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爲梁啓超的政治思想與政策設計

本文從康有爲代擬的間普通武奏摺作僞説起,試圖説明:根據现有的可靠的史料,康有爲、梁啓超在戊戌變法期間究竟提出了什麽樣的政治主張和政策設計?这些政治主張和政策設計背後的政治思想是什麽?對康、梁来說,政治思想同時也就是學術思想,他們的學術思想及其發展脉络爲何?由此再來思考戊戌變法的性質,若要説明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梁的政治思想,須辱其源頭,溯及康早期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由此而展示其發展過程、,本文詳細叙述了康有爲學術思想、政治思想及其發展脉络,并借助梁啓超的言論,找至此期康的"大同三世説"的基本邏輯與主要内容,以"大同三世説"的觀念來理解其政治思想,尤其是"君民共主"的思想本文對康提出的"議郎"、"制度局"及其變種,作出了更加符合康本意的解释,若要判断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有爲、梁啓超的政治主張,不能只看其大方向,而要查清其全部政策設計,除了大枝大葉外,細細碎碎也不能放過本文詳細叙述了康有爲歷次上書的具體内容,説明康的核心思想是建立一個能與光緒帝相對平等對話的、參預高層政治决策的、以康本人爲核心的機構,來主導改革運勤;同時也説明了康、梁對科舉、學校、譯書方面的内容比較熟悉,其改革建策亦被清政府所采納;他們設立政府經濟部門、專利法等項建策,清政府交給職業官僚;而關於財政與外交,康、梁没有相愿的知識,建策多爲不妥甚至失誤,清政府也没有采納。康、梁是優秀的燮法倡導者,却不是合適的新政策略家由此,作者得出结論:戊戌變法是以西方化爲方向、以强國爲目標的改革運動;而康有爲不是能將中國政治帶上軌道的人,戊戌變法若真要這得成功,仍會有許多磨難。     

康有爲七上皇帝書:背景與志趣

康有爲上清帝七書,不僅是其個人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也是研讀近代中國政治變遷無法繞開的重要資料。但是由於康有爲一直游離於政治與學術之間,他的一些記録既可以作爲歷史文獻看,又因其政治家的立場而解釋稍微失真。因此,仔細考訂其上清帝七書的背景與志趣,討論其原初訴求與其後來解釋之間的差異,仍具有學術史的意義。     

説“絜矩之道”

《大學》"絜矩之道"作爲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法則,與孔子及《中庸》所論"恕道"内涵相合,因此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本文指出,"絜矩之道"或"恕道"根源於孔門對"直道"的理解,并與禮的"施報"觀念相通。而在《孟子·離婁上》中,則演化爲一套以道揆、法守等觀念爲中心的系統的政治儒學。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不僅有助於領略孔門政治學説的精義,同時也可以理解其學術演變的一脉相承。     

常與變:以五大變局重建中國歷史宏大叙事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宋恕與經學:經世學近代學術取向 兼論《六齋卑議》與清末變法思想及“瑞安新學”

周予同教授曾把"六經之學"分爲"經、經學、經學史"三種。這三種學問既是從周秦、兩漢到近代的演化過程,也是傳統學者在學術更新運動中的自覺努力。近代變法思想家宋恕主張把"經學"講作"經世學",再從"經世學"中發展出經學、史學、西學和法律學等現代專業學科。這個"四門"和"六齋"學科分類貫穿於宋恕在龍門、金陵、求志等改良書院中的教學實踐,用此方法引導到"新學"——現代學術。本文循着經學—經世學—新學的變法路徑,考察宋恕與章太炎、孫寶暄等人交游,并清理戊戌變法前後"滬學"、"浙學"、"粤學" "湘學"在"經今古文之争"的各條綫索,以一種"經學史"的眼光來審視"經學"、"經世學"如何轉型爲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專業和學科。     

“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學術思想覈论

“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機遇與挫折

正事興而謗至——中國的先覺者的命運向來如此。本來到光緖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的春夏之時,清政府的改革決心也大起來了,對陳寶箴領導的湖南新政,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條件。可是恰在這時,湖南的守舊勢力卻向新政發起了攻擊。導火綫是時務學堂和《湘報》,同時也由於朝野上下變革和反變革的勢力的矛盾呈白熱化趨勢。雖然,此事前後有一個從學術思想論爭到政治打拼構陷的愈演愈烈的演變發展過程。     

