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缘起——以少数民族的遭遇和抗争为中心的考察

美国少数民族为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长期以来他们在教育、就业和住房等方面仍遭受各种歧视。20世纪60年代美国少数民族强烈表达平等分享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诉求,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逐渐兴起。     

魁北克问题与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缘起

加拿大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国家。多元文化形成过程既造成了加拿大文化丰富的多样性未来,同时也产生了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和冲突。20世纪60年代,随着魁北克问题①的凸显,魁北克走上了脱离联邦的道路。为维护民族间的和谐与国家的统一,加拿大政府宣布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缘起之新探

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完整内涵是双语框架下的多元文化政策。其特别的内容特征折射出加拿大复杂的族群关系和政治难题。加拿大版本的多元文化政策是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总理特鲁多基于自己的政治理念,为应对魁北克政治分离主义的挑战并谋求最终化解这一政治难题而出台的战略国策。移民族群和原住民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出台中所起的促动作用,不宜过分夸大。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公民教育观

加拿大公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参与的、积极的加拿大人。相互尊重应被视为多元文化社会中加拿大人的基本素养”。首先,应该培养学生相互尊重,特别是对相异文化的欣赏、包容和尊重,通过文化的相互尊重为文化间的互惠合作提供重要的社会基础。     

加拿大少数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政策

加拿大少数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政策罗成龙（编译）一、多元民族文化的形成加拿大是一个具有多元民族文化的国家，其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土著印第安人有５０个部落，他们讲一些不同的语言，每种语言又有不同的方言。他们的生活方式分为游牧渔猎和农耕等...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与唐人街的衰落

近代加拿大唐人街日渐衰落与加政府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有密切关系。首先,多元文化主义在执行过程中,加拿大这个国家本身缺少自由开放的土壤和决断的勇气,政府对“种族平等”的概念没有做深入的解释,对“种族平等”也没有具体建议;另外,中国文化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环境中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在现实中有被加拿大主流文化涵化的趋势。因此,唐人街慢慢丧失了其海外文化中心的功能。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加拿大作为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国家,在语言教育政策领域秉承多元文化主义的治国理念,以语言教育认同观和语言教育权利观作为政策指导观,制定了多元文化主义语言教育政策。该政策为实现加拿大"多元一体"的社会格局奠定了和谐的语言基础;为加拿大各族群享有平等的语言教育权利提供了政策保证;为推动加拿大民族语言教育的新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文化多元主义语境下的普遍主义——以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为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滥觞,人们提倡文化与价值的差异、多元和特殊。哈贝马斯坚持普遍主义政治的可能,其实现依赖于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沟通,在立法与行政的合法程序中寻求共识。罗尔斯提出了"正当优先于善"的命题,在人们所信仰的多元化的完备性学说的基础上,公民就政治领域诸问题达成重叠共识。这种对话的普遍主义有待建构,能为我们支离破碎的世界提供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     

跨国移民时代加拿大多元文化课程建构——基于跨国主义与跨文化主义

跨国移民时代的到来向加拿大长久以来实施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研究者对当前加拿大公立学校官方课程所表现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国家身份均质化和赞颂式多元文化等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为重新审视多元文化教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在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的趋势下,研究多元文化教育如何影响跨国移民及其子女的身份认同、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合等问题,有必要运用跨国主义和跨文化主义理论框架对现有课程作出修正。     

多元文化主义视角下加拿大土著民族语言教育研究

以提倡保护所有族群的文化权利与资源、维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多元文化主义对加拿大土著民族语言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促成了加拿大土著民族语言教育的多元化取向。我国与加拿大同为多民族、多语言、多元文化国家,从多元文化主义视角探讨加拿大土著民族语言教育将为我国的语言教育理念与实践提供参考。     

多元文化的缘起与趋向

多元文化作为一种民族政策,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由于它的成功,很快盛行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多民族国家,并作为一种学术文化于20世纪80年代由阮西湖先生传入中国。多元文化与我国的民族平等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全球经济、文化的紧密联为一体,互联网的出现,全球信息资源的共享,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四要素终究会变得模糊,将来的社会,以“多元文化”取代“多民族文化”似乎更符合实际。     

