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的反中庸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楚辞中所表现的屈原的反中庸思想,与儒家的中庸思想背道而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决不仅仅是儒家的思想文化,其中也还有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方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包括他的反中庸思想。如果儒家的中庸思想可以视为主张灵活性的话,那么,以屈原为代表的反中庸思想就是要坚持原则性。灵活性与原则性、刚与柔,相反相承,完美结合,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健美的一面。中国屈原学会的同仁,应该大力宣传、普及楚辞作品,大力提倡屈原反中庸的精神,为使我中华民族精神更加健美而努力!     

论屈原的主人意识

屈原虽无主人身份却以主人自居,具有强烈的主人意识,除其与楚王同姓这一最根本的原因之外,这主要是由周代贵族诗人的影响、楚人的民族传统、屈氏家族的传统家风以及其自身的教养与经历所致。中国封建社会的士人虽然景仰屈原的为人、同情其不幸遭遇,但毕竟无保留地认同、效法者少,原因亦在于他们自居为帮忙者,缺乏“主人意识”。学者们对屈原言行———尤其是其死不去楚的解释之所以不能让人心服,关键是囿于屈原的身份之争而未虑及其虽无主人身份,却以主人自居、具有强烈的主人意识之事实。屈原的“主人意识”虽不能同我们今天所说的“主人翁精神”划等号,但无疑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极为难得、特别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从屈原到宋玉的四大转型

宋玉是战国晚期楚国著名的辞赋作家,历来与屈原并尊为"中国文学之祖".但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而宋玉则是楚赋的代表作家;屈原所创作的楚辞重抒情,而宋玉所创作的楚赋重体物;屈原喜犯颜直谏,宋玉好微辞讽谏;屈原崇高伟大,宋玉自然亲切.从屈原到宋玉,实现了由楚辞向楚赋的转移、由缘情向体物的嬗变、由直谏向曲谏的发展、由崇高向世俗的回落.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文学的重大转型,对后代作家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屈原爱国主义形成的原因

屈原爱国主义的形成,客观上是因为楚国历史悠久,有独特的语言习惯、民情风俗和爱国传统,另外,屈原时代,楚国由盛转衰,内忧外患,危难当头:主观上是由于屈原的家世观念、学识才干、品德修养和长期的社会实践经验。     

论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唐南贬诗人诗作均有屈原情结.刘禹锡、柳宗元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突出怨愤精神;元稹、白居易理性较强,对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意志;韩愈与李绅通过与屈原悲惨遭遇的比拟,抒发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偏重于个人情怀的表现.初盛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是中唐诗人的渊源,二者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中唐时的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屈原的反腐倡廉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屈原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命名的我国第一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反腐倡廉思想是屈原生命的叙述轨迹,其核心是依法治国,实现公正公平的美好社会。屈原反腐倡廉的思想除了坚决、修身、内省、端操、求索、无悔之外,还提出了既遵道而得路的路径和现实相结合的反腐强国途径。屈原对腐败有清醒深刻的认识,坚决反对和批判现实的历史的和所有的腐败,因此具有现代的普世价值。     

论屈原的内政改革思想

本文结合历史背景,论述了屈原的内政改革思想(1)"举贤授能"主张;(2)"修明法度",以法治国思想;(3)由楚统一天下的理想,由此论证其改革思想的进步意义.     

论《管子》的民本思想与灾害救助问题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齐国稷下学宫集大成著作《管子》中蕴含了丰富的灾害救助思想。《管子》在"以民为本"的指导思想下提出了以富国强兵为基础的全方位的灾害救助思想,其灾害救助政策反映了争霸背景下战国群雄的治国思想。     

屈原知识结构刍议

屈原的知识结构是庞大的、有序的,其形成因素是多元的,这一知识结构对屈原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多方的。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屈原的知识结构及其形成因素,对当今的人才培养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屈原忠君思想的新思考

否定“恋君情结”论,说明在屈原作品中,爱国高于忠君;理想圣王与现实昏君的矛盾使屈原作品中的感情经历了忠诚—忠怨—忠愤的过程;屈原用独立人格对待国君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并分析了屈原忠君爱国思想形成的原因。     

认识屈原和表现屈原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对大型人文纪录片《屈原》拍摄的几点意见

为了准确把握屈原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应该注意以下十大关系,即：①屈原和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圣贤的关系,②战国时代与春秋及春秋前社会以及秦以后社会的关系,③楚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④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⑤屈原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关系,⑥屈原的政治才能和文学才能的关系,⑦湖北湖南与战国时期楚国其他地方的关系,⑧真实的屈原和文化传承中屈原形象的关系,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⑩学术性与普及性的关系。     

