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对《诗经》训诂学的开拓

钱钟书在《诗经》训诂研究中点燃火炬，开辟新路：突破了“以古证古”的局限，把《诗经》放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下进行释义，从而获得更丰富的训诂资源；把《诗经》训诂与美学，心理学，民俗学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从而使传统训诂学焕发出新的生机，总结出许多新鲜的训诂理论，为录代《诗经》训诂学的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他的贡献不仅有利于当代训诂学，也利于中国阐释学的建设与发展。     

二十世纪考古发现与《诗经》研究

本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二十世纪考古发现对于《诗经》研究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第一，纠正《诗经》传本之误；第二，贯通《诗经》字训诂，参证《诗经》名物制度；第三，提供《诗》三百篇的社会化背景信息；第四，帮助深入全面地考察《诗经》学史。章回顾了二十世纪诸多学人以出土物校读《诗经》取得的突破性成果，结合丰富的例证，论述了古物材料对于《诗经》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     

台港的《诗经》研究——《20世纪诗经学》之十

台湾的《诗经》研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诗经学研究的延续。研究的内容有：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诗经学基本问题和语言训诂研究、诗经学史、《诗经》注释和作品分析；本文也简介了香港的诗经研究。     

论《泽螺居诗经新证》对《诗经》故训的继承和发展

《泽螺居诗经新证》是近代学者于省吾先生借鉴《诗经》故训所取得的成果,是《诗经》训诂学史上一次大胆而卓有成效的尝试,是20世纪《诗经》训诂领域极具开拓性的一部大作。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泽螺居诗经新证》对《诗经》故训的继承和发展,以期总结出其训诂成就。     

戴震《诗经》研究方法简论

戴震的《诗经》研究与前贤、时贤相比，除了具备传统治《诗》方法的训诂字词、疏通章句以外，还善于运用当时比较先进的方法。例如：注重因声求义，善于归纳义例，利用金石材料和语法修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特点，这些方法对后世《诗经》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闻一多的《诗经》研究

闻一多新颖独到同时又功力扎实的《诗经》研究,成就了其在现代《诗》学史上大师的地位.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以寻求《诗经》本身“诗”的本真面目为终极目的,综合运用训诂学、现代语法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精神分析学等多学科方法,在文字校勘、词义训诂、意象解析中渗入审美阐释,在极大破坏传统《诗》学的同时重建《诗经》阐释系统.闻一多的《诗经》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体系为后人广泛借鉴.同时,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论《诗经》解读中的一个惯性的误区——从《甘棠》的释义之争出发

程俊英、蒋见元先生的《诗经注析》对于方玉润《诗经原始》中《甘棠》一文的训诂及逻辑问题进行了反驳,针对"伐"、"败"、"拜"三个字的解释,产生了异议,并断定方玉润"盲从宋儒之说"。然而《诗经注析》中对于此诗逻辑的解释也很难称得上准确,因此需要通过对诗经不同译注版本的对比,通过对《诗经》风格的整体把握,进行一次新的探讨。在探讨之中,应当找到形成这两种错误的根源所在,和错误本身所体现的思维惯性,从而纠正对《诗经》的某种误读。     

评王船山《诗经稗疏》

《诗经稗疏》是王船山研究《诗经》的代表作。《诗经稗疏》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名物训诂的辩正上，纠正了朱熹《诗经集传》中不少错误。这与他的学识渊博、考证详审和明察事理、格于物理、审于文理等多种方法的运用有关。它的成就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思想方法的局限，在思想内容的阐释上，一味尊古而显得“卫道”，比朱熹保守、落后，影响了他对《诗经》研究的总体成就。     

以韵诵《诗》——陈仅《诗经》文学诠释

陈仅蔑弃以考据训诂解《诗》之法,倡导从《诗经》用韵入手,诵《诗》以会悟其情其趣。他认为,《诗经》是后世诗文用韵之祖,归纳剖析《诗经》用韵情况,并从用韵角度析论《诗经》中诗歌的章法结构及用韵造成的节奏之美、艺术特色。陈仅以韵诵《诗》,注目于＂《诗》之为诗＂的诗歌属性,是对《诗经》的文学诠释。     

从《蒹葭》接受史看《诗经》诠释学特征

《诗经.秦风.蒹葭》从西汉以来,在不同的诠释中,其主题由"刺襄公诗",一变成为"怀人诗",再变而为"爱情诗",其魅力之处正在于它创造了"求而不得"的企慕情境。诗中关键字句的训诂,如"伊人"、"溯洄"、"溯游"、"宛在水中央"等也因之而发生相应变化。可见,《诗经》作品意义的生成有赖于具体的诠释,而《诗经》本意的研究过程正是一种"去障化"的过程;《诗经》诠释学有其独立的文化价值。     