宋學的内聖轉向與《四書》學身心工夫

北宋前期的宋學學者均以復興儒家内聖外王之道爲目標,但是,隨着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宋學主流對王安石的政治批判和學術懷疑進一步加深,他們逐漸更爲强調内聖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宋儒反對走王安石從《五經》尋求富國强兵的外王路綫,轉向從《四書》在尋求内聖工夫。宋代士大夫的内聖追求推動了宋學思潮的轉向,與此同時也推動了《四書》學身心工夫論的建構和發展。宋儒的身心之學不僅僅是道德修身的德性學問,同樣也表達了個體存在的終極關懷。     

自述治學之經過

湯炳正是章氏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八十三歲時所撰的此文,回顧自己少年時代如何"狠讀",而在鄉鄰前輩的啓迪下,萌從事學術研究之志;說明其"求學北京"時"最喜歡跟前輩的名流學者相往還",然負笈蘇州師事太炎先生後,才真正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治學與行誼兩方面均受其深刻的影響。如"没有堅實證據,决不立說;没有獨特見解,决不行文",成爲他终身謹守不渝的戒律。并"經常對學生强調說:‘一個學者,要能在本學科中解决幾個歷史性的難題,才算是對學術的貢獻;否則陳說連篇,即使留下幾十本皇皇巨著,也是没有意義的’"。其一生學術經歷坎坷不平;而治學之多變,乃缘随着時代的發展,"我又在探索着自己前進的道路"。其治學特色可概括爲:"於小中見大,於果中求因,於现象中探規律。"另外,其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期間,在學術問題上,從不把個人的主張强加於人,而是努力營造寬鬆的學術氛圍,提倡百花齊放。     

蒙文通的“經子關係”思想探論

在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思想體系裏,其經學有廣、狹二義,廣義經學包括儒學、孔學、漢代經今古文學,狹義經學指西漢今文經學。其子學也只是諸子學之約稱,而非《四庫全書總目》四部分類意義上的子部學問,故其子學很少涉及佛學的内容。蒙先生在價值立場上推崇廣義的經學,但就中國學術的發展與創新的動力而言,他提倡“經子交相發而後其義可備”的經子關係思想,對於子學中的墨學及其對漢代新儒家形成之意義的闡發,道家道教思想、學術史、著作的整理、研究,均做出了度越前人,啓迪來者的重要貢獻。透過蒙先生“經子關係”思想側面的研究,其中藴涵的“作爲方法的周秦諸子學”的思想精義,有待進一步發掘與深化。     

梁啓超與《節本明儒學案》

一 引言 梁啓超(1873-1929)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選編的《節本明儒學案》一書,可能因爲是"節本"之故,一向少被研究梁啓超生平和思想者所注意,也未受到研究《明儒學案》者所研究.但從書本的內容以及著作目的等處看,此書與梁氏同年所著的《德育鑒》一書,其實與他在逃亡國外時期的政治志業有着莫大關係,而《明儒學案》原書正是他致力於維新運動時的主要思想源泉.本文從《節本明儒學案》的著述背景及內容特色的研究,探論梁氏對清末中國政治前途的感想和主張,對同志的期待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體會等事.     

經學史上的獨特景觀 論晚清公羊學的理論創造活力

對於影響深遠的"經學"不能籠統地看待,而應當歷史地、辯證地建立起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傳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二十世紀初以後)。這不僅對於經學史研究,而且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今文公羊學在東漢以後曾長期消沉,但因其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諸項精義,至清中葉以後國内外危機四伏之時,公羊學遂得以復興,與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唤醒國人認識專制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吁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有爲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爲近代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内,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傳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内在基礎、内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難危局面、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鍵時期。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爲"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理學工夫論的“德性之知”