司马迁屈骚批评析义

司马迁与屈原均以宏文名垂千古,但屈原之“志”为“存君兴国”,即通过君王来实现其“美政”理想,把楚国的事情办好;司马迁之“志”是撰著《史记》,以期名垂后世。屈原“无我”,司马迁“为我”;屈原无心插柳柳成荫,司马迁则是有意栽花花盛开。     

《离骚》当作于顷襄王八九年间

本文指明汉人对《离骚》的创作年代,均有作于怀王和顷襄王时期的自相矛盾之说,并无“均在怀王之世,决无作于顷襄王时期”的“宏观”定论;《离骚》所透露的诗人年岁及“椒、兰”喻指,应在诗人将及“老”年且子兰当政时期,而不能在子兰尚未当政的屈原早年“初疏”时期;以诗中浪漫想象所显示的诗人所在地点及诗中出现的“南楚”、“湘潭”一带土语,证明诗人创作《离骚》时不在汉北或郢中,而是在“南楚”沅湘之间;并引秦汉之际律法证明,屈原时代,实行的是有爵者以“年五十六”为“老”的“告老”退休制度,由此推测诗人之作《离骚》大抵在将临五十六岁老年,且齐相韩夤尚未受命赴楚为相的子兰当政时期,即顷襄王八九年间。     

浅议瞿秋白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思想渊源

瞿秋白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理论,以及后来的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人的文艺理论,此外还受到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苏联早期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这些众多的思想渊源,都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瞿秋白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形成。     

巫文化视角：楚艺术审美解读

巫文化是中国文化现象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原始文化的主要构成。文化概念一般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就楚文化而言,楚艺术代表物质文化,巫文化是楚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楚艺术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离不开楚巫文化的研究,其思想表现形态主要有降神和通天。楚国巫文化影响下的楚艺术同中原北方地区相比风格特征迥异,其造型夸张、构成抽象、色彩繁复,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奇幻之美。     

《哀郢》“陵阳”解

《哀郢》＂陵阳＂一词的解释历来存在分歧。＂陵阳＂虽在汉代才置县,但在商代就是重地,春秋时即为吴越名邑,战国属楚也是东楚名邑,出土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今天的青阳县即原汉陵阳还有许多的姓熊屈景昭的人,可以推知当时这里是熊屈景昭姓的聚居地;再联系屈原流放图,是可以从郢都连接到陵阳的;而且还有《远游》中＂南巢＂可以作为旁证。＂陵阳＂一词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有误,洪兴祖《楚辞补注》认为＂陵阳＂为原＂丹扬郡＂下的＂陵阳＂的看法是对的,屈原流放时到过陵阳。     

屈原流放汉北考

屈原在楚怀王十六年至十七年期间被迫离开郢都来到汉北,其所游历的地方,至少包括郧襄一带。在离开郢都即将踏上流放汉北之路时,即怀王十六年,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在汉北期间,即怀王十七年,他创作了《抽思》。     

原型的还魂与召唤——从分析心理学角度解读屈原被放逐后的生命轨迹简

屈原被放逐后,南蛮之境的原始荒凉改变了他的心理状态,激发并复活了他的集体潜意识,原生态的楚地巫歌更使他癫狂与迷乱,圣贤原型还魂并召唤他最终融入自然的怀抱.     

汨罗屈子祠当代祭屈原文梳理

在远古的人类社会,人们选择用祭祀的方式来对神灵顶礼膜拜,以求降福免灾。祭祀屈原的历史进程中,汨罗江和屈子祠起着独特的地标性作用。本文追寻屈子祠的历史沿革,在窥视历史的祭祀中,就屈子祠当代祭屈原文作一次梳理,并选取七篇祭文逐一进行介绍和赏析。     

论文士的浪漫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阮籍和屈原比较

在阮籍和屈原的身上,都表现出同作为文士的浪漫品格,又有不同,源于两人独特的秉性与才情。屈原的自恋和阮籍的放达就是这种浪漫品格的具体表现。其次,两人的诗赋都表现了游仙之思,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屈原的仙界是个体情志的幻化,人神杂处;而阮籍的仙界则表现为一种永恒之在,仙心与玄思合而为一。最后,屈原的诗赋总体上表现为一种积极浪漫主义的风格,阮籍的咏怀诗则表现为一种消极浪漫主义的风格。这既是个性差异使然,也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