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诗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一、儒家“诗教”的内涵“诗教”这一提法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达,《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1]p1609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我们知道《礼记》一书是由汉儒整理的西汉中期以前先秦儒家的理论著述,见于《礼记》的“诗教”主张虽然不能证明是…     

论孙应鳌的诗歌创作

孙应鳌的诗歌创作,其艺术特色或基本风格是儒雅纯正、深厚真切。这个特色或风格,主要从他一贯坚持正统的儒家诗教、以“理”入诗,接受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等方面表现出来。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首先,在诗歌创作中贯彻儒家诗教观念。在孙应鳌看来,儒家诗教最重要的一点是,诗的创作必须坚持“思无邪”的原则。他认为《诗经·关睢》一诗,“为修身齐家之诗”(《四书近语》卷三),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诗,这样的诗就可以“淑身心,理性情,察伦物”(《四书近语》卷五),达到诗教的目的。孙应鳌创作的诗均本于此,所以他的诗篇符合诗教要求,显得儒雅纯正,没有失之哀、淫,没有轻靡妖艳之词。他在做京官的时候,写了几首“雅颂”之诗,正是他贯彻诗教的具体表现。他为皇帝授课以后所写的《辟雍》诗十二首,就几乎同《诗经》中的“雅”、“颂”差不多,全是些歌颂升平、承欢颂德、述志抒怀的教化诗。例如:     

释■

《说文》四篇下云: “衡,牛触,横大木其角。从角从大,行声。《诗》曰:设其福衡。(?),古文衡如此。”王筠《说文释例》云: “衡之古文(?),《玉篇》作(?),是也。(?),角之古文也。石鼓作(>),古盖作(?),向右者变而向左耳。”毛公鼎之衡字作(?),其中之(?)亦从角从大,与《玉篇》合。然则衡之古文(?)原是(?)之变体,是从角从大的会意字。     

《韩诗外传》无关诗义辨正

《四库全书总目》由古文经学立场,判定《韩诗外传》无关诗义。《韩诗外传》断章取义的解诗模式是先秦儒家孔、孟、荀通经致用、弘扬诗教的正脉。《韩诗外传》的编撰目的、编排体例、解释立场都是围绕儒家诗教的宗旨而展开,《四库全书总目》对《韩诗外传》无关诗义的误判应该从今古文斗争与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去理解。     

六诗古义解

《毛诗》“六义”之说,本于《周礼·春宫》:“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序》因之,称为“六义”。郑玄注“六诗”曰:“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     

唐人《诗》学观与柳宗元古文创作

初唐陈子昂所引领出来的古诗运动,确实影响到古文运动的发展,这是因为初唐文人继承汉儒经学传统,重视《诗经》导扬讽谕的功能,且形成了一个写作群体。从陈子昂、杜甫、白居易、柳宗元一脉相承的《诗》学观念看来,他们将美刺讽谕、反映现实的"比兴"手法,视为儒家诗教的主流思想,并具体落实在创作中,成为一股改革文风、功不可没的力量。柳宗元比韩愈更能运用比兴观以从事古文讽谕写作。他肯定"文有二道",其中之一是"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因而大量创作讽谏当世的《种树郭橐驼传》、《捕蛇者说》等文章,他所谓"本之《诗》以求其恒"的"恒",正是来自《诗经》的传统而后创作出具有永恒感染力的古文作品。     

“本之”试析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在谈到写文章的方法时,作者连用五个“本之”句来强调他取法五经的体会:“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这种“本之”句课本对此没有作注,教师讲解时往往为此犯难。这五个“本之”句的结构是一致的,“本之《书》以求其质”一句,是一个陈述句,句中的“以”连接“本之     

《文选》研究四题

《选》“难”本独立为类,“临终”本“诗”之子类;《古今诗苑英华》的“犹有遗恨”,指其未能达到“集其清英”的目的与体例上不像后来的《选》那样兼收其它体;《选》不再收何逊诗乃因其分量比《古今诗苑英华》少了三分之二的缘故,这与刘孝绰的“忌避”和《选》的体例如何无关;以《头陀寺碑》之得人《选》为刘孝绰“有意图的徇私情”一说,是断不能成立的。     

朱熹在“《诗》教”思想上对欧阳修的借鉴

欧阳修与朱熹分别是北宋与南宋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教”名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传承关系。朱熹继承了欧阳修对待“汉学”的科学态度,将欧阳修“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的“《诗》教”原则体系化,对欧阳修《诗本义》的成果多有借鉴,从而实现了《诗经》研究与《诗经》教化上的“集大成”。     