"德性之知"的提法是理學"成聖"工夫論中一個核心問題,與"德性之知"相對應的概念爲"見聞之知",德性之知見聞之知的對分是普見於中國儒釋道思想中的一組概念的變形。大傳统的三教論述中,都曾提出一種由心體發出而可切入物之本來面目的無知之知,與此"無知之知"相對照的即是由感官發出的"見聞之知"。儒家兩種知的分别始於張載、程頤,兩種知的提出和兩種性(羲理之性、氣質之性)的提出乃是同一套工夫的兩個面向,@是一種對新的人(亦即人的無限性)的想象,它們啓示了一個新時代的到臨。本文探討底下問題:兩種知的内涵,朱子何以避免使用"德性之知",王學的良知與德性之知的關聯。本文除了涉及理學史的脉絡外,也探討了"知悟性"、"物自身"理論的問題。     

馬一浮易學管窺

一 究明經術 對馬一浮先生的研究,目前實仍處於泛說階段,論者大抵僅能就大方向論其學術匡廓與規模,說明其性質,對於內部問題還較少探究.最明顯的,是其經學. 大家都知道馬一浮學宗六藝、以六藝攝一切學術,可是說來說去不過介紹馬一浮先生此一態度而已,對於他的六藝之學具體內容如何,其實論析甚少.馬先生在辦復性書院時,曾以“講明經術,注重義理,欲使學者知類通達,深造自得,養成剛大貞固之才”為宗旨.開講日亦明以“經術義理”之學示諸生,可見其六藝學,具體說也可稱爲經術義理之學.     

張開網絡:權势轉移裹的胡適與張忠紱

1935年前後,獨立社最初社員相繼離開北平,社内人事被迫調整。新晋社員裹,張忠紱成爲胡適因應國際局勢的左膀右臂。作爲後獨立評論時期社内唯一的國際問題分析專家,前者携其專業知識和學術素養,恰好契合彼時胡適研究遠東局勢尤其是中日關係的急切需求,影響了他對日思想的重構。反過來,胡適遴選張忠紱於1937年9月共同赴美開展國民外交一舉直接促使後者"棄學從政"。諸此交互聯結,其内在邏1首推於"權勢網絡"本身的發展流變。同時,進入共時性脉絡中既豐富了個人研究,也得使該時段大歷史進程得已更多的闡釋空間和張力。     

學人寄語

正今年9月9日是湯一介先生辭世兩周年忌日。想到先生說過的許多話,頗多感慨。上世紀90年代,湯先生曾與一位比利時大學生對話。問,湯一介爲什麼不說自己是哲學家?湯曰"這個問題得由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來回答"。本世紀初,湯先生在《我的哲學之路》自序中再次寫到,那一時期的普遍看法是,只有馬恩列斯、毛澤東等幾位偉大領袖才可以被稱爲哲學家。"其他人只能是哲學工作者。他們的任務只是解釋這些偉大人物的哲學思想'。并且,這類解釋往往是政治的,簡化的,而不是哲學的。比如全部哲學史就只是存在與意識、唯物與唯心、進步與反動的簡單歸類。不能指望人人都是哲學家,但卻應當主張,每一個     

方以智的逃禪及其前兩期行實

研究方以智繞不開對他的逃禪行爲及其禪學思想的研究。對於方以智逃禪時間,本文的新主張是始於他1647年的"自爲僧",而并非他公開披緇的1650年冬。最初的逃禪,他雖没有對外宣言和公告,却在詩歌中流露了所思所想和複雜心情。對於方以智逃禪行實,他禪學思想的演變和發展,可分成前期一(隱遁期)、前期二、中期和後期,本文圍繞前兩期,考察方以智的逃禪始末,進而對他後半生的學術立場和信仰歸屬給出判定。     

《近代學術集林》總序

正前賢身困道彌亨每展新編輒眼明——馬一浮一《近代學術集林》主要匯編影印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學者著作,這是中國學術隨着社會發生根本巨變的時期。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1898年,經學大師皮錫瑞爲同心會作序,即因學派不齊、議論不一而感慨系之:     

“滋陰”,還是“扶陽”:易代之際的醫風嬗變

王朝易代之際,社會文化往往同時發生劇烈轉折,醫學同樣如此。本文不同程度涉及宋元、金元、元明、明清之際的醫風嬗變問題,經由"扶陽"與"滋陰"兩個脉絡的交叠出現,展開針對"醫道—治道"如何彼此"應象氣化"的考察。二者之間的共振互攝不僅是理解中國醫學發展史的别致管道,也爲我們理解中國思想史的變遷提供某種有趣而不乏深刻的借徑。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