范畴共同体,重新发现元媒介意义上的传播意蕴;以时空勾连中的“关系转向”立论,将媒介视为“天地人一体与延伸”的关系存在,搭建以“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尺度”为核心关系轴的媒介地理学研究框架;以多学科范式的整体式视域融合建立媒介地理学学科范式,具象并回应“人类整体传播学”的问题空间;在天下文明观的坚守中彰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传播学旨趣,释放中华传播思想的科学性与时代性话语创新价值,激活人类实践研究与人类文明创新的媒介地理学想象力。     

深入开掘社区传播的治理之维北大核心

社区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新领域,其学理特质在于关注线下世界中情境化、物质化、关系性强的沟通活动,对于考察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嵌入关系与互动机制具有特殊价值。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环境中,社区传播的实践应当深入开掘信息传播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从顶层设计、联动机制、社区媒介建设等多方面构建居民日常生活的"传播基础设施",社区传播的研究应当以治理之维的发掘和解释为学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徘徊与突破:近年亚洲发展传播研究的动态与评价

发展传播学在二战结束后逐渐受到了西方学界的重视,并由欧美国家扩散到世界各地。亚洲地区为发展传播学的学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梳理了近年来有关亚洲发展传播学的文献资料,从研究国别、研究议题、理论范式概括了亚洲发展传播研究的学术动态。从研究国别来看,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成果较为丰硕。从研究话题来看,经济发展的“软要素”、健康传播与公共卫生、性别平等与家庭生活、农业与农村发展、媒介技术与边缘化社区和传播的权力问题等议题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主要对象。从理论范式来看,包括社会营销、娱乐教育、健康促进、参与式传播等主流理论范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亚洲地区既提供了丰富的发展传播实践案例,也在方法模型层面实现了创新,但在理论范式层面缺乏具有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亚洲中心的”理论群。     

从口语传播到移动传播：一种基于媒介研究实践范式的思考

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强调把媒介理解为一种实践行为,而不是文本或结构的研究传统。实践范式下的媒介实践变迁关注在媒介演变的过程中,组成媒介实践的元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从历时性视角来看,媒介经历了从口语传播至移动传播的演变,既有的关于各传播阶段的研究多集中在其特征及社会影响,缺乏媒介研究实践范式下对口语传播等各传播阶段的分析。本文把媒介实践分解为微观和中观两个维度,微观维度侧重分析媒介实践中的表征符号、媒介技术与形态、身体等要素;中观维度侧重分析时空与场景等要素。每种媒介都会生成与其物理与技术特征相符合的媒介实践,像新旧媒介之间的互相补偿机制一样,媒介实践的变迁并不是不同的媒介实践之间相互取代,而是一种相互叠加、共塑社会生活的过程。     

移动媒介时代辽宁城市形象重构与传播策略

移动媒介作为城市形象传播的新转向,突破了传统媒介对城市形象建构的表征范式,创造性融入城市形象传播。进一步讨论如何讲述辽宁故事,统筹多方话语力量,锻造辽宁文化软实力,使其更易于理解、便于传播,对于辽宁城市形象重塑与传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以梳理辽宁媒介意象的流变为切入口,总结出辽宁城市形象传播的现存问题,并提出策略建议,以期为移动媒介时代下辽宁城市形象的重构及传播提供有效借鉴。     

传播过程中各个传播要素的关系与媒介生存策略分析

传播的五要素诠释了传播学及传播应用的重要元素,媒介的生存与发展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受到关注。根据笔者多年在传播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结合,深入探讨了传播五要素的相互关联性以及基于传播要素的媒介生存策略问题。     

传播学研究的空间想象力

在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中,媒介理论和实践所信奉的是“以时间消灭空间”,空间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本文试图从空间性的视角梳理传播学研究中的思想资源,从文化身份、传播语境、权力结构、媒介技术以及后现代空间等五个方面探讨传媒、空间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找寻传播学研究的空间想象力,发现空间背后的隐喻。文章在最后提出,在全球化时代里,传播学研究和媒介实践面临的是时间压力与空间抵抗两种力量并存的局面,能否保持对空间的想象力将成为深刻地把握当前各种媒介现象复杂性的关键所在。     

作为经验的传播：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逻辑进路与范式转换——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

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是在传播观念二元对立的学术背景下提出来的,它回应了传播学研究"重精神、轻物质"的学术反思,重塑了传播过程在社会系统中的连接与中介作用。本文基于芝加哥学派的经验哲学思想,把作为经验的传播作为本次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预设,力图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并据此来审视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底层架构、逻辑进路、范式转换与价值取向。传播学研究之所以要进行物质性转向,其根源在于走向先验的传播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经验的断裂。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对原有的传播观念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必然要在时空构造、现实图景与观念形态三个层面上经历漫长的逻辑进路,这也推动了传播研究不断从身份角色走向身体观照、从符号文本走向经验语境、从仪式参与走向群落生境、从秩序维系走向社会互动。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对现实社会的潜在影响主要体现在它的价值取向中,具体表现为基于实在互动的建构主义、基于操作可控的实用主义和基于主体自觉的存在主义。     