朱熹的读《诗》方法论

朱熹《诗经》的研究成就之所以超越前人，在于他有一套与汉唐学用经学方法解读《诗经》不同的学读诗法，他认为读《诗》应从吟咏性情入门，注意《诗》的体裁和表现手法。他将读《诗]泊过程分为虚心熟读本；择各家注解，晓名物训诂；体身玩味，推类义理三个阶段，从求诗人本意入手，最终推求出圣人垂教之意的理学结论。这种从学出发的读《诗》方法，最后仍挣脱不了理学的桎梏。这是由他“格物究理”的理学目的所决定的。     

论王夫之的治《诗》特点与方法

王夫之《诗经稗疏》在考证名物训诂方面,多依《毛传》《尔雅》,不从《郑笺》,驳斥朱子,引证精确,足以补《传》《笺》诸说之遗。王夫之广征博引、言必有征的考据学风,多闻阙疑、以俟后人的治学态度。文献与目验相结合、文字与音韵互相贯通、以史释诗、史诗互证的论证方法和手段,为《诗经》考据学进一步发展开拓了门径,直接促进了乾嘉考据学的繁荣。当然,王夫之运用文字、音韵、训诂方法治经,是为了实现其通经致用的最终目的。     

杨简《慈湖诗传》的阐释特征

杨简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陆九渊的高徒。《慈湖诗传》是杨简在《诗经》方面的论著，是宋代直接宣扬理学思想的《诗经》研究著作，也是废序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在《诗经》名物训诂方面有独到贡献。杨简怀疑《诗序》对诗篇的解释，用心学等思想解释《诗经》，导致了对诗义的随意曲解。     

论宋仁宗时代的经筵讲《诗》

经筵讲读是宋代学术史上的重要现象,对宋学形成和发展有推波助澜之功。将包括《诗经》在内的经筵讲读制度化是从仁宗开始的,这一时代的经筵讲《诗》在继承《毛诗》、《郑笺》的基础上,时有发挥,有着明显的通经致用色彩,其诠释方式也体现出由名物训诂为主向义理诠释为主的过渡趋势,对其后《诗经》宋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文体”与“体格”——朱熹《诗经》文体论解读

朱熹把“文体”与传统的“音韵”、“训诂”注《诗》重点并置,充分体现了他自觉的文体意识。《诗集传》对《诗经》文势相贯特点的重视,是对毛诗《传》《笺》《正义》的继承;而对《诗经》辞气的整体把握、对“温柔敦厚”的伦理意识所形成的含蓄文体风格的提倡,则是重涵养功夫的理学视野为朱熹带来的对前人的突破。有关体裁分类的辨析,朱熹引当时诗学已普遍使用的“体格”观念入《诗经》学,认为大小《雅》是对固有音乐典范的再创作,并将风雅正变与文体风格的正变关联起来。朱熹有关《诗经》的文体批评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诗经》研究的一些浅见－《诗经通译新诠》商兑

黄典诚教授《诗经通译新诠》，在《诗经》的普及与研究方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力甚深的新，此本着《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精神，从对《诗经》原的校勘，句读，章句的分析等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和依据，与黄典诚教授商兑。     

博采众长独出新见--陈子展《诗经》研究简论

陈子展秉承乾嘉以来“实事求是，无微不信”的优良传统，沿着闻一多等现代学者“融合古今，贯通中西”的治学思路，自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结合现代科学知识，博采众长，对《诗经》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诠释与解析。《诗经直解》是其毕生心血的结晶，堪称《诗经》研究史上的众出之作，使诗经学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了长足发展。     

顾炎武古音学思想之继承与阐释－－高树然《诗音》研究（一）

《诗音》，清人高树然所作，成书于清代古音学蓬勃发展并不断趋于成熟的时期，目前尚未发现有关此书的研究材料，它将上古音分为14倍，平上去10部，入声4部，按韵尾的不同将平上去分为宫、商、微角、羽四类。但全书仍依《广韵》顺序安排韵目，以部为单位分，各部录入部所包含的《诗经》韵 字，这些韵字又按它们在《诗经》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安排，每个韵下都列举《诗经》中以此韵字为韵脚的所有诗句。《诗音》可看作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对顾武《诗经》用韵研究较系统地探讨总结的古音学著作。     

《诗经》内外文化研究述说

当前《诗经》研究呈现出一种无序性。为此，首先应对《诗经》内外化研究在概念上予以确立；从内容上予以划分。其次对《诗经》内外化研究概况和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和把握。再次对《诗经》内外化研究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探讨。为未来《诗经》的研究和发展确立方向，形成体系，表现出《诗经》研究自己独有的风貌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