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背景下的汉语研究

在符号学理论研究中,索绪尔、皮尔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单位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概念,即符号的所指;一个是音响形象,即符号的能指。在语言符号中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不可论证的。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研究的出发点。     

论语言结构的意义功能

论语言结构的意义功能任明瑞士著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其中的概念叫“所指”，音响形象叫“能指”。受这种科学化意义上的语言符号观的影响，语言研究当然地走入了形式化的误区，把语言仅仅看成是一...     

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再思考

语言符号任意性作为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支柱,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然而随着语言研究由内部语言学向外部语言学的转移,学界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问题也提出了不同的争议,总括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否定和肯定性观点,笔者论证了两个问题:1.语言符号两要素音响形象与概念联系的任意性、不可论证性;2.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并不因后来的“约定俗成”及其可论证性而丧失,它始终存在。     

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符号学思想

符号是人或人类社会本真存在方式的显现.卡西尔说,人是符号化的动物,符号是人的本质,是自然宇宙与符号宇宙的一个中介.而海德格尔干脆认为,语言符号是人类的家园,是人类存在之家,是文化传统的水库.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统一体.他所说的能指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是能指所表示的概念.     

浅析索绪尔能指和所指的意义

索绪尔将符号定义为能指和所指即音响形象与概念结合所构成的整体。此概念的提出对符号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简单分析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及其任意性,并通过具体的事例分析说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帮助语言学习者更深刻理解他们含义。     

原始语词意义的非客观化特征

索绪尔曾认为,语词是能指和所指,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统一,能指和所指构成了语词的意义结构.这是否意味着语词从一开始就是表达概念的,语言思维和概念思维是没有区别的?事实上,语言思维和概念思维是有区别的.语词的概念功能是在其历史发展中逐渐获得的,是语词概念化的结果.在原始人那里,语词笼罩在情感的氛围和神圣的魔力之下,他的意义结构是非客观化的.原始语词是音响形象和神秘意象的统一.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异质语言间的思维差异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语言的第一原则.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异质性必然会导致"音响形象"的差异,这种差别也同样说明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本文在此基础上着重从心理实体的差异和缺省分析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异质语言思维上的差异,以及思维差异产生的原因.     

草原文化的符号表征：蒙古族题材影视剧中的音乐音响

蒙古族（内蒙古）题材影视剧中的音乐音响,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有声的语言符号参与了蒙古族（内蒙古）题材影视剧对草原文化的建构与表达,是蒙古族（内蒙古）题材影视剧呈现草原文化的符号表征。本文从音乐的旋律、音乐音响的风格、音乐音响的运用及乐器配乐方面出发,探讨草原文化的符号表征：蒙古族（内蒙古）题材影视剧中的音乐音响。     

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价值概念的认识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而其价值概念和系统理论又是密切相关的,他的价值概念是理解其系统理论的基础,因此对其价值概念的认识在语言学的研究和学习中至关重要。文章分别从概念（所指）、物质（能指）和符号的整体三方面来分析语言符号的价值概念,从而对其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语言是有关价值的符号系统。语言价值来自符号系统中语言要素之间的多种相互关系,来自系统中的差别和对立。     

贺兰山岩画符号的类型及其组合运用

贺兰山岩画是联结概念和视觉形象的、能所统一的视觉语言符号系统。就能所关系而言,整个贺兰山岩画里基本上存在着肖似、意象和抽象三种符号类型。包含着明确具体的指称关系、摹态关系的属于肖似符号,主要包含着表现关系的是意象符号,而指称或表现的对象是人的精神领域的则是抽象符号。贺兰山岩画里肖似符号的大量存在,使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单个个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细致的了解和把握。而意象符号尤其是抽象符号的并存,特别是它们与各种肖似符号的组合运用,最大限度地突破了象形贺兰山岩画在形象和时空上的限制,增强了它的表意能力。     

符号学视阈下的花语

把符号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始于索绪尔符号学思想。后来其研究对象逐渐从语言符号扩展到了服装、电影、身势语等。能指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索绪尔的音响形象,而是扩展到了语言之外的各种实体。花卉在人类心目中总是被赋予一种象征意义,成为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花卉及其象征意义分别是一种能指和所指,其组合具有符号的一般特征,因此花卉可以被视为一种符号,而花语也就是一个符号系统,有着它独特的意义潜势,花卉符号的价值也在横组合纵聚合关系中得以体现。     

