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对比见战国秦汉儒家思想嬗变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先秦战国时期的儒家诗论著述，是最早成体系、有逻辑的关于“诗三百”的诗论评述，体现了先秦儒家诗学思想。《毛诗序》作为汉儒的诗学论述，它与《孔子诗论》一方面具有相承性，二者属于同一诗说系统；另一方面，二者又具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毛诗序》诗旨阐释中女性角色和“美刺说”的出现，以及《毛诗序》与《孔子诗论》在说诗目的和风雅颂次第的不同，体现出不同时代论“诗”作品的独特之处，也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性。在两者所传达出的诗学思想的对比中可以考察自先秦至汉代儒家思想的嬗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学化的解经趋势，民本思想的转变与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的融合，施教观念的转变。在这三点背后，便是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以及儒家思想自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     

儒家家庭伦理对韩国家庭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一千多年前就传入了韩国。据史书上记载,公元初便有一些韩国人背诵《诗经》、《书经》和《春秋》等儒家著作。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则是在三国时期。在高句丽,曾经建立过“太学”和“局堂”,分别招收贵族子弟和平民的子弟,向他们传授“五经”、“三史”等儒家经典以及射箭等技能。而在百济,从其建国初期就接受了儒学,到了四世纪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想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儒家“内圣外王”的源流及内涵新探

“内圣外王”一词出自《庄子·天下篇》，虽然不是儒家首创，但儒家学说讲的正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该词后来被儒家所采用。而且儒家也有许多术语与“内圣外王”意义相近。“内圣外王”在儒家思想中不仅具有人格意义，还具有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分别用儒家的“成己成物”、“修己治人”、“明体达用”和“中体西用”等术语来表达。     

儒家“内圣外王、的源流及内源新探

“内圣外王”一词出自《庄子．天下篇》，虽然不是儒家道创，但儒家学说讲的正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该词后来也被儒家所采用，而且儒家也有许多术语与“内圣外王”意义相近，“内圣外王”在儒家思想中不仅具有人格意义，还具有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分别用儒家的“成已成物”，“修已治人”，“明体达用”和“中体西用”等术语来表达。     

儒家视野下的“女性之礼”——以《礼记》为例

《礼记》是记录儒家礼仪规范的集大成者,书中设立了一套详细而又周备的封建社会等级秩序以及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其中对于女性的规范,即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女性之礼”在《礼记》中有详细的描述,这些礼仪规范主要是要求女性在儒家社会中如何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其实,《礼记》中这些要求女性在扮演不同角色时所应遵循的礼仪风俗规范是儒家思想中“男女有别”、“男主女从”、“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具体体现.     

“杀妻求将”新解——道德评判下被污名的吴起

《史记》关于吴起“杀妻求将”的描写,具有特殊的语境,这里的“杀”字,并非指通常意义下亲手将某人杀死。司马迁对吴起的负面评价“刻暴少恩”“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影响和限制了后人对吴起的认识。历史上的吴起并非“杀妻求将”“母丧不归”唯利是图的“猜忍人”,而是一个具有浓厚贵族气质的人,拥有不凡的理想和抱负,且具有相当的操守和秉持。     

营造语文教学中师生共醉的妙境

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中国人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儒家还是道家，“气理”和“神韵”都是其修为的至高境界。中国文学就是中国人文化上的一种追求，而这种追求，很多时候是一种意境的达成。从《诗经》、《离骚》到唐宋诗文、明清小说，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都表现出了这种“气韵”、这种“意境”，如“建安风骨”，如杜工部的“沉郁”，韦苏州的“淡雅”，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以及鲁迅“幽默的才能，讽刺的手腕，貌似冷峭而内实热烈的气质”和“于清峻中寓朴茂，于简约中见恣放”的风格；     

"法经"思想是《文心雕龙》的弊窦

煌煌巨著《文心雕龙》一千多年来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与唐代刘知几《史通》是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两颗璀灿的明珠。儒家思想是《文心雕龙》一书的主导。所谓“法经”思想就是主张效法儒家经典的思想。儒家思想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史学思想方面，正是儒家思想贻害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在文学思想方面，儒家思想同样束缚了中国文学的正常发展。正是“法经”思想框限与制约了《文心雕龙》的思想层次，致使学术价值有限，文学意义不能估评过高，文学创作一定要走出范式化，程式化的误区。要打破儒家经典藩篱，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文学创作的阳光大道。     

儒家《诗》说与儒家色彩观

儒家色彩观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诗》说是儒家色彩观的集中体现。儒家学者对《诗经》中的色彩词语释义明确,肯定了缤纷绚烂的色彩之美。但同时“以色正礼”和“以色比德”的解诗方法也表明儒家对于色彩的认识超脱了单纯的美学范畴,而更强调色彩的社会属性和伦理道德意义。     

