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体集释

乐府本指古代音乐官署。“乐府”一名始于西汉，汉惠帝时已有“乐府令”。汉武帝时建立乐府，掌管朝会宴飨、道路游行时所用的音乐，兼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乐府作为一种诗体，初指乐府官署所采集或创作的诗歌，     

“汉武乃立乐府”考

考西汉乐官，分为太乐、乐府二署。太乐主管宗庙之乐，隶属奉常(太常)，汉初即已设立；乐府主管郊祀之乐，隶属少府，系武帝时所置。《史记》、《汉书》有关武帝以前“乐府”活动的记载均系泛指，实际上它们均是指太乐而言的。虽然“乐府”之名秦时已有，但西汉乐府为武帝所建，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实事。     

石林词与东坡乐府

叶梦得与苏轼门人、后人及其追随者有着复杂的情缘、学缘和血缘关系，叶梦得心中有浓郁的“景苏”情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刘意规模苏轼，特别是其《石林词》与东坡乐府有着惊人的相似，其清旷、达现的词风以及直接隐括苏轼诗文入词，用东坡词韵乃至词意作词，善于点化前人诗文典故，在“以诗为词”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已初露“以文为词”的端倪等方面，均体现出一种的特殊的创作取向。     

《拟乐府补题》初探——兼论中期浙西词派

《拟乐府补题》是清咏物唱和词集,五调五题41首,由厉鹗、陆培、张云锦、万光泰、查为仁等10人唱和而成。五个词题唱和词寓意多样。与宋末元初《乐府补题》比较,既有继承,又有背离。《拟乐府补题》为中期浙西词派词人唱和,是中期浙西词风兴盛的集中体现。     

从生成要素再论词体起源问题

当前为止,人们对词体生成或起源问题的探讨,已达到深而精、细而真、明而辨的境界。自民国时期,胡适《词选》所附《词的起源》一文开始,已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力、有冲击力、有突破性的论著。诸如郑振铎、华钟彦、唐圭璋、阴法鲁、姜亮夫、刘尧民等老一辈学者在民国时期就有所论辩,而施议对、林玫仪、王小盾、洛地、李昌集、刘尊明、徐英等学者在新时期也有探讨。新近则有木斋先生的《曲词发生史》、李飞跃《词体起源新论》、拙文《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等又涉及此问题。笔者在拜读《曲词发生史》之后,在欣赏、佩服、受教之余,觉得拙文所论立足“乐府”虽能说明词体生成时的诸多问题,但尚有须明白揭示的遗憾。为此笔者拟从词体生成要素角度结合本人与前人,特别是木斋先生论著《曲词发生史》来再进一步论辩词体起源问题,以使谜雾终散。对于“词体”的界说,笔者以为,凡是最初与各种音乐相关联,按照乐府那种倚声填辞方式,并运用原唱歌辞的平仄四声排布规则所形成的诗歌样式,均为词体作品,即词乃乐府（已包含了音乐与倚声填辞两个要素）的“格”“律”化产物。笔者以为在词体生成问题方面,诸如音乐、乐府、格律、游戏等为其四大要素。要论词体起源脱离此四大要素,势必出现含混、偏颇、武断的考察与结论。一、由作为词体生成模体的音乐来论     

简论晏几道与“以诗为词”

本文在考察分析“以诗为词”变革的内涵与演进历程后认为 ,参与和推动此一变革者不仅有范仲淹、王安石和苏轼 ,也有晏几道。晏几道宣称要追承汉魏乐府传统 ,遵循“感物而作”的诗文创作规律 ,在词学观上表现出以诗的精神和趣味为指归的倾向。同时 ,在创作实践中他也多向诗体学习借鉴 ,以词抒写情性怀抱 ,倾吐心志感慨 ,创作态度严谨庄重 ,创作技法诗化。尽管还难于达到苏轼的高度 ,但其对“以诗为词”的尝试和开拓之功同样不可否认和埋没     

论曹植诗歌的抒情性

本文在广阔的文学史时空中论述“建安之杰”曹植的乐府诗。在乐府诗歌发展史上,“三曹”有突出的地位,而曹植更以其成就卓著、个性鲜明的乐府创作雄立其间。从汉代乐府到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诗,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建安时期是变异的关捩。曹植乐府诗代表了乐府变异的趋势。曹植继承并融合了汉乐府民歌与文人古诗的传统,形成了独特的风貌,有强烈的抒情性,使抒情主体得以多侧面的展现。曹植乐府诗“词采华茂”,代表了中古诗歌的审美倾向。     

漫谈“扑朔迷离”

“扑朔迷离”这个成语是从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中：“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句紧缩而来的。在现代汉语里，这个成语是比较常用的，它的意思也是确定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这个词的解释是：“雄兔脚乱动，雌兔跟半闭着，但是跑起来的时候就很难辨别哪是雄的，哪是雌的。比喻事物错综复杂，难于辨别。”《汉语成语词典》的注释是：“‘扑朔’指兔脚乱动，‘迷离’指眼睛半闭，原指模糊不清，很难辨别是雄是雌。后来形容事情错综复杂，不易看清底细。”这个词的本意究竟指的是什么？还得放到原文中去考察。     

近三十年来《中州乐府》研究综述

《中州乐府》是现存关于金词的唯一一部词选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目前学界还没有关于《中州乐府》的学术专著出现,只有一些学者在整体谈论金元词的著作中有少部分内容涉及到对《中州乐府》的阐述研究。总体来说,目前学界关于《中州乐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州乐府》的文献价值;二是《中州乐府》的词学价值;三是《中州乐府》的编选标准和宗旨。     

