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下的师生关系——以清末四川新学为例

清末是四川近代教育体制逐渐建立的关键时期,也是传统师生关系向近代师生关系过渡的初始阶段。通过对清末四川新学师生关系的考察,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在新式学堂里的师生关系呈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如师生平等思想的传播、学生群体意识的觉醒等,有助于在新教育体制里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如学生过分关注自我、摒弃"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等,对后来师生关系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的文化适应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例

少数民族农民工是城市中的特殊群体,异地就业文化适应的难度比一般农民工更大。该群体异地就业文化适应不仅事关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事关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本研究以凉山彝族异地就业农民工为例,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以及十二个维度分析其异地就业文化适应状况:每个具体维度适应程度各异,但有规律可循——越浅层越表面的东西越容易适应,而对于语言文字、谋生手段、消费方式以及较深的制度与精神层面的适应相对艰难和缓慢。     

从传统庙会谈当代发展庙会民俗文化旅游——以四川庙会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为例

庙会作为一种传统民俗的表现形式,是地方性宗教精神、区域特色、生活习惯、人文传承和经济活动等要素融合的产物。目前,庙会民俗在传统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中尚未获得应有的挖掘、利用。挖掘和创新庙会的文化内涵,强化庙会的综合文化与经济功能,打造一批大型传统庙会,可为促进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构建重要平台,对于推进文化旅游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历史名人公众关注度差异性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启发——以首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为例

历史名人的公众关注度差异性,是确立区域文化产业差异化定位和构建差异化竞争力的关键动力。而这种公众关注度差异,可基于多项大数据结果建立一套以公众综合关注指数为核心的历史名人公众关注度综合评价体系。据此评价体系,首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的公众关注度显著可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且在地域、年龄、性别、学术的公众关注度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有助于优化产业定位和文化内容创作生产,加速四川文化强省建设;也有助于驱动研究转化,建立产业深度创新机制,从而提高四川文化的软实力。     

隐君子=大作家？——以托马斯·德昆西为例

19世纪,鸦片滥用成为英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从18世纪末开始,由于殖民地印度种植鸦片获得成功,导致鸦片价格下降,加之专家们对鸦片的矛盾观点以及一些医生的不负责任,鸦片使用逐渐流行。据史料记载,英国每年进口成千上万磅鸦片用于国内消费,而1860年之前英国对鸦片的销售不加任何限制。鸦片几乎被普遍视为包治百病的良药,万能的止痛药,就像今天的阿司匹林,是可以随便买到也并不昂贵的非处方药,当然,此时的鸦片基本指药用鸦片酊,后来,当鸦片变得可以像烟草一样吸服时,其功能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变成纯粹为追求感官刺激的享乐品,其性质也由药品转变为毒品。     

论清代圣谕宣讲与白话宣讲小说——以四川地区为考察中心

清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并不仅有话本小说,还有一种独特类型,即白话宣讲小说,它以《跻春台》为代表,包括近几年陆续发现的《照胆台》、《救生船》、《萃美集》、《辅化篇》、《大愿船》、《保命救劫录》、《救劫保命丹》等作品白话宣讲小说是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一种独特类型,它产生于清代圣谕宣讲的背景之下,是民间宣讲圣谕和善书留下的案证故事集及改编本。白话宣讲小说不是话本小说,以《跻春台》为代表的这些作品与话本小说在起源、创作目的、文体特征等方面     

服饰中的宗教遗迹——以鄂温克服饰为例

<正>一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不是个人心理的任意表现,而有其产生的历史渊源、社会根源和某种使用功利目的,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反映。服饰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它又是世俗化的宗教礼仪,是连接鬼神与人间的媒介。有了宗教,并不一定就会产生服饰;但没有宗教,服饰是不会这般绚丽多彩、引人入胜的。正因为有了宗教,服饰才感通着天地人神,才蒙上神秘的面纱,让人类百思不得其解。服饰的多维起源中,宗教文化始终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动源。天地鬼神感应,观像悟道,整合     

家规家法中的家庭关系——以徽州为例

正在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朝代的更替,宗族组织也越来越制度化、规模化及地域化。尤其是明清以降,宗族组织更为繁盛,而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更是如此。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缩小化便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家庭个体,而这些家庭是建立在一定婚姻形态的基础上、结合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同居、合产、共爨"的社会个体,这些共祖的社会个体聚集在一起,便形     

古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以衣食住行为例

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开始后的两三个世纪里，罗马公民的衣食住行是比较简单的，大都过着简朴的小农生活。他们习惯于躬耕田亩，以清茶淡饭、简朴的衣服和简陋的住房为满足，即使是执政官这样的最高级别的官吏也不例外。然而随着罗马对外大征服，特别是在公元前2世纪征服富庶的希腊和东方诸国后，巨大的财富和可供役使的奴隶源源不断地流人罗马国内，使罗马人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诗歌中的地理意象及其来源——以新发现的四川越溪清代诗人吴绍游为个案