代圣人立心--孟子"《诗》教"的特征分析

“《诗》教”是儒家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始终。先秦儒家“《诗》教”作为其源头,对儒家“《诗》教”的发展具有奠基的作用。其中,孟子的“《诗》教”受到“圣贤救世’’的历史观和“诗言志”的《诗》学观念的影响,呈现出“代圣人立心”的特点。具体地说,就是以“温柔敦厚而不愚”为目标,选择有关圣贤王道的诗章作为教育内容,并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方法论。     

诗文互补教学例谈

所谓诗文互补教学,实质上是拓展阅读的一种特殊形式,相对于一般“文”与“文”、“诗”与“诗”之间的拓展,“诗文互补”是“文”与“诗”相配,“诗”用“文”相补,珠联璧合,相映成趣。能够在课堂教学有限的时空背景制约下,开掘比较丰富的教学资源,生发较大的教学效益。其对象可以是同一作家的作品,如教陶渊明《桃花源记》,顺便佐之以《桃花源诗》（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教王勃《滕王阁序》,     

欧阳修对朱熹“《诗》教”思想的影响

欧阳修与朱熹分别是北宋与南宋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教”名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传承关系。朱熹继承了欧阳修对待“汉学”的态度,将欧阳修“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的“《诗》教”原则体系化,对欧阳修《诗本义》的成果多有借鉴,从而实现了《诗经》研究与《诗经》教化上的“集大成”。     

陈毅赋诗教子女

“诗教”,似乎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方式,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凡擅长诗词者,对其子女晚辈,常常“教”之以“诗”,乃是一种文化品位颇高的家教传统。在《陈毅诗词选集》中,就有两首“教子诗”,其一为《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其二为《示儿     

诗教的魅力

诗教的魅力●王乃声董淑荣“诗言志。”运用诗进行教育，称作“诗教”。诗教，堪称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朵奇葩。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明代王阳明也主张“每日轮值一班歌诗，其余静听，每五日各...     

“诗家夫子”别解

盛唐诗人王昌■称“诗家夫子”,盖出于同辈人的戏称,然史籍阙载,无以复按。《后村诗话》云:“史称其诗句密而思清。唐人《玻璃堂图》以昌龄为‘诗天子’,其尊之如此。”“诗天子”或为“诗夫子”之误, “其尊之如此”,是刘克庄对“诗夫子”的一种理解,未必符合原意。当代文学史家称王昌龄“诗家夫子”,则本之于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昌龄工诗,缜密而思清。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盖尝为江宁令。”“江宁令”为“江宁丞”之     

夏商周三代美育思想与礼乐文化

夏商周三代,礼乐教化的主要目的都是培养与血缘宗法等级奴隶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夏商时期原始的混为一体的“先王乐教”在西周时期已初步分化为“礼教”、“乐教”、“诗教”三种形态：“礼教”指与宗法等级政治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化、艺术化的教育;“乐教”即《周礼》所说的“乐舞”之教,主要是指音乐与舞蹈教育;“诗教”指《周礼》的“乐语”之教,“六诗”之教。可以说,西周礼乐教化观念已达到充分自觉的程度,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对贵族子弟和国民进行艺术教育。     

说“诗教”

我国曾被誉为诗的国度。“诗教”,堪称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朵奇葩。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在他看来,“诗教”的目的在于“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基于此,他写下了一千三百多首诗赋,对其弟子进     

《尧典》九族今古文异说的解释

<正> 《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汉代今文、古文两家对于“九族”的说法完全二样: (一)欧阳·夏侯的今文说,“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尚书正义》引)① (二)马融·郑玄的古文说:“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经典释文》及《尚书正义》引)《诗·葛(?)序》:“周道衰,弃其九族。”《毛传》:“九族者,据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孙。”《毛传》讲法也属于古文派,跟马融、郑玄的古文说相同。     

从《凯风》蒙耻看《诗序》流弊

一、《诗经·凯风》篇的本义：是一篇儿子们未能尽力回报母亲养育深恩和期望而自愧自责的亲情诗。本为盛赞母爱的诗歌杰作。二、汉、宋经学的玷污。《诗序》等无端地诬蔑诗中母亲：“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欲去嫁也”。《诗序》流弊很大，一直危害到今。三、《诗序》谬说经久不破的儒家诗教、经学师法、家法等原因。四、《凯风》诗的正确古义，汉晋唐宋人多奉为“千古母仪”，朱熹后来也公开改变观点，对母亲发出“不胜凯风寒泉之思”     

从《王西厢》到《金批西厢》——分析金圣叹戏曲理论之"立言之体"

金圣叹“以文律曲”批评《西厢记》,使得《金批西厢》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其批本目的就是“教天下以慎诸因缘也”和“教天下以立言之体”,就《金批西厢》和《王西厢》的异同,来看金圣叹戏曲理论中的“立言之体”,尤其是偏重于分析《借厢》一出的人物形象,从而去体验金批本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与金圣叹“立言之体”的文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