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陶渊明评述的继承与新变

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继承了传统诗文批评对陶渊明的叙述与评价，相关的评述基本都从传统论著中继承而来。文学革命思潮兴起后，对陶渊明的叙述与评价发生了新变，陶渊明成为了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的代表，对陶渊明的评述有了新角度、新理论。文学史中的陶渊明评述对中国传统诗文批评有继承又有突破，文学革命思潮影响下的陶渊明评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外来理论为陶渊明的评述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思路。     

“戏台里喝采”：胡适的新文学史自述

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到30年代的文学史自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胡适在分析五四新文学发生原因的时候，和陈独秀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胡适在他的文学史自述中，淡化了文学革命中“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意义，淡化了近代的白话运动，从而突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胡适的文学史自述是“戏台里喝采”，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学史写作。     

胡适的文学改良理论述略——新文学史学习札记之一

在叙述本题之前,应先交代一下时间的界限。文学史家们关于新文学史的分期与历史学家对于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分期,有着不能完全一致的见解。但不论谁都不能否认:《青年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声叫喊;新文学的自觉尝试在一九一六年前后就开始;《狂人日记》的发表使鲁迅成了新文学的真正开山。而这些,都是在“五四”之前就发生的。实际上,从《青年杂志》创刊到“五四”之前这期间,文学革命运动已逐渐显示出相当的声势。其中,胡适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他提出了文学改良理论。本文正企图对《青年杂志》创刊到五四运动这期间的胡适的文学改良理论作个简略的述评。     

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迁

文学史叙述的历史是文学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史,文学史叙述常被文学观念所左右,它成为文学史叙述的潜在支配力量,这是造成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历史演变的潜在原因;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学观念常与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成为文学史叙述的决定支配力量,而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并不是客观真实的文学史叙述,因此,超越特定时期、特定地域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叙述的潜在支配而回归"文学本体",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才是科学合理的文学史叙述。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是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基础;而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又是科学性分期的关健。对于这个问题,文学史家们的见解大体是一致的,都认为一九一七年《新青年》发动的“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科学。我们认为,文学革命并非起于一九一七年的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倡导,而是起     

时代语境与文学史叙述——以曹禺的《雷雨》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与时代语境是紧密关联的,文学史叙述重点的变化反映了时代语境的变迁。以文学史对《雷雨》的叙述入手,以点带面,可以探寻文学史叙述的规律与得失。     

《甲寅》周刊上的宋诗遗风

新文学史话语叙述中,"甲寅派"代表着反对新思潮的军阀势力,是文学革命运动的"反对派",很少有人注意到,《甲寅》周刊在创作旧诗、维系旧文学方面,有着流派的自觉,《周刊》上的诗可视为"同光体"辐射下的宋诗余韵,延续着晚清"海藏诗派"的一线遗脉。     

还历史的本来面貌——评“五四”文学革命性质和起点的争议

“五四”文学革命又称新文学运动,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几十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起点问题,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议。有人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胡适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和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文学运动。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钱玄同也说:“适之是现在第一个提倡新文学的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

"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次重要的文学运动.而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革命 恋爱"小说,正是知识界主流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的产物.从这一文学模式的产生与发展变迁来论述"革命 恋爱"小说的意义与价值.     

初期“社会型”新文学史叙述形态论

"社会型"文学史叙述是初期新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形态,它在文学史叙述中多用时代、社会等外在因素阐释新文学的历史,文学史叙述形态多采用"编年体"文学史叙述模式;相对于"文体型"文学史叙述而言,"社会型"文学史叙述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这易造成文学独立性、审美性的丧失,使文学史叙述失去客观、真实而走上偏狭之路。     

历史"祛魅"后的社会历史批评

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历史观服从于历史总体性的规约．服从于历史宏大叙事的逻辑原则。而新的历史观则认为历史是一种阐释，具有开放性，它服从于阐释者的理论视城和立场。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基于它的历史观，文学因此被历史化了，文学叙事具有历史元叙事的特征。而新的文学观则强调文学的叙述功能，叙事是一种象征，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是反映关系而是想像关系。社会历史批评应该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吸收新的理论养料完成对自身的改变和补充。     