子夏与《丧服传》关系考论

《丧服传》与子夏的关系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老问题，对这一问题作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论述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论证子夏在儒学史上的学术地位，认定子夏具备传授《丧服传》的资质和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丧服传》与其他两部据说也由子夏所传授的儒家经典《公羊传》、《谷梁传》在文本上的内在相似性，说明子夏“传”和部分撰写《丧服传》的可能性。因此，否定子夏“传”《丧服传》缺乏理据。《丧服传》虽然不一定完全由子夏所撰作，但《丧服传》为子夏所“传”之说是基本可信的。     

从《乐记》到《声无哀乐论》——中国音乐美学的独立之旅

汉朝的建立和五行学说的风行，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力图找到宇宙论的根据，从而形成《白虎通》的音乐论体系；而《淮南子》则承庄子而采儒家及五行思想，却难以弥合其中的缝隙。汉朝的灭亡和音乐本身的发展，中断了儒道两家音乐论以政教为鹄的取向。于是在玄学大兴的背景下，嵇康以道家音乐论为基础，改造了《乐记》以“乐”为核心的儒家音乐论，初步建立了一个以“声”为核心的新的音乐美学，实现了音乐美学的独立。     

论《史记》的主导思想

笔者认为《史记》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论证。首先,从《史记》的创作动机来看,《史记》意在和儒家经典《春秋》比附。其次,考察司马迁的漫游踪迹,他探访的都是儒风炽热的地方。再次,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的主要篇目,它们彰显的是“让”、“义”等儒家的价值观。     

从“性本恶”中反叛出“性向善”的胜利——从《劝学》中看荀子的继承和反叛

荀子作为儒家最后的代表人物,既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的反叛者。在荀子的思想中既有对儒家思想的忠实继承,也有对儒家思想的决然反叛,而这两者兼而有之体现在《劝学》中。借助《劝学》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荀子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吸收,了解荀子为学的兼容与思辨,懂得荀子为人的宽容与慈悲。     

《子思子》内容考释

本通过分析当前学术界对郭店楚简儒家篇章的归属论争，提出学术界对《礼记》与《子思子》的篇章进行分隔式的划分，造成了归属问题上不必要的争执。郭店楚简中属于儒家的篇章一部分是子思及其学派的作品，可归入《子思子》；另一部分属于《子思子》释义背景的思想资源，不能归入《子思子》，但系解释子思思想来源的重要篇章。目前可以明确归入《子思子》的作品有《缁衣》、《五行》、《中庸》和《鲁穆公问子思》。     

阮籍与嵇康“以和为美”的音乐思想比较研究

从《乐论》的思想内涵与特点可以看出,“和”的理论和教化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的乐论中，所以说《乐论》承袭了儒家的思想和教化的功能。魏晋南北朝为中国文化发展繁盛时期，“和”的审美范畴也比先秦两汉更为深入。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中“以和为美”的观念中，可以看出道家思想逐渐显现，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既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又有融合互补的一面。     

从易经、易传看先秦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衍生——以孔子伦理道德思想为中心

《周易》全书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从《易经》到《易传》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先秦时期中国文化从巫术宗教向哲学人文方面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儒学和易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学派的先哲大师以易学充实了儒学,完善了儒家思想体系。《周易》经过《易传》的发展,把注意力开始集中于世事人伦上,累积了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孔子继承了《周易》中的伦理道德因子并进行了阐发,为儒家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易传》则在对《易经》阐释的基础上,发展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丰富了先秦儒家学说的内容。     

《淮南子》的古今取向与其融合儒道的文论思想

《淮南子》一书的古今取向比较复杂.从坚持道家自然主义道论思想出发,《淮南子》在其具有总论性质的篇章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崇元古倾向,故而其文艺思想也体现出与道家文论思想相一致的一面.但是在具体论述“事”“物”的过程中,《淮南子》又抛弃了论述“道”“术”时的古今取向,推崇圣代、主张乘时应变,从而对儒家思想及其注重教化、重质尚实的文艺理论进行了肯定和实际践行.而《淮南子》“通古今之事”而求治的编撰思想与目的,则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它在古今观念及文论思想上的这种矛盾.由此,其古今取向更能反映出《淮南子》对先秦诸家尤其是儒道两家文艺思想的综合性吸收和运用.     

战国初期的政治军事改革家吴起

吴起(约前440—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县西)人。出身于“家累千金”的富有家庭。他谋求在政治上发展,四处奔走,不吝千金,结果却弄得家道破落,遭到讥笑和诽谤。吴起杀了诽谤他的人,出走到邻近的鲁国,投在儒家曾申(曾参的次子)门下求学。后来,吴起的母亲死了,他没有回故乡奔丧,违反了儒家的孝道,曾申因此与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便改学军事,熟读《孙子兵法》等军事著作,用学得     

《黄石公三略》的儒家思想基调

《黄石公三略》成书于“大一统”思想确立的西汉时期,书中提出的“佚政”思想,与儒家“仁政”思想旁通;《黄石公三略》重视道德的感化作用,强调德治和人道,由此生发出的“贤人政治”思想,显示出儒家思想的精髓.《黄石公三略》的思想主旨是儒家而非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