吴绍游是清末举人,出生于四川省威远县越溪镇(一说新场填),创作有许多以诗文为主体的文学作品。由于他的作品并未正式出版,只是收录在当地的《吴氏族谱》中,所以流传不广,也没有能够进入文学史。《吴氏族谱》中的17首诗作,主要描述本地山水,这涉及地理意象及其来源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诗歌史上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大学生上网状况调查与分析——以四川理工学院为例

本文旨在运用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大学生上网的整体状况,通过对问卷的具体分析,讨论学生在利用网络方面的利弊得失,针对学生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侗族春节祭祀调查报告——以贵州省天柱县溪口村为例

正侗族的传统民间祭祀活动是几千年来侗家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产物,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侗族民间祭祀活动的原动力是民间信仰,这种信仰是历史积淀的延续,是客观世界还未被人把握之前人们的心理安慰和精神信仰。侗族祭祀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贵州省天柱县溪口村至今还保存着春节祭祀的习俗。通过对溪口村春节祭祀活动     

清末州县警政与地方秩序——以重庆为例

清末新政,推广新式警政为其重要一环。作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商埠,重庆的警政办理处于领先地位。警政办理的经费以地方筹集为主,警察的职责包括维护地方治安、移风易俗、引导民众改善卫生等方面。重庆警政的办理虽得到部分士绅的支持,但地方州县的保甲、团练对此却有所抵触。同时,警政办理过程中还面临财力和人才缺乏的困境,在地方的推行举步维艰。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以南京为例

正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特别的审美习惯,蕴藏了一个民族深刻的文化根源。     

诗歌没落时代的现实意象——以刘永馨诗歌为例

诗歌写作是一种灵魂的事业,它关乎我们的心灵,关乎对人类精神空间的探索。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近20年的中国诗歌,大多落入到了一种简单的、实用的、庸俗社会化的现实写作之中,过分强调现实感,并且只在社会、人伦、民族、国家这样一些层面上,表达一个诗人对人世的看法。很多当代诗歌的精神空间太有限,心灵维度不丰富,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复杂性远远不够。刘永馨远涉自然行吟歌唱,她在对现实超越的同时,并没有将辉煌的现存世界抛弃,没有将读者抛弃,这是诗人成熟的清醒的回归。诗人旷达的人格境界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完美自足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读着这些生气勃勃、清晰敏锐、富于个性的诗章,读者获得的是自由和鼓舞。     

家风塑造与社会互动——以客家古村落培田为例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饱含了浓郁的优秀文化基因,具有明确的道德指向性,是聚落社区明达事理的保障。客家古村落培田至今逾600年,现存的八修四印族谱记录了吴氏家风形成的历史脉络,反映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传承上的完整逻辑。以历修《培田吴氏族谱》为线索,重点剖析了克勤克俭等家风形态,并通过家箴、家训、家法、族规、公益社章程等载体全面梳理了培田家风形成史。家风的塑造是民众(尤其是社区精英)丰富的文化创造力与国家集权的正统并存共谋的历史缩影。     

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的田野考察——以兴安村为例

兴安村位于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的西南边陲,地处鄂、湘、渝三省（市）交界之接合部,东邻湖南桂塘,西连重庆大溪,是典型的＂鸡鸣听三省＂之地。这里聚居着土家族、汉族和苗族等多个民族,以土家族居多,约占总人口的85%,家庭住房建有吊脚楼的农户占60%以上,吊脚楼成独居或成群居之势,以古朴实用之态点缀山山寨寨。     

战国时期燕国兵学文化摭谈——以苏秦为例

<正>战国时期列国间烽烟不断,干戈不息。那个动荡的时代固然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苦痛,但也激荡出思想文化空前繁荣活跃的景象。兵学因各国统治集团的刚性需求,成绩尤斐。燕国作为"七雄"之一,因国力较弱,在实际战争中成功的范例不多,再加上僻处北隅,文化也不很发达,留下来的兵学著述不多,故世人对其兵学成就关注不够。但燕国能屹立于强国环伺之中,且一度有南陷强齐、北却东胡的壮举,显示其兵学有与他国相比独具特色——用间。本文拟通过对灭齐时的关键人物     

仪式中的象征与结构——以周城诞生礼为例

本文通过对云南周城白族村的诞生礼仪的描述和解读,揭示了作为生命周期仪式开端的诞生礼所承载的意义与象征,并由此指出,仪式与社会秩序与结构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