A rectification of the 335 Yuefu songs in Chinese phonology (Zhongyuan Yinyun)

元代周德清是系统收集梳理元曲曲牌的第一人.他在《中原音韵》中开列了“乐府三百三十五章”,分属于12宫调之下.这个调名谱囊括了元曲的绝大部分牌调,成为此后元曲曲牌研究的起点.但它毕竟是元曲曲牌研究的草创之作,尚有粗疏之处,有重新检讨的必要.本文即根据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七“杂剧曲名”表、明臧晋叔《元曲选》所录“天台陶九成论曲”曲牌表及《太和正音谱》、《北词广正谱》、《南北词简谱》、《北曲新谱》等曲谱,对照现存元曲作品,对《中原音韵》“乐府三百三十五章”失收、误收、重收曲牌进行了辨正,共增补曲牌12章,删并曲牌18章.     

读词常识

一、词及其异名词是隋唐时兴起的一种合乐可歌、句式长短不齐的诗体。初起时称“曲子词”,“曲”指音乐部分, “词”指文字部分。词的异名较多,有称“乐府”的,苏轼     

“前乐府”及其在先秦的创作

“前乐府”是指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先秦乐府诗。现存的“前乐府”,共计为133题163首,按其篇名之所示及其音乐性之特点等,大致可分为“琴曲类”、“古歌类”、“综合类”三类。“前乐府”的作者主要由官吏阶层与普通民众两大群体组成,其中,孔子因创作了15题16首“前乐府”,成为先秦文学史上在诗歌数量上仅次于屈原的一位诗人。“前乐府”虽然题材内容丰富,但却绝少爱情之作。     

李白的歌行

李白的歌行由“古题乐府”和“非乐府歌行”两部分组成。李白七言“古题乐府”中的个人抒情之作，是李白“古题乐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在内容方面有两个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诗人自己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极其鲜明，占据着诗歌抒情的中心地位；二是抒情与叙事、与客观场景描写的结合。李白的七言“非乐府歌行”体现出抒情与叙事相结合和诗作的酬赠性质等内容特点。从歌行发展的演进过程看，李白一方面在创作“古题乐府”的过程中致力于改造乐府诗而使其歌行化、个人抒情化：另一方面，又大力创作不用乐府古题的、纯为个人抒情性质的“非乐府歌行”。前者是旧事物在一定程度上的新生，后者则是全新的艺术生命，它无疑更富有生机，更能代表歌行的发展方向。     

宋祁“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与宋初“士大夫之词”

李清照追溯歌词发展历史,以为自唐至北宋“涵养百馀年”,均呈“乐府声诗并著”局面。她批评“宋子京兄弟”,“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考宋祁创作,有声诗,亦有“乐府”。宋祁是仁宗朝雅乐建设的骨干,他“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正是宋初礼乐文化建设中“士大夫之词”创作的典型表现,也反映出“旧声”、“新声”竞相发展的态势。     

南朝乐府《大堤》之“大堤”非襄阳城之大堤

南朝乐府《襄阳乐》有《大堤》一种,为唐代《大堤曲》、《大堤行》所本,但对“大堤”的诠释,不少述不够准确。章考诸史籍,力主宜城小河镇为古“大堤”,即乐府《大堤》孕育诞生之所,襄阳城外的大堤不具备产生乐府《大堤》的条件。     

《中州乐府》与词史意识

元好问认为“词”同“诗”一样有着“史”的价值与功能,他的这种词史意识主要体现在其《中州乐府》的编辑中,这种以词存史形式的特点大致有三：诗词并录,同为史证;以传隶词,词以人存;中州取士,断代存词。元遗山的词史意识及其实践,实质上是苏轼以来词学观念革新的继续和发展,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后世词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浅谈苏轼词的婉约风格

从《东坡乐府》三百四十多首词中来看，专写女性美的（即所谓“绮罗香泽”）不下五十多首，而其中最多的是送别朋友。应酬官场的近百首小令，几乎每一首都要称赞歌女舞伎准人）。所以，在东坡全部词作中，不洗“绮罗香泽”之词超过一半以上，其他咏物的也有三十多首。现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鲍照艳情乐府探

鲍照以其突出的乐府诗创作成就在“元嘉三大家”中独树一帜。他的乐府诗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于“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外．又不乏儿女情长的艳情之作。这类艳情乐府诗题材艳冶，词句雕琢，其形成既受民间文化吴声西曲的影响，又与他的仕宦生涯有密切关系。鲍照具有强烈的功名进取之心，而一介文学侍从的特殊身份又使其艳情乐府诗歌蕴含了异常复杂的文化心态。     

“青楼”代指妓院是误传

“青楼”一词自唐宋以来多指妓院．许多古典文学作品都称沦落风尘的妓女为“青楼女子”。这其实是一种误传，“青楼”最早指帝王的住所。     

曾慥《乐府雅词》不录苏轼词之探测

宋人选宋词是我们考察宋人词学观念的一个重要窗口。然而曾慥《乐府雅词》作为现存重要的一部宋人选宋词,其所选甲乙与后世公论不甚相符,尤其是不选苏轼词,现代学术界看法不一。文章在探讨了曾慥“雅词”标准（重在词作思想内容方面的“骚雅”、“雅正”）以及苏轼词流传情况的基础上,推理论证了如下观点：《乐府雅词》不选苏轼词,并不是曾性本人的主观想法（既非因苏词不符合曾慥的“雅词”标准,也不是由于曾性另刻《东坡词》所致）,而是受当时的选源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