唐代夫妻葬俗的文化考察——以荥阳郑氏为中心

葬俗是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囊括了儒、释、道、风水等各种思想文化内涵,具有教化、规范、维系、调节等社会功能。唐代的夫妻葬俗包括妻从夫葬、夫从妻葬等合葬风俗,复杂的多妻与未"庙见"者的葬俗,以及不合葬和归葬娘家等特殊葬俗。唐代夫妻葬俗成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从多元文化主义到国家认同和共同价值观——英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转向

在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对于促进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对于改善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受教育水平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多地发生的骚乱事件,特别是伦敦地铁爆炸案使多元文化主义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出于国家安全和增强各民族之间凝聚力的考虑,英国政府开始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反思,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开始转向关注国家认同和共同价值观的教育。     

红色文化的文化发生学考察：以沂蒙红色文化为中心

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在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叙事中被描述成同一模式。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意志楔入不同革命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结果．因此红色文化是整体性特征与区域独特性的统一。在此意义上,才诞生了中国红色文化的不同形态——井冈山文化、苏区文化、延安文化、沂蒙红色文化等等。以沂蒙红色文化为个案,认真考察沂蒙红色文化的发生学机制,可以对沂蒙红色文化的发生根源、发生基础、发展过程进行探讨,以深化目前学界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近代韩国开港缘起考——以韩日交涉为中心

19世纪中叶,在欧美国家的武力冲击下,东北亚地区的两个代表性国家中国和日本先后打开国门;韩国则在邻国日本的威逼下开港,其标志就是1876年2月签订的《朝日修好条约》。本文拟以韩日交涉为视角,考察韩国在外来压力下从锁国走向开港的经纬,兼论中日韩开港的互动与影响。     

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教育和美国的文学教学

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及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同传统思想的斗争。前者要求在文化和教育上更多地体现多样性,体现少数种族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文化和价值观;后者则强调文化的统一性,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及多元文化教育会导致美国社会的分裂。九十年代前后美国各界围绕文学教学中改革和反改革的争论实质是其具体体现。     

民国时期学生参与大学管理的缘起、实践与启示——以学生自治会为考察中心

民国初年,在前期自治的训练、五四运动的催生、自治思潮的传播以及民主制度的构建等因素推动下,学生逐渐获得参与大学管理权。学生自治会的成立是学生参与大学管理的重要体现和组织保障。以学生自治会为考察中心,民国时期学生参与大学管理大致经历了自由化、制度化、战时化和进步化4个发展阶段,呈现出教育性与政治性双重变奏、自治与他治相互博弈、民主性与民族性相互交织、反思与革新协同并进的发展特征。深入探究民国时期学生参与大学管理的缘起、实践与特征,对凸显民国时期学生人的形象和主体身份形成的脉络、丰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管理史研究以及推进当代学生组织高质量参与大学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中国留学生对西方汉学的贡献——以20世纪上半期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上半期,在西方汉学亟须发展的态势下,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勉力承担汉语与中国文化教学任务,为各国汉学家充当助手,提供中译外的中国典籍翻译帮助,助力各国汉学的中文文献资料建设,撰写中国题材的学术学位论文,为西方汉学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所做工作,已成为西方汉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成为近代中西文化关系史上的盛事美谈。     

清初藏书家对官修《明史》的贡献——以康熙朝为中心的考察

康熙年间,清廷重启明史馆,因史料缺乏,遂向民间广泛征书,且一改顺治年间修纂《明史》的诸般禁忌,强调所征之书虽有忌讳之语,也不治罪,这为藏书家广泛参修《明史》提供了契机。清初藏书家与《明史》修撰关联密切,从进献、借阅所藏史籍,到草拟、编纂《明史》稿,乃至审阅、考订《明史》稿本,藏书家以多种方式参与《明史》纂修,且成绩斐然。藏书家与官修《明史》的互动,反映了清初特殊历史背景下清廷编修《明史》过程中政治与学术、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的微妙关系。     

论仪式与民族文学的艺术特色——以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为考察中心

在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有大量存在于文本中的仪式。学界或是对仪式作文化学解剖,或是将仪式书写理解为场景描述。前者混淆了文化和文学意义上仪式的区别,忽略了文学的虚构性质;后者则未注意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对仪式书写可能具有的多层次意义未加深入思考。实际上,仪式承载信仰与情感,蕴含作者的民族认同,并对文本的叙事进程及结构有着较大影响,读者可通过对仪式的重视和分析,更好地理解人物,揭示文本深层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