"真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与传播学的方向与交点

在社会学的框架内,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和传播学这三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同为真实的社会建构。本文从概念范围入手,探讨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传播学在研究的领域上相交的可能;从传播学的分析视角比较不同的知识社会学流派的一般化的异同;探讨三个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在认识论上、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从传播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中考察不同领域的学者如何实现在实践中的交集。     

媒介技术演化与传播理论的范式转移

传播学自20世纪初创立以来,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一门显学,并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本文从传播技术与传播理论的关系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历史考察。研究发现,伴随传播技术发展演变的传播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印刷传播技术与现代传播理论的开端——大众社会理论;电子传播技术与现代传播理论的发展——有限效果范式和传播文化理论;数字传播技术与现代传播理论的趋势——媒介融合理论。每一个新的阶段都标志着现代传播理论的一次范式转移,而每一个新的范式都与传播技术的演进发展息息相关。     

超越社会建构论：STS与媒介研究的“交光互影”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启示

社会建构论长期占据STS理论和传播学理解媒介与社会之关系的主流,但常被误解为技术决定论和媒介中心论的媒介研究并未对其展开充分回应。在STS理论内部,社会建构论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反思与挑战。自主性技术、ANT、可供性等STS理论在反思社会建构论的基础上对技术的能动力量作出了不同的理论阐释,开辟出与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不同的研究路径,也为媒介研究进行更准确的理论定位提供了宝贵资源。STS理论与媒介研究的“交光互影”,可以帮助我们弥合媒介理论与经验研究的鸿沟,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在不同行动者构造的多面、动态关系中理解传播与媒介,推进传播研究对媒介与人之存在、媒介与人类文明之关系的探索。     

论传播的物质性: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

传播的非物质性是传播学研究的主导性本体论基础,即认为传播是建立在人类认知、思想、语言和象征等基础上的文本性的、精神性的、非物质性的活动。近年来,随着数字时代技术、空间、身体等问题不断受到传播学界的重视,传播的物质性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其中,媒介理论以一种区别于主流传播学研究的视角审视和讨论传播的物质性问题,试图扭转传播学的文本中心主义倾向。在媒介理论的视野中,媒介并非只是指向内容、机构以及形塑这些的社会力量,而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和中介物,在技术条件上提供了跨越时空的联结性,开启了人类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意识,建构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并成为形塑日常生活场景与文化实践形式的物质性动力源。     

从“人内传播”到“人际传播” 超扫描范式在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与拓展

传播学不仅关注人内的传播过程,也关注人际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传播过程。然而,传统的认知神经传播学范式往往只能描述和分析人内传播的过程,对传播过程中更常见的两个及以上主体之间的互动传播则缺乏足够有效的信息捕捉和效果分析的手段。本文基于近年来迅速发展的超扫描这一新兴范式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探讨其发展脉络、技术方式以及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认为这一研究范式将为研究人际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内在机制以及促进认知神经传播学发展开拓新的认识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与媒介发展: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其中具体鲜活的媒介实践,是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经验来源与实践基础。基于线性历史观、单一发展观和技术中心主义的发展传播学新旧范式,都未跳出西方现代性的根本逻辑,难以有效阐释中国的媒介与社会发展历史。文章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及其独特的媒介实践出发,结合新发展社会学的视野,围绕工业化建设、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探讨媒介与发展传播的中国式经验与路径。提出应当超越发展传播学的传统框架,迈向一种新的媒介与发展传播类型学,这可以为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的参照,也可以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知识贡献。     

从学术前沿回到学理基础——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初探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加强,中外跨文化交流呈现出愈加繁盛的景象,推动着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思考走向深入。就传播学重要分支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来说,学术的前沿从目前来看似乎体现为相对学理化的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回顾中整理,概括中提升。本文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作了初步的梳理、概括和思考。提出,跨文化传播学是以内涵文化和传播双焦点的文化他者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化研究和传播学领域的思想成果,研究文化在人、组织、机构、国家等层面的传播过程和规律,同时研究这样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基础性和调解性作用,进行新的文化主体的生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知识生产,探讨如何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合作、共存、共荣的可能与机制的一门交叉学科。并期待以此为起点,逐步建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框架。     

透视文化碰撞中的传播健康研究

美国传播健康研究以健康与医疗问题为切入点 ,直接解释全球化时代多文化身份建构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 ,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具有文化敏感性的传播健康研究模型。其关注普遍性的现实问题 ,坚持进行深入专题研究的指导思想 ,无疑会给国内传播学研究者以深刻的警醒和启发。     

论媒介的本质属性及其产业化发展

一、媒介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传播学对媒介的研究,曾为我们提供一种经典的社会学范式〔１〕,即把媒介作为一种社会系统、一个社会组织、一个“功能群体”,放在整个社会系统之中,来具体考察和研究媒介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媒介的结构功能,及其社会进化与社会冲突。依据传播学媒介研究的这一社会学范式,对媒介属性的研究,首先应定位于媒介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与其他社会系统相区别的、具有媒介系统个性特征的社会组织属性,即在具体考察媒介在整个社会系统之中独特的生存状态、独特的生存与运作方式、独特的系统功能的基础上,以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