视觉语法视域下科技主题封面的国家形象建构——以《北京周报》为例

期刊封面通常是图像和文字符号相结合的多模态语篇,在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以视觉语法理论为框架,对2012至2021年《北京周报》科技主题封面的多模态符号展开意义分析,考察图像符号的视觉框架设置,结合图文符号揭示中国科技形象的意义生成及其传达。研究表明,《北京周报》科技主题封面主要运用了创新、驱动和赋能三种视觉框架,借助视觉语法的再现、互动和构图三大元意义,展现出科技形象的现实图景,创新了科技形象对外传播的视觉符号,建构了与时代共融的中国科技形象。     

音乐符号的抽象与言语声态

音乐符号与言语声态之间存在着某种抽象关系。音乐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言的感叹、诗的嗟叹、歌的咏唱的基础上逐渐抽象独立出来的。音响符号的“非语义性”、“非人声性”,以及形式的上高度理性化、明晰化,内容上的高度感性化、模糊化的特征,反映了音乐音响符号与言语声态符号剥离后呈现出的高度纯化的符号特性。     

对索绪尔的音响形象及其相关概念的认识

本文试图从古典音位学和生成音系学的角度讨论索绪尔在其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音响形象”和与其有关的概念。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考虑他的语言学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索绪尔对语言现象的理解和Durkheim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mind)”这一社会学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索绪尔看来,作为语言现象的言语活动是一种社会事实,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但     

惠特曼《草叶集》的诗学语音学分析

诗学语音学是研究诗歌的韵律及音响的理论。文章以惠特曼《草叶集》为文本,以诗学语音学为理论依据,通过诗用语音分析、节奏韵律、音响形象、语音修辞等方面分析解读《草叶集》的诗语特征。     

音乐活动:人以美的音响符号进行情感交往的特殊方式

音乐活动是作曲家、演奏家和欣赏者以美的音响符号为中介进行的情感交往的特殊方式。在音乐创作环节中,表现为作曲家主体的本我的情感与物化为他我的符号文本的情感的自我交往;在音乐演绎环节中,表现为演绎者与作曲家以乐谱符号文本为中介的心灵—精神交往方式;在音乐欣赏环节中,则表现为聆听者通过音响符号这个中介与演绎者和作曲家进行的心灵—精神的双重交往。     

透过形象广告中的符号解码区域形象神话——以安徽形象广告为例

区域形象是区域重要的无形资产,区域形象神话是现代性神话的重要体现,而区域形象广告片是塑造区域形象和区域形象神话的典型方式。探讨区域形象广告运用符号塑造区域形象神话的编码机制,并以安徽形象广告《美好安徽 迎客天下》为例,通过符号解码,发现区域形象广告通过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形成了神话的内容、多元符号形成了神话的形式、文化符号的简化和强化形成了神话的意义。     

音乐活动：人以美的音响符号进行情感交流的特殊方式

音乐活动是作曲家、演奏家和欣赏者以美的音响符号为中介进行的情感交往的特殊方式。在音乐创作环节中，表现为作曲家主体的本我的情感与物化为他我的符号文本的情感的自我交往；在音乐演绎环节中，表现为演绎者与作曲家以乐谱符号文本为中介的心灵－精神交往方式；在音乐欣赏环节中，则表现为聆听者通过音响符号这个中介与演绎者和作曲家进行的心灵—精神的双重交往。     

信息交合论:现代文教学的一股清泉

在现代文教学中,要实现最优效果,一个语文教师,除了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外,更主要的是善于选择教学媒体。根据信息论的原理,“媒体”是指运载、携带信息来往于信息源与接受者之间的任何东西,而“教学媒体”是以教会别人为目的传递信息的任何东西。从传播理论可以知道,一种教学内容信息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符号去呈现。如:文学符号、语言符号、静止图像符号、活动图像符号,以及其他一切目视符号和音响符号,而不同的信息符号对教学内容信息都有不同的呈现功能。现代文教学,主要是通过文字符号、语言符号的呈现,使学生感知到信息源的存在,教师借助对信息源的分析,使学生明白其中所蕴藏     

教育是怎样一种符号活动——皮尔士对于教育内涵、外延的符号学揭示

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对于重新理解与阐释“教育”概念的一些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由他的符号概念我们可以延伸出“教育是一种符号传递及生成的活动”这一本质认识,他对于“普遍范畴”的划分、符号的三重划分(符号三分)等理论还引导我们对“教育”概念的内涵、外延及概念内部的关系进行重新梳理与整合,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域打开对“教育”认识的一个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