以大历史观叙述文学史实——以“五四”文学的历史叙述为例

论文以"五四"文学的历史叙述为例,旨在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应该打破既有的叙述逻辑,在全球化、殖民化的大背景下叙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演变;通过引入"大历史观"增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纵深,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肌理;要有"后视"的历史自觉,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史史实及其深刻影响,还原文学史的纵深维度。     

董之林的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综论

在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领域,董之林提供了一种回返本原的研究与批评范式,即在文化网络中对文学史和文学现象进行历史的研究、审美的批评。为此,董之林在治史观念上,试图以双向反思的方式探勘历史相关性的＂缝隙＂;在叙史方式上,试图以多种方法宽而微地体悟历史细节并审美叙述;在叙史主体的建构上,试图以守护方寸、反抗虚无的自我矛盾体确立一位学者在这个混乱时代的存在方式。     

文学与叙事之维的历史存在——论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理论拆解了文学、历史与哲学之间的藩篱,从而将史学批评转向了对叙事活动本身的观察。在他看来,历史只能以叙事的方式存在,而叙事则是一种有目的的组织意义的过程。这便使得有关历史的研究具有一种文学叙事学研究的意味。这一理论创见,对于史学研究以及一切有关历史的文本化叙事活动的研究都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中国文学史"的遮蔽与"区域文学史"的空间——以"现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传统文学史在历时的同一性叙述规范中遮蔽了文学史本身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区域文学史在共时性的层面上把文学史的幅度大大拓宽,展现了更为丰富、生动的文学景观,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被传统文学史同一性遮蔽了的差异性和散落在文学史叙述缝隙中的丰富性,具备了进入文学史课程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文学史叙述的角度和要求。但是区域文学史也不能只是本地区作家作品的简单罗列和集合,而应该从作家的个性世界、本地区的社会状况和自然的物质世界等方面出发,呈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学史文本。     

"重述五四"与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逻辑

文学史事实并不是某种单纯的、中性的知识概念,相反,作为一种不能再现的既往之事,“事实”永远都是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历史产物。因此,何种说法能够作为“事实”在文学史上得以呈现,实际上取决于何种权力操纵的话语拥有表述的权威。基于这一理论前提,所谓“重述五四”实际上是考察作为“当代文学”雏形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以及“延安文学”对狭义的“现代文学”,即“五四”新文学所做的历史评价。以期从前者对后者颠覆性的阐释、言说与重构中,揭示文学转折中“现代文学”裂解,“当代文学”建构的历史面貌。     

社会主义革命与重庆文学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庆学运动，经历了从学边缘重返中心，到从学中心重落边缘的发展过程，而《红岩》的革命叙事与“绣花鞋”故事的“民间叙事”，则分别表明了重庆学运动革命化与历史化的可行性限度，显示出地方化资源对于区域学发展的重要性。     

两汉文学批评之史书体论析

史书体是两汉文学批评重要的言说方式，其体制又可细分为史传体、史赞体和史志体三类。史传体批评主要是以“叙”为外在的语言呈现，寓“论”于“叙”中；史赞体批评则以“论”统摄．兼具抒情、叙事：史志类批评以目录方式结撰文学批评。开后世文集类批评文体之先河。     

重返现场:“十七年文艺”的建构

"十七年文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视作一个自然时间的发展段落和不证自明的分期标准,通常是指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巩固时期的文学以及相关的文学样式。但回到历史现场,"十七年文艺"的生成、演化与重构实际上经历了从"人民的文艺"到"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规划和设计、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文学史的同步叙述和建构、最终作为"文革"的"他者"而被规定和确立的过程。通过这样的回溯,"十七年文艺"内在的规定性亦随政治语境的变迁而不断生产出复杂的面向,应该被视作文学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概念。     

叙事秘密与传媒霓裳

中国市场化背景下发生的传媒时代是诗意匮乏的年代，也是想象和秘密匮乏的年代。叙事有秘密叙事和非秘密叙事的区分，文学叙事不同于一般叙事而深入人心的地方，是用想象来隐藏秘密，当市场化的现实多于想象、传媒叙事夹杂着各种日常性和实用性侵入文学叙事时，文学叙事的诗性秘密被削弱了。传媒叙事产生的常常是实在情景，而文学叙事产生的是想象情景，想象情景是不能吃不能用的。一般叙事常常带有文学叙事的因素，又不带有文学叙事的秘密，它们常常歪曲了文学叙事升华生命的诗性情景，将文学叙事变为与现实一